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建军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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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军风波

　　我们上一讲说到，在1179年的春天辛弃疾从湖北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当时湖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各种原因，农民起义武装暴动不断发生。辛弃疾来到湖南的时候就正好又碰上了一次农民起义。

　　这一年正月，郴州宜章县的农民因为不满“和籴”政策，（“和籴”就是通过摊派的方式，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于是就在一个叫陈峒的人的领导下起来造反，接连攻下了几座县城，拉起了几千人的队伍。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王佐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在这年五月将这次暴动平息了。在这个时候，辛弃疾的职务是转运副使，他是负责一路的财赋。所以在这一次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他只是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可正是这个旁观者的角色，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农民起义，并且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于是在这次农民暴动被镇压之后，他就出手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给宋孝宗打了一份报告——《论盗贼劄子》，为老百姓喊冤。在这份报告中他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呼，正谓是耳。”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些种田的老百姓，州郡一级的官员用过度的征收赋税来害他们；县一级的官员呢，用征购各种名目的物资来害他们；底下的办事人员用各种名义索、拿、卡、要来害他们；地主豪强用兼并田产来害他们；而盗贼又用抢劫和掠夺来害他们。我之所以说老百姓不去当盗贼又能往哪里去呢？就是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因。这段话的意思概括起来说就是，辛弃疾认为老百姓变成盗贼的原因是由于当地官员的问题，是官逼民反。因此他在报告中建议朝廷，要想真正地治理盗贼的话，就必须整顿吏治爱护百姓，不能够为了完成赋税任务，而不管百姓的死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弭盗”的目的，使农民起义不再发生。 

　　辛弃疾的这份报告当然是会让一些官场的人听了感觉很不舒服。可是宋孝宗当时正为了这个境内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感到头痛，于是他就亲自给辛弃疾这份报告做了一个批复，他要辛弃疾“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吏”。就是说，你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放开胆子去干，不要惧怕那些有权势的官吏，并且辛弃疾的职务也有转运副使改成了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长沙市市长兼湖南省的省级领导。他再次成为了地方的一把手。

　　【画外音】面对各地盗贼蜂起的状况，虽然此时辛弃疾的职责主要是掌管一路财赋，但他由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进而提出了“官逼民反”的观点，从而正确地指出了湖南当地农民起义不断的主要原因。这篇《论盗贼劄子》引起了宋孝宗的高度重视，于是让辛弃疾担任湖南安抚使，掌管湖南一路的军事和民政。辛弃疾又一次获得了施展自己军事、政治才干的绝好机会。那么，这个智勇兼备的铁腕人物在湖南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那么辛弃疾他就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了。在湖南，他一手抓民生，一手抓吏治，再次表现了他突出的办事能力。1180年的春天，湖南的永州、邵州和郴州，三地都发生了饥荒，辛弃疾及时上报，提出用十万石公家储备粮招募民工去兴修水利，一举两得，既帮助当地老百姓度过了饥荒，又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建设。在他辖区内有一个新上任的地方高级官员贪占百姓的租赋，辛弃疾毫不留情地上奏弹劾罢去了他的职务。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辛弃疾也注意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去加以抑制。当时在湖南有很多乡社，一般是由几百家联合而成，原本是为了缉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一个民兵组织，由各地豪强地主来统领，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抑制，有的乡社就蜕化成了豪强地主欺压百姓甚至跟政府叫板的黑恶势力。这个声势之大连南宋的中央政府都惊动了。有人就建议要把这个乡社全部废除。但是辛弃疾认为乡社有好有坏，又都处在深山穷谷之中，如果全部废除的话呢，难以执行到位，而且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引发豪强地主的反抗，反而造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治安问题。因此他就建议，采取将乡社化大为小的办法，大的不超过五十家，小的减半，同时把这个统领权交给各地的县令，并且对于乡社的兵器也实行严格的管理。宋孝宗采用了辛弃疾的这个办法，从而使这个棘手的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在辛弃疾的治理下，湖南一路的治安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湖南是和两广相邻，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产生民变暴动事件，因此辛弃疾他在治理盗贼的时候，虽然很注意从源头上来进行防治，来防止出现官逼民反的情况，但是也觉得要想完全地稳定局面，没有一支靠得住的武装镇压力量是不行的。可是，当时在湖南境内承担维护地方治安的地方部队，管理混乱又缺乏训练根本没有战斗力。那怎么办呢？辛弃疾于是又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在这份奏章中，辛弃疾提出了要在湖南建立一支以“飞虎”为名的新军队。

　　【画外音】从辛弃疾在湖南期间处理各种问题积极妥当的结果来看，宋孝宗对辛弃疾的业绩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当辛弃疾提出要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时，宋孝宗给予了支持。但是，建立一支军队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兵马、粮草、营寨都要周全考虑，军费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那么，辛弃疾将如何来建立他的这支军队呢？

建军的事情一开始还进行得比较顺利，辛弃疾在接到宋孝宗同意建军的批复之后，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一方面，他选定五代时割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的营垒故基（故址在今天长沙市的营盘街），赶造飞虎队的营寨，另外一方面就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到了七月份的时候，部队已经出具规模了，有了步军一千多人，有了马军一百六十多人。

