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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父、种田、跑街、受辱……他,还曾是香港唯一的全国人大常委!

2017-06-30 毕亚军 华商韬略



文丨华商韬略 · 华商名人堂  毕亚军

1997年6月2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发言人宣布,香港特区将告别英治授勋设立特区勋衔新制,以标志香港回归祖国后进入历史的新纪元。


大紫荆勋章(Great Bauhinia Medal,简称GBM)则是该授勋制下的最高荣誉奖励,今日起,华商韬略将陆续分享4位大紫荆勋章获得者的故事。


今天的主角是首批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曾宪梓先生。



1

曾宪梓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州扶大镇珊全村。


4岁时,因为已在泰国做生意的父亲不幸去世,曾宪梓便开始了“每天稀饭都吃不到”,“有难关,自己过”,“你瞧不起我,我做给你看”的苦成长。


曾宪梓的母亲有难得的远见。她咬紧牙关,磕着响头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但念完小学后,母亲便再也无法供孩子们上学了。


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则放牛砍柴,翻地种田。


直到新中国成立,命运发生了逆转。


“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苦,家里情况也不好,要多关照。”


靠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曾宪梓从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开始,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在东山中学,曾宪梓含着泪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夸下一个海口:将来要给学校捐一座更漂亮、高级的大楼。



“从17岁到27岁,国家养了我10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


功成名就之后,这成了曾宪梓回忆人生的开场白。



2

1961年,曾宪梓被分配到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不久,人生轨迹又被改变。


已去泰国的哥哥,因父亲当年在泰国的遗产与叔父发生了争执,要他前往帮忙。


1963年5月,曾宪梓告别广州,转道香港,前往泰国。


“踏进港英那个桥头时,心里很难过。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了吗?回头望望那个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暗地里发誓,出去以后,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在香港一个姑姑家做了9个月保姆后,曾宪梓才想办法去到泰国。


看见哥哥和叔父为钱争得互不相认,受共产党教育的他,十分痛心,当即宣布自己完全放弃一切财产,然后两边劝和,调停了斗争。


之后,他往返于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


再之后,他借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帮其经营领带作坊,但不久就被当时可谓相当不懂事的哥哥、嫂嫂容不下:


“让我们走,快点走,即刻走。”


被嫂嫂驱逐的那晚,曾宪梓和妻子黄丽群一夜没睡,两人既无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努力,小心翼翼地做人,这人生还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宪梓到贫民区找了一处房子,向哥哥提出还是希望回到厂里工作,但哥哥拒绝了。


痛心不已中,他卖掉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做领带到唐人街卖。



3

1968年春节前,曾宪梓回到香港,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家人团聚,但房子还没着落,已不想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就跟随到了香港。


愁眉不展之际,叔父辗转汇来一万港元,解了燃眉之急。


春节还没过,曾宪梓就已找到一个60平米,既可住、又可做工的房子,办起了一个名叫金狮领带公司的小作坊。


开工时,他手中已只有6000港元了:房租花了1000多;感谢姑姑当年的收留花了2000;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


“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50元,一个月就1500元。4个月吧。”



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即便马不停蹄,每天也都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机中度过。卖一打领带才能赚10元,曾宪梓夫妇必须每天做出并且卖掉5打,才能养活得了家。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拼了。


“老给别人赶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但我下了一个决心,卖不到60条就不回家,我要学怎么做生意,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饭。”


那期间,曾宪梓的汗水洒遍香港每个角落,包括马路上的地摊小贩,也要找机会套近乎,问问是否能帮忙代销。


那期间,曾宪梓六口之家每天的菜钱只有1港元。轮到他买菜,更节省:“买8角钱,觉得不能一下子将这1元钱全部用完。”



4

不达目标不回家的坚持下,曾宪梓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


首先被改变的是总挨骂的情形。


一次,他到一个做西服的洋货部推销,刚进门,老板就大声斥骂。走出店门,曾宪梓差点流泪痛哭。


但,哭没有用。


他找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总会挨骂?是自己做错了?还是有钱人都这么不好?如何才能不这样?


第二天,曾宪梓穿西装打领带,什么也不带,再次去了洋货部。


“等店里没人时,叫了咖啡两个手送上,‘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对不起,惹你生气了。我今天是特意来跟你赔礼道歉的’。”


老板有些不可思议,他说:奇怪,一般人给我骂了永远不会回头,我昨天那么严厉地骂了你,你还专程来道歉。”


一翻诚意交谈后,老板告诉曾宪梓,“你做生意,我也做生意,我有客人在这里,你来以后,影响了我对客人的招待,所以就骂你,赶你


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不但买我领带,还给我建议。”


再后来,一想到骂过、赶过自己的人,都能成为主动跟自己要货的客户,曾宪梓就充满了信心,他的路也越走越宽。



5

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主流市场,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售卖。


