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的地狱，高考后的天堂
文 风灵
最近网上吐槽中小学作业的有点多，甚至有家长开玩笑，受不了辅导作业的折磨，要求未来的亲家赶紧把孩子领走。说起来，从孩子上幼儿园到高中，十几年如一日，父母要陪孩子应付各种稀奇古怪的作业，每天至少好几个钟头，真是个让人崩溃的苦差事。
有文章分析这是一种剧场效应。所谓剧场效应，就是在一个剧场里，本来大家都坐着看戏挺好的，但有人为了得到某种“优势”，站了起来，如果这一行为不能及时得到制止，周围的人，尤其是他身后的人也被迫站起来看戏。最后全场或大多数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站着看戏。这时候，每个人都更累了，但观看演出的效果几乎和原来相同。
不管是不断延长的上课时间，还是愈演愈烈的补课，疯狂的作业，以及优秀教师、超级中学，都受到了这种剧场效应的影响。
但是，这只限于高考前，高考后进了大学，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前几年，本科是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的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这个讨论从理论上看是荒谬的，一个经过四年甚至五年全日制大学教育的大学生，如果一篇稍微像样点的毕业论文都写不出来，要说他/她是合格的毕业生，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但实际上，很多老师和学校都赞同干脆取消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和答辩早已沦为空洞的形式，还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去走过场。
这种都快滑出常识之外的“讨论”，从侧面反映出高校整体教育质量的滑坡到了什么地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先从教师说起。在大学中，任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平时成绩是任课老师给定，期末的考卷也基本上是由任课老师出题和阅卷（统一阅卷什么的，也就是几个相关老师的事）。如果有老师对学生放水，放松平时过程管理，放松考试要求，提前给学生划重点甚至透露题目，学生普遍会得到较高的分数。这样的老师受学生欢迎，学生评教时会得到高分，选课时会有“好老师”的“口碑”。更重要的是，他这样做，在教学工作中，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而这并不会影响到他的职称或待遇。既省事还收效好，学生也高兴，可谓是双赢。效果这么好，其他的老师也会仿效。而那些对学生要求严格，不肯放水的老师就成了学生眼中的“杀手”“变态”，不通情理的“怪物”，被疏远排斥。
管理层有没有动力来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很遗憾，没有。在院系层面上，如果某个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被挂科的学生多，或者绩点上不去，一则是在全校评比，比如国家奖学金等评定中，会拖院系后腿，二则会产生学生与系上的矛盾。这时候，管理层会明示默示地给“杀手”老师做工作，让他网开一面。因此，为了与其他院系“竞争”，全校各个院系都会争先恐后地“提高”学生的成绩。
再来看看学校。高考进了大学，除非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否则总是能毕业的。如果一个学校的毕业率低，说明这个学校教学质量差。毕业率低，在新生生源争夺中，无法面对家长和考生；在教学评估中，无法向上级部门交代。招不到足够的生源，或者不能得到上面的认可，那可是生死攸关的事。而文凭是学校自己发的，换你当校长，你会怎么做？既然学生不管好坏，总是能毕业的，那论文、考试和作业什么的，严格要求还有意义吗？
最后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固然希望找到有真才实学的毕业生，但负责招聘的大部分人没有火眼金睛。文凭越来越水他们知道，大学的成绩没有多少价值他们知道，但如果来应聘的考试分数大都很好，那些分数低的就更不可能被接受。这样的信息被反馈回大学后，那些不愿意跟风放水的学校或老师，为了学校的就业率，为了学生的一生“前途”，也不得不随波逐流。
那么学生呢？经过十几年的高考备战马拉松后，进大学后普遍厌学。然后发现考试容易过，分数也不差。这样的话，除了少数有上进心和养成了学习习惯的学生外，还有多少真正用功的呢？另外，他们还会发现提高成绩有些窍门，比如选课时选择那些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如果是必修课，就想办法和老师搞好关系，或者以出国、考研等理由要求老师通融，必要时走上层路线，等等。
看起来，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代价小，收益高，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是有一个问题，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评价越来越低，工作越来越不好找。没关系，大不了考研，于是上面的过程大体上又重来一次。不但硕士不吃香，就连博士也超常膨胀，满街走，不如狗。要不出国留学拿洋文凭。但海外也不是什么净土，一大堆专门卖文凭的野鸡学校应运而生，甚至一些原本是良家妇女的正规学校也下海做起了这门生意。海龟变成了海带。
这口锅要甩给谁背呢？
首先想到该背锅的似乎是大学扩招。每年增加15%的招生，5年翻一倍，如此大跃进免不了泥沙俱下。但是，扩的是招生，没说招进来就一定要考试给高分，毕业给文凭啊！扩招了，大学生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培养目标理论上并没有降低呢！
那就是监管不力？关于监管，我都无力吐槽了。相对好监管的食品安全，疫苗安全，监管得如何，有目共睹。更为专业、复杂的大学教育，你能指望官僚的监管？不说别的，大学本科评估哪一次不是人仰马翻，然后呢？然后没了，大家干嘛的还是干嘛。
问题的部分原因出在文凭本身的特性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凭，是因为在就业市场上，雇主对求职者的能力存在信息不对称，文凭和成绩是向雇主传达求职者能力高下的一种信号。由此，雇主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做出判断所需的信息。然而，这存在一种递归，即签发文凭的机构相对雇主而言，仍然是信息不对称的，这些机构即大学，也有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寻租获利的激励。如果再评估大学什么的，只不过是多加一层递归的信息不对称而已。
高考前地狱式备战，是为了让能力不足的学生混入大学，而高考后的天堂式放水，则是用滥发的文凭、虚高的成绩淹没了那些实际能力较高的毕业生。
如果要用一种简明的形式来克服获取复杂信息的困难，那么多多少少都存在类似的寻租问题。然而，信息的自由流通，对欺诈行为（如抄袭，剽窃，作弊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惩处，允许自由批评的环境，教育行业的自律自治和私有化，竞争和创新等，即使不能彻底消除，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种危害。而这恰恰是现在我们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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