5、贪酷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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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贪酷疑案

[画外音]辛弃疾在湖南当政期间，顶住重重压力建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飞虎军”，但辛弃疾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指挥去这支部队有所作为的时候，就被皇帝调到了江西，让辛弃疾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湖南惹出的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他为自怀的进退出处而犹豫彷徨的时候，一道来自监官员的严厉弹劾中断了他的仕途，他不得不背负起“贪官酷吏”的恶名，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辛弃疾有没有“贪酷”的行为？湖南师范大学赵晓岚教授作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五集《贪酷疑案》。

　　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的春天，在江西上饶城外一个狭长如带，风景优美的湖泊旁边，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经常在那里徘徊，他的头发有点过早地斑白了，手里拄着一根拐仗，一站常常就是老半天，从元处匆匆走过的人群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有点苍老的中年人，曾经有过许多的传奇故事，曾经受到过皇帝的接见，曾经是江西的父母官，听到他的名字，有的人会翘起大拇指夸奖，有的人会摇头表示叹息，还有的人会露出不屑，甚至是痛恨的目光，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要讲的辛弃疾了，只是他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呢？这一切都跟上一年南宋朝廷的监察御史，对他的弹劾有关，关于辛弃疾的这桩公案，《宋史?辛弃疾传》的记载是，“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台臣就是对官员有弹劾权力的监察御史，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说监察御史王蔺弹劾辛弃疾，指责他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割草，此外在《宋会要辑稿?黜降》和《西垣类稿》等一些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罪名主要是针对他在湖南当安抚使期间的一些表现，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条，第一说他是贪官，把公家的财产当成私人的财产，大手大脚地乱花，第二呢说他是酷吏，杀了很多的平民百姓，那么这样的指责是不是符合事实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辛弃疾是不是真的贪了，在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王蔺弹劾辛弃疾“贪”的依据是什么？但是辛弃疾在经济方面确实是有让人值得怀疑的地方，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当了安抚使这样的高官之后，好像他同时就成了一个“大款”，花起钱来非常地大方，有这么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事，发生在公元1178年，这个时候辛弃疾从江西安抚使的位置上调到临安当大理少卿，同事中有一个叫做吴交如的人死了，因为家里穷，没有棺材可以下葬，辛弃疾就大发感慨说，吴交如的官职级别不低，却穷得这个样子，实在是一个清廉耿直的好同志啊，于是就出手给吴交如家送了一笔厚礼，第二件事恰好发生在他当湖南安抚使期间，据《嘉定镇江志》的记载，辛弃疾在长沙的时候，掏钱给他一个已经死了几年的朋友周信道出版了一部书稿，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这也是要花费不少钱的，第三件事，也是现在一些怀颖辛弃疾有经济问题的学者，说的最多的，那就是辛弃疾为自己建造的那座名为“稼轩”的别墅了，这个别墅的建造呢，建造时间恰好就是辛弃疾在湖南当安抚使的时候，据说它的规模不小，包括周围的山林田地在内，有一百七十多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十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其中辛弃疾建了上面间房子，在这个别墅将要建成的时候，当时的大名人朱熹跑进去参观了，后来他写信给辛弃疾的一个朋友陈亮说，里面的建筑物宽敞明亮，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呀，有些学者就认为，哪此庞大豪华的园林府邸，要花费多少建筑费用，辛弃疾如果只靠工资的话，他怎么能够应付得了这笔开销，何况辛弃疾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他如果没有一点“灰色收入”，没有一点来源不明的财产，他怎么能够支撑得下去呢？从上面几件事情来看，辛弃疾确实有点难以洗脱贪的嫌疑了，可是也有不少学者为辛弃疾辩护，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就曾经列举了很多事实，指出在宋代，辛弃疾的这个“稼轩”别墅，就是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地豪华，何况在宋代，像辛稼轩这样的地方大员，他的工资是特别高的，并且还有其它很多的合法的收入，这样的话他要建一座像“稼轩”这样的别墅，要资助一下朋友，以及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是完全有可能的，邓广铭先生的辩护，可以说是有理有据，那么王蔺的弹劾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认为这还是跟辛弃疾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的事情有关，据《宋史》等一些史书的记载，光建造“飞虎军”这一项的军费开支，地方政丨府的资金投入，就达四十二万贯，此外，辛弃疾还从民间募集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确实称得上是“用钱如泥沙”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流、特资流，当然会让人怀疑，主持这件事情的辛弃疾在其中给自己捞了好处，所以在当年建造“飞虎军”的时候，就有人告辛弃疾聚敛，以致闹出了“金牌风波”，后来虽然辛弃疾顶住重重压力，完成了“飞虎军”营寨的建设，事后又向宋孝宗详细报告了相关的财政收支账目，也取得了宋孝宗的谅解，但是并不代表这种传言就会平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当时的舆论是怎么样来看待，辛弃疾建造“飞虎军”的，公元1183年，也就是辛弃疾遭到王蔺弹劾的两年之后，朝廷重臣周必大，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了辛弃疾建“飞虎军”的这件事情，他说“辛卿又竭，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周必大《与林黄中少卿书》，他认为辛弃疾之所以竭尽一路老百姓的力量来建设“飞虎军”，是想把它当作自己的功绩，并且有通过它来谋取私利的意图，周必大在（宋）孝宗淳熙年间，担任过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枢密使还有丞相，这些高级职务，他在南宋政坛的口碑相当不错，连他都这么认为，可想而知，当时的舆论对辛弃疾是怎样地不利了，因此，王蔺告的这个状，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流言，重新翻出了辛弃疾的这笔老账，至于这个传言，到底有几分真实，辛弃疾究竟有没有通过建设“飞虎军”从中给自己捞了油水，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来看，是找不到有关辛弃疾贪污行为的直接证据的，最多只能说是“莫须有”，也就是可能有、大概有、也许有，但是查无实据。