熟悉门道之后,曾宪梓决定,要把香港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


第一步是到大百货公司买回最流行、最高档的四款国外名牌领带,将其拆到不能拆,对其内外用料、剪裁、缝合、图案、颜色、商标进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


第二步是把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国领带,按照原有的缝合方式恢复原状。一遍又一遍地剪裁、一遍又一遍地缝合,直到掌握这些技术。


第三步是自行生产。



苦战几十个昼夜后,曾宪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国高档领带布料生产的高档领带。拿出4条,跑到一家熟识的百货公司经理面前:


“这8条领带,4条是我向德国订购原料自己做的,4条是在你这里买的外国名牌。现在请你不要看商标,分辨一下,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买来的。”


经理比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来,曾宪梓趁热打铁,把四打领带送进这家公司,和外国名牌摆在了一起。不到一个星期,经理便打电话给他:


“赶快再给我送四打来。”


初战告捷,曾宪梓决定将领带打入更多百货公司,但其他公司一听是香港货,直接拒之门外:“不是名牌,卖不出价钱。”


不平之下,曾宪梓决定自己做一个名牌出来!


第一个要做的是改名字。当时的香港赌风盛行,不少朋友都劝他,将广东话发音为“金输”的“金狮”改名,“金输金输,什么都输掉了。”


冥思苦想之际,机会就来了。


一个做推销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门玩,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



旅行中,曾宪梓想出了新名字:“金利来”,也打开了香港主流市场的门。


整个过程,用情很深,用心也深。


“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悉,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一起玩,到澳门以后,我就请客,结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这一步,通常的想法是,该谈领带了,但曾宪梓不急。


“交上朋友,他们不问,我也不主动说,我是干什么的。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聊天,不谈买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但从第三个月起,曾宪梓开始等待对方的一句话。


不久,他就等到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部长问我,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里打电话,说你去推销了,你推销什么啊?”


曾宪梓坦诚作答,“我是家庭手工做领带的,推销领带。”


部长说,“我们需要啊,你拿来看看,如果合适,我们买。”


“三个月,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之后,金利来,火起来。


再之后,金利来成了“男人的世界。”



6

1973年,香港遭遇经济萧条的冲击,百货公司纷纷限额购货,很多以百货公司为渠道的工厂或公司受此牵连,经营不济,甚至关门破产。


但危机之下,曾宪梓的生意却逆势上扬。


他逼自己想了一个办法——一个可以载入商业史的新办法、大办法。


曾宪梓找到百货公司商量:“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供货,自己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老板们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又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宪梓就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比把货卖给他们再由他们卖,生意高出五倍。”


不久之后,曾宪梓发明的这个方法,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模式之一,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专柜模式。


谈及这个经历,曾宪梓说:


“我一个不懂生意的人,要做好生意靠什么呢?靠脑子。我看到什么,我想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马上拿出个办法出来。所以,企业家的脑子,是不能停的。”


专柜模式让曾宪梓化解了危机,也开启了金利来更快速的规模化成长。



至20世纪80年代初,金利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皮具、男士配饰,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


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上市。此后,金利来迅速火遍神州大地,“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7

1978年,内地可以回了。


曾宪梓第一时间回到家乡,兑现他在东山中学,在港英桥头的誓言。


虽然资金并不宽裕,他依然毫不犹豫给母校东山中学,捐赠了大量教育设备设施,以及崭新的教学楼,还送给当地政府两部汽车。


乡亲们依然极其落后与贫穷的景象,深深刺痛了曾宪梓的心。


回到香港后,他给自己立下一个规定,无论多发达,都要坚持省吃俭用,节约出每一分钱,每年为家乡解决一些难题。


500万、1000万、3000万、5000万……一笔一笔地被他捐到家乡,捐到内地。


1992年,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2003年,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2008年捐资1亿港元成立“曾宪梓体育基金”……



2012年、2016年夏季奥运会结束后,两度追加1亿港元捐给体育基金,最终单是为体育基金就捐资3亿港元……


20多年来,曾宪梓已累计捐款逾11亿港元,而且数字还在增加。


“只要生意不破产,只要曾宪梓还活着,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也不终断。”


与之对应的是,他每天的生活开支不超过30元(后来物价上涨,改成50元)的抠门和节俭。


“去了香港几十年,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还没有到过舞厅,还没有到过卡拉OK。我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没有这些嗜好。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我的终生理想就是终生要报效祖国。”



但捐款,只是曾宪梓报效祖国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曾宪梓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社会公共服务之上。


他先后担任香港事务顾问、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发展奉献至今。


他还做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7年广东省政协常委,后来又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回归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国人大常委。


至今,曾宪梓还身兼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副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客属总会荣誉主席、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副董事长等职。


在过往几十年的大多数时间,曾宪梓不再是企业家,而是一面爱国爱港的旗帜。“不论谁损害我们国家,伤害香港,我都不会允许的,据理力争。”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盛大表彰仪式,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亲手颁授大紫荆勋章给曾宪梓,以最高荣誉表彰他对香港和国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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