[画外音]根据宋史专家的研究，宋朝像辛弃疾这种级别的地方大员，其薪水相当丰厚，无论是给朋友赠送财物、出版书稿，还是为自己建造宅院，对于辛弃疾来说，都是合法收入内力所能及的，所以，以此为依据证明，辛弃疾贪污是缺乏说服力的，辛弃疾“贪官”的罪名，难以成立，那么辛弃疾又是否有“杀人如草芥”的酷吏行为呢？对他弹劾的结果最终会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指控，我的看法是：

　　第一，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辛弃疾这个人啊，他的为人处事，他的行事作风，确实是有一些“酷”的地方，很容易引起人的争议。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在北方义军中就有过单人独马，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义端。后来，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来到南方以后，他又镇压过茶商军，杀了投降的义军首领赖文政。而且根据《宋会要?兵》的记载，就在茶商军被平定之后，宋孝宗虽然表扬辛弃疾是“捕寇有方”，但同时也指出他“不无过当”，就是有些措施超出了适当的程度。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指辛弃疾在镇压茶商军的过程中，有些手段过于严厉，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后来在湖北当安抚使，在境内对盗贼也是采取逮住就杀，不加审理的。“严打”政策也是他这种铁腕作风的延续，这样的作风当然就很容易让他背上一个残酷好杀的名声。

　　那么辛弃疾在当湖南安抚使期间，难道真的有过“虐害田里”、“杀人如草芥”的行为吗？我认为是没有，这也是我对辛弃疾被指控为酷吏的第二条看法，只因名声所累，所以含冤受屈，辛弃疾在湖南的表现，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说过了，他在交给宋孝宗的那个《论盗贼札子》的报告中间曾经强调，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的剥削压迫是造成盗贼的根本原因，所以要从根本上治理盗贼，各级官员就必须“以惠养元元为意”——《论盗贼札子》，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给老百姓实惠，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另外，他在当湖南安抚使期间，湖南境内也没有出现过农民起义和其他的什么严重的治安问题，因此，他即使要对普通老百姓大开杀戒，也没有一个由头。

　　那么辛弃疾“虐害田里”、“杀人如草芥”的流言，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很可能是辛弃疾在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以及在建设这个“飞虎军”的这个过程中的强硬作风，引起了南宋官|场上一些人的不满。于是他们就移花接木，利用辛弃疾以前残|酷好|杀的名声，让他背上了在湖南也“虐害田里”、“杀人如草芥”的黑|锅。虽然王蔺弹劾辛弃疾“贪酷”的罪名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至多只能算是一桩疑案，但是这回宋孝宗却不再保辛弃疾了。在当时，辛弃疾刚刚接到浙西提刑的任命，可是还没来得及等他去上任，朝廷的命令就下来了，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连行|政级别都没有保留。于是辛弃疾不用再“怕君恩未许”了，这一回是皇帝把他踢出了官场，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刚刚建好的带湖新居中去做隐士了，于是我们在开头说过的那一幕场景也就在带湖边出现了。

[画外音]失意落寞的辛弃疾离开官场，在江西上饶的带湖边，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首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西江月》便是辛弃疾在隐居期间的名作，在这首词作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农村夏夜的幽美景色，那么，隐居带湖的辛弃疾他的生活是否真如词中的这般美好呢？

应该说刚刚回来的那一阵子，辛弃疾还是很有些无官一身轻的感觉的，徘徊在风景优美的带湖边，整天和自由自在的鸥鸟相伴，他的心情也确实感到非常愉快，他在《水调歌头?盟鸥》这首词里这样写到，“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鸟，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疾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荫，杨柳更须栽”，开头就说带湖之美，就像一千多丈长的镜子，绿色镜子摊开在那里，因为辛弃疾很喜欢，所以整天没事，要围着它走上千回，“凡我同盟鸥鸟，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这里就用了《列子》这本书中的一个典故，从前有一个人在海上和欧鸟游玩，他只要一到海上去，那些鸥鸟就成千上百只的欧鸟就围了上来，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他说听说那些鸟儿都不怕你，都跟你玩，你去抓一只来线我玩一下，这个人说没问题这不小事一桩吗？第二天他又到了海上，可是意外的情形却出现了，那些欧鸟只是在天空徘徊，就是不肯降落下来，辛弃疾用这个典故是要说明，自己现在是一点机心都没有，他说凡是跟我结为盟友的鸥鸟，今天我们结盟发誓之后请放心地来往，不要怀疑，不要猜疑我对你们有歪心，这几句话很像是战国时候，诸候国之间的那种盟誓，结盟的那种誓言，实际上辛弃疾在这里也正是用了《左传》中齐国和诸侯国的那种盟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辛弃疾用这样庄重的口气诸侯结盟，这种庄重的口气跟鸥鸟谈心，还要它邀着白鹤一起来玩，可是鸥鸟的反应就有点不解风情了，下面这个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几句，就是说鸥鸟排开绿色的浮萍，把青色的水藻也排到一边，站在青黑色的苍苔上面，干嘛呢？窥鱼，正忙着捕食呢，哪有闲功夫搭理，辛弃疾邀它们游玩的这个请求呢？

　于是辛弃疾就忍不住要嘲笑一下它们，他说你们一门心思地只知道捕鱼，哪里知道跟我一起举杯共饮也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呢？他说你们知道吗？这里过去是一片荒废的沼泽和山丘，但是今天我居住在这里，在这个夜里享受着清风明月的美景，人世间已经经历过几度悲哀的变化了。辛弃疾在这里笑鸥鸟痴，可是我们呢？也许就要笑辛弃疾痴了，鸥鸟当然是无法理解人的快乐，它不知道人世间的变化的，你干嘛要笑它们呢？没道理啊，可正是因为这个没有道理的笑，让我们看到在辛弃疾那样一种貌似轻松愉快的情绪之下，实际上他还是隐藏着寂寞，隐藏着一种对于人世知音的渴望，只是这个希望暂时无法实现，他就把它寄托在自然美景之中，所以他才那么煞有介事地跟鸥鸟去结盟，去交谈。而词的最后就用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作为结束，就是打算在东岸再种些杨柳，让这个环境更加美好，那么辛弃疾在经历了这次仕途的严重挫折之后，他的进取的雄心是不是就此消沉了呢？他的，要北伐恢复中原的理想是不是真的就这样放弃了呢？我的回答是，当然没有，首先辛弃疾自己就不允许自己放弃，其次呢？辛弃疾所居住的上饶的这个环境也不允许他，就是也决定了他不会安心地过隐居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饶这个地方距离南宋的都城临安距离并不是太远，而且交通十分方便，这时优美的风景吸引了南宋朝廷的很多达官贵人，以及社会名流，纷纷到这里买地皮、造别墅，定居下来，这些人中有不少就是立志恢复抗金的这些志士，他们这些人当然不会忘记被迫闲退的辛弃疾，当然会相互经常来往，相互勉励，这样的话呢，对于壮志未酬的辛弃疾来说，他精神上他绝对会时时刻刻会要激起千层浪的，他不会那么沉静地去过他的隐居生活的，因此，尽管辛弃疾口口声声地说要做隐士，要跟鸥鸟结盟，要向陶渊明学习，但实际上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仍然念念不忘北方沦陷的山河。

　　他在一首《清平乐》的词里面这么说，“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独宿博水王氏庵》。意思就是说我一辈子行走在塞北江南，回来的时候呢，头发已经花白了，容颜也衰老了，但是在秋天的夜里，当我从布被里梦醒之后，我眼前浮现的依然是祖国的万里江山。

　　甚至他在为别人祝寿的词里面他也打破寿词的常规，慷慨激昂地说“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就是说，有朝一日我将整顿乾坤，就是恢复中原的事情完成了，这个事业成功了，我再来为先生您好好地庆寿。

至于他那个残酷好杀的名声，也成了他东山再起的拦路虎。公元1187年，也就是辛弃疾遭到王蔺弹劾，被撤职后的第六年，左丞相王淮，准备再向宋孝宗打个报告，给辛弃疾再安排一个安抚使的差事。当时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坚决不干，王淮问周必大，辛弃弃是个帅才，为什么不用他？周必大说，如果用了他的话那么辛弃疾所杀的人命就都该由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来负责了。王淮听了这个话也就不好再说了，他只是向宋孝宗建议，说像辛弃疾这样有才干的人，一旦国家出现什么紧急情况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于是宋孝宗就个辛弃疾安排了一个“宫观主管”的名号，让他去管理武夷山冲佑观这么一个政丨府的产业。这其实是个空名，属于宋朝的“储备干部”。就是说，有事可以用你，没事的话你就待在家里领点薪水。就这样，辛弃疾在带湖一住就是十年。

一直到公元1191年的冬天，他才接到重新启用的任命。这时候，宋孝宗已经是在两年前退位当了太上皇。即位的是太子赵敦，历史上称为宋光宗。周必大也已经不再是宰相，离开了中央政丨府，做地方官去了。高层的人事变动，使辛弃疾又获得了一个再出仕的机会。

[画外音]虽然辛弃疾并不甘心于隐居生活，依然心存抗金复国的大志。但是“贪酷”的恶名，却使他长期无法重登仕途，为国效力。他在带湖边上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191年的冬天，由于南宋朝廷高层的人事变动，辛弃疾终于获得了再次出仕的机会。然而辛弃疾没有想到，前途还有更多更猛烈的暴风雨在等待着他。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191年的冬天，他被任命为附件提点刑狱，这就是一个省级的司法长官。在此后的三年里面，他先后担任过代理福建安抚使、福建安抚使这些职务，中间还被召回临安去当了半年的京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告辛弃疾状的人又来了。而且这一回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从公元1194年的7月到1196年的9月，辛弃疾居然连续四次遭到弹劾。第一次弹劾他就被撤去了福建安抚使的职务，回到了江西。接下来的几次，他身上原来所保留的所有的级别和待遇都被撤销。这四次弹劾的罪名跟以前也差不多，还是抓住“贪”、“酷”两个字做文章。这一回主要是针对他在福建当官期间的表现，一顿猛批。不过这一回，显然辛弃疾是明显地，这回辛弃疾是受了冤枉，我们可以找到明确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点。根据《宋史》记载，辛弃疾在福建的施政方针是“务为镇静”，也就是尽力维护地方的安定。怎么做到安定呢，根据辛弃疾在湖南的施政的思路，第一就是要“惠养元元”，就是做好民生工作，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第二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当时福建的治安问题主要是海盗的骚扰，为此，当地政府就养着数量比较多的军队，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粮食。除此之外，当地还居住着一些皇室的族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也都有当地政丨府来负担。再加上福建这个地方是人口多、耕地少，年成稍差就不得不到外地卖粮食，无形中又增加了地方政丨府的财政负担。辛弃疾看到这个情况，就在不扰民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筹钱建了一个备安库。什么叫“备安库”呢，就是维护地方安定的专项资金。辛弃疾计划把这笔资金用在两个方面，一个他是计划就是乘着福建当时粮食接连丰收的机会，在秋天谷价比较低的时候，收购两万石粮食作为储备。这样在饥荒来的时候，就是在荒年的时候也可以缓解一下恐慌。另外他还准备打造一万副铠甲，招募一些强壮的士兵，严格训练，加强军队建设。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筹到了五十万贯钱。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这个计划，谏官的弹劾就来了。由于我们在史料中找不到辛弃疾又其他敛财的行为，因此建“备安库”这件事情估计就是说他贪污行为的一个口实。说辛弃疾在福建“贪”不成立，那么他是不是有过“酷”的行为呢。在这个问题上，辛弃疾有两面性。事实真相是，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宽厚，对下属官吏严酷。在任命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的官方文件上有这么一条记载：“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楼钥《攻愧》”。“外台”就是指的提点刑狱这个官职，意思就是说辛弃疾在做福建提点的刑狱的时候，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福建人家家户户都知道。而据《福建通志》的记载，辛弃疾在做福建安抚使的时候，有一次曾经派了一个叫傅大声的官员到底下的一个县里，去复审牢狱中的囚徒。傅大声到了那个县里之后，经过仔细的审核，释放了五十多个人，只留下十多人。那个县令气得不行，认为傅大声这样的翻案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了。于是他就拒绝招待傅大声，连饭都不请他吃一顿，弄得傅大声到了只好靠当衣服来换饭吃的地步。辛弃疾听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亲自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核。最后全部依照了傅大声的处理意见。同时，辛弃疾还根据福建老百姓的愿望，打报告要求朝廷对福建实行“经界”和“钞盐”的政策。什么叫做“经界”呢，“经界”就是对于土地所有权进行清查。以此为依据，来分摊赋税和杂役。这条政策，对于那些大量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是相当不利的。而“钞盐”呢，那是原来盐由官府专卖的一种销售政策，是对这个销售政策的一项改革。原来这个盐是由官府专营专卖，由政府专卖的盐质量又差，价格又高。老百姓都不愿意去买，宁肯去买私盐。官府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按人口来摊派，强行要老百姓来购买，这样就引起老百姓很大的意见。

　　为了缓和民怨，朝廷就在有些地方实行了“钞盐”政策。就是由这个盐商先认缴一定数量的税款，官府就发放给他一张运销许可证。就是允许他运输、销售一定数量的食盐。这样既保证了政丨府税款的收入，又使老百姓有自由选择买谁的盐。盐的质量也比较有保障。从上面这些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不但不严酷，反而是非常地宽厚、关心，但是他对自己的下属官吏就恰好相反了。有记载说他这个“历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条，不逮得遣。——真德秀《真西山集》”。就是说，他对底下的官吏非常地威严，动不动就对手下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员都吓得心惊胆战，生怕遵守教条不到位而被谴责。根据以上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确定：那些人对于辛弃疾在福建当官期间贪酷的指控，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画外音]根据赵晓岚教授的分析，辛弃疾在福建做官期间，对待百姓宽厚仁爱，对待下属从严管理。指责他为官“严酷”，的确不符合事实。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从湖南到江西再到福建，辛弃疾的仕途始终伴随着弹劾的声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一直饱受非议呢?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人用政治斗争来加以解释，甚至简单地归结为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矛盾。我觉得，这其中确实不能排除政治斗争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至于把它归结为主战和主和派的矛盾，更是把这个问题片面化、简单化了。因为在弹劾他的人中也有主战派的人士，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辛弃疾在湖南递送给宋孝宗的那份报告《论盗贼札子》里面，辛弃疾又这样一句话：“臣平生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这句话实际上已经道出了辛弃疾为什么在南宋官场上会成为很多人攻击靶子的原因。显然，在辛弃疾自己看来，他那个“刚拙自信”的英雄性格和豪杰作风，真是他不招人待见的原因。因为“刚拙自信”，所以辛弃疾干说敢做，不愿意迎合别人。为了求得事业的成功，他可以不拘小节，他可以不管规则，更加不理会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于是他和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风气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而在今天的我们看呢，辛弃疾的这种“另类英雄”的豪杰作风。和当时那种讲究正心诚意，一道德修养为高，提倡宽容忍让作风的主流文化、理学也必然会发生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弹劾辛弃疾的人中，就是看不惯辛弃疾、弹劾辛弃疾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持身严明、口碑相当不错的理学人物的原因。不过，虽然辛弃疾的豪杰作风为她惹了祸，但是在那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里，像他这样积极主张北伐恢复的英雄人物，也是不会缺少知己的。在当时就有一位同样充满了争议的人物，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在瓢泉，留下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亮，这个陈亮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辛弃疾和陈亮之间究竟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传奇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介绍。

6、道义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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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义情深

　　【画外音】辛弃疾因为敢作敢为的行事作风在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上屡屡受到排挤和打压，但他积极主张抗金的志向仍然让他拥有了不少的知己。在当时有两位名满天下的人物和他道义相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那么，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辛弃疾和这两个人之间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湖南师范大学赵晓岚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之“道义情深”。

　　〔画外音〕辛弃疾因为“刚拙自信”的性格在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上敢说敢做，不愿迎合别人。为了抗金事业，他不拘小节，也不重视南宋官场的各种“潜规则”，因此，辛弃疾虽然有雄心壮志，但从湖南到福建，他曾经先后四次遭到弹劾，几次被撤销职务，长期赋闲在家，仕途上可以说是屡屡受拙。但是，在宋金对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像辛弃疾这样积极主张北伐的英雄人物是不会缺少自己的。在当时就有两位名满天下的人物和他道义相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么，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辛弃疾和这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赵晓岚〕在江西铅山县的《县志》里有这样一个关于辛弃疾的故事。

　　辛弃疾在闲退期间有一段时间是住在铅山县一处买来的宅子里。这一天，他正站在楼上望着远方出神，忽然看到一个人骑着马向他这边跑来。不久就到了离他家不远的一座小桥边。那个骑马的人呢，想要催马跳过这个小桥，可是那匹马一到桥边，它就突然顿住了，不但不肯住前走，还直住后退，一连三次都是这样。那个骑马的人显然是火了，他干了一件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他拔出剑来，一挥手就把马的脑袋给砍下来了，马头“哗啦”一声掉到溪水里。

　　辛弃疾看到这一幕非常吃惊，他想：这来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来的这个人，名字就叫做陈亮。陈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据《宋史》的记载，陈亮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就是说，陈亮这个人生下来眼睛就有奇特的光芒，为人十分有才气，喜欢谈论兵法，讲起来是滔滔不绝，动起笔来，几千字的文章一挥而就。在当时，他是被人们当成“国士”，就是国家级的宝贵人才。可当时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狂人”。他是怎么一个狂法呢？

　　在淳熙五年，就是公元1178年的春天，陈亮以一个普通书生的身份连续三次给孝宗皇帝上疏，要求废除和约，对金宣战，复仇雪耻。而且呢，他还要求皇帝亲自接见他，让他当面陈述关于抗金斗争的这个方法和策略。这件事情当时可说是轰动了整个临安城。

　　据说，孝宗皇帝在读到他的文章的时候深受震撼，是拍案叫好，并且准备把它帖出来，在朝堂里帖出来激励那些大臣。当时皇帝跟前的红人，是一个大红人曾觌，就赶着去拜访陈亮，想要拍拍他的马屁。可是陈亮呢，因为看不起曾觌的人品，他听到曾觌要来见他的消息，他居然翻墙逃跑了。孝宗后来派一个大臣和几个官员去考察陈亮，可是陈亮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根本没有把这几个大人物放在眼里，就敷衍了事，让他们的脸色非常难看。

　　据《宋史》的记载，这次上疏的结果，皇帝本来是要给他一个官当的，给他一个官职的。可是陈亮说：“我之所以上疏是为了国家开辟几百年的基业，难道只是用它来为自己弄当官当吗？”最后，他拂袖而去，潇潇洒洒地离开了临安。

　　像陈亮这样积极主张恢复（中原）又傲视权贵的狂书生，跟一身英雄豪杰之气的辛弃疾，那无疑是非常搭调的。如果他们两个不相识的话那实在是有些对不住历史把他们两个安排在同一个时代里面。

　　好在历史没有让这种情况发生，他们这两个人不但相识，而且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只是，关于他们俩相识和交往的具体过程历史上有种种的说法，其中有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真真假假，令人疑惑。

　　第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说法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在刚才讲座的开头，我已经说过了，那个铅山《县志》里面记载的，辛弃疾站在楼上看到陈亮在桥边斩马头的那个故事。按照它的说法呢，这就是他们俩的初次见面。辛弃疾因为对陈亮的这种十足的豪杰作风感到惊讶，所以就由此跟陈亮定下了交情。类似的说法也同样出现在一个宋代人写的一本书里《养疴漫笔》，就是出现在《养疴漫笔》这本书里。

　　铅山《县志》里面甚至还说，陈亮砍下来的那个马头，掉到溪水里以后，溪水当时就不再流动。后来溪水每次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都要后退一尺左右，然后才能够继续前进。这种说法真是称得上神乎其神了，不过也正好露出了马脚，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要发生这样的灵异事件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根据陈亮写给辛弃疾的书信来看，至少在公元1178年，就是陈亮连续三次给孝宗皇帝上疏的这一年呢，辛弃疾和陈亮在临安城就有过非常愉快的聚会。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辛弃疾看到陈亮斩马头而跟他定交的这个故事不是历史的真实。只是可能当时的人们觉得，就这两个人都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书生或者是词人，而是杀气腾腾的英雄豪杰，所以他们俩的初次见面也应该像这样，带有几分血腥气或者是神秘色彩，于是就流传出这样的故事了。

　　另一个关于辛弃疾和陈亮之间交往的，也带有一点神奇，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呢，也是出自于《养疴漫笔》这本书。

　　据说，辛弃疾在淮，就是安徽这一带做安抚使的时候呢，陈亮因为自己的性格和脾气混得很不如意，家里穷得叮当响。于是，他就来找辛弃疾，俩人摆开龙门阵，就谈论天下大事。

　　酒喝高了以后，辛弃疾就打开了话匣子，就把宋金双方各自的优势和问题一一摆了出来。他就说，南宋要吞并金国的话应该怎么怎么去做，金国要吞并南宋的话应该怎么怎么去做。并且说，这杭州城不是个适合做都城的地方。只要将牛头山一断，天底下的援兵都来不了；把西湖的水一放，满城的人都成了鱼和王八，全淹在水里了。

　　这酒喝完以后，就让陈亮在宅子里住下了。这陈亮夜里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就在想，他说：“这个辛弃疾呢是个心思很重不说多话的人。他今天跟我说了这么多军事机密，甚至还有怎么攻打临安城，这样不逆不道的话。他一醒来肯定会想起他的酒后的失言，那只怕会把我杀了灭口。”于是，他就偷偷地起了床，起了床就溜到马厩里面，偷了辛弃疾的一匹骏马，就跑了。

　　一个多月以后，陈亮给辛弃疾写了一封信，把辛弃疾那天晚上说的话很含蓄地提了提，然后就说：“老兄啊，我现在穷得不行，请你借我十万贯钱，救救穷吧。”而辛弃疾呢，居然一个子儿也没有少就乖乖送上这笔钱。

　　在这个故事里面，陈亮成了敲朋友竹杠的家伙。而辛弃疾的形象呢，也不是那么光彩。你看，他居然有可能为了自己的酒后失言去杀朋友，在杀不成的情况之下又拿出一大笔钱做封口费。这不恰好证明了当时有些人说辛弃疾做官以后贪了很多钱，而且还残酷好杀的这种说法吗？

　　到了清代，有一个叫做顾炎武的学者甚至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出了更多的问题。

　　他说：“辛弃疾对陈亮说的那个水淹杭州城的大决逆不道的话就说明辛弃疾在南宋一直不受重用，到晚年的时候，他就有离开南宋到北方金朝去做事的这个想法。”

　　〔画外音〕

如果《养疴漫笔》这本书里记载的故事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对辛弃疾和陈亮之间的交情，以及辛弃疾这个抗金英雄的身份就要打一个问号。但是，这个看似有根有据的故事其实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那么，这个漏洞是什么呢？

不过，假的真不了。

　　这个故事虽然编得很有水平，并且用了很多具有真实性的细节。比方说，辛弃疾喜欢谈南北的利害，有贪酷的名声。而陈亮呢，原来家里是非常地穷，后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又有了很大的好转，甚至还给自己建了一个小庄园。这些都是事实。

　　可是，它也有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辛弃疾从来没有在淮地做过安抚使。第二，说这个杭州城地势低洼，两军作战容易遭受水攻这话是陈亮说的。他怎么可能把自己说的话安在辛弃疾的头上，然后问他去要封口费呢？

　　由这两点来看，辛弃疾和陈亮这个故事，那也是纯属虚构。

　　辛弃疾和陈亮之间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并且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次会面发生在淳熙十四年，就是（公元）1187年。这年冬天，陈亮从浙江长途跋涉到了江西的铅山，专程来拜访被弹劾闲退在家的辛弃疾。当时，辛弃疾正生着小病，陈亮的来访把他的这个黯淡的心情是一扫而光。

　　辛弃疾非常振奋，他和陈亮谈论国家大事，两个人这些天谈论国家大事往往就是直到深夜。后来，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的词是这样来叙说他们俩当时谈话的情形。

　　“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这个大意就是说，我生病的时候你来探访我，我们俩高声唱歌，痛痛快快地喝酒，把那个楼顶上飘落的雪花都惊得四处飞散。在我们的眼里，人间的富贵即使有千钧重，也像一根毛发那么令人发笑。可是我们的这些豪言壮语有谁来听呢？

　　虽然得不到重用，但是英雄之间还是能够惺惺相惜的。何况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理想的坚持不懈，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信，所以在这首词的最后辛弃疾是激昂地高唱：“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是辛弃疾对陈亮的一个回应。

　　“中宵舞”就是“闻鸡起舞”这个典故。据说，晋代的祖逖他在晋王室迁到江东以后，他一心北伐恢复中原。他半夜里听到鸡叫就起来练剑。后来就用“闻鸡起舞”这个成语来形容志士仁人及早地发奋。

　　辛弃疾在这里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始终不忘恢复中原，并且始终为此在奋斗。你宣称真正的男子汉到死都会心坚如铁，不会改变志向。看吧，让我们一起来尝试着施展我们的身手，像神话中的女娲补天一样去整顿破碎的山河，去恢复原来的国土。

　　陈亮在辛弃疾这里逗留了十天，终于要告别回乡了。辛弃疾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陈这走后的第二天又顶风冒雪赶着车子去追。追到一个叫鹭鹚林的地方，由于雪深泥滑，天色已晚，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前进了，他就只好在旁边的一个村子里喝了一气闷酒，就为自己没能挽留住陈亮感到遗憾。

　　当晚，他就借宿在一个姓吴的人家家里。半夜时分听到远处传来那种悲切、呜咽的笛声，他就想起祖国破碎的山河，想起他和陈亮之间英雄相惜的感情。当即就写了一首《乳燕飞》，也就是《贺新郎》词。

　　一方面感叹，南宋是“剩水残山无态度”，守着偏安的局面不思进取。一方面就诉说对陈亮的思念，他埋怨陈亮“佳人重约还轻别”，就是说，我们俩本来是非常重视这次约会的，可是你却很轻易地跟我分别了。他甚至埋怨陈亮不该来，“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请问，是谁让你来的呢？你来了又走了，结果害得我现在为了知己的离别忧愁得不得了。这上面的“埋怨”、“责怪”其实都是表达了辛弃疾思念陈亮的那种感情的深厚。

　　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间，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两个感情非常深厚的亲人或者朋友相聚以后又离别了，往往就会产生这么一种情绪，觉得早知道这样，你不来还好一些。你不来我可能还比较平静地过下去了，你来一下，又走了，就搅起我的这种思念的感情了，我更加受不了了。

　　辛弃疾在这里，他就是这么一种情感。他觉得陈亮这一来一去，就铸就了我的相思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有多大呢？想当初，那是费尽了人间的铁才铸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其实是一个一语双关的用法，就是这个“相思错”中的“错”，可以解释为“错误”的意思。但是在古代呢，它还可以解释为“错刀”，就是一种政金属的钱币，所以它是用铁铸成的。辛弃疾在这里说，他的“相思错”是费尽人间的铁铸成的，那就让我们感觉到这种英雄之间的“相思错”那和儿女情长的那种相思，那种美丽的错误是不一样的。它是建立在两个人都力主北伐恢复（中原），又两个人都怀才不遇的思想基础上，就像用勿铸成的一样，它是更加地坚定、厚重，更加地让人热血沸腾，慷慨悲壮。

　　〔画外音〕

　　辛弃疾和陈亮的政治主张相同，个性脾气相投，他们不被朝廷重用的处境遭遇也十分相似。因此当陈亮去拜访辛弃疾的时候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相处得十分融洽。在聚会期间，他们还顶风冒雪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一个叫做紫溪的地方，约会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可惜的是，朱熹并没有赴约。那么，辛弃疾和朱熹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交情呢？

　　〔赵晓岚〕

　　朱熹比辛弃疾要大上10岁，他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差不多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

　　孔子被称为是儒家的开山祖师爷，而朱熹呢，可算是儒家这一个学派的学问里面最有影响的改革家。他所主张的理论，在当时被称为“理学”或者是“道学”。它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说，要保存那些符合天理的东西，战胜人的私欲，用这样的方法加强人的道德心性修养，朝着圣人的方向努力，最后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安定。

　　“道学”在南宋的士大夫中很有市场，辛弃疾就有好几个朋友是道貌岸然学的忠实信徒。但是，辛弃疾和朱熹的最初交往倒并不是因为辛弃疾对道学感兴趣，于是就去跟这位道学的领袖人物套上了近乎。

　　辛弃疾的书是读得多，文章也写得好，词更是顶呱呱。作为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呢，他对于道学家这些知识分子他是很尊重的，这也是他能够和一些道学家成为朋友的思想基础。可是呢，辛弃疾的骨子里还是一个英雄豪杰，讲究的是成大事不拘小节，喜欢的是兵法韬略。在有机会做事的时候，你要他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去做学问，那恐怕是会被闷坏的。

　　而在朱熹这一边呢，他在刚刚认识辛弃疾的时候，对于辛弃疾的一些言行也是抱保留态度的。比方说，淳熙七年，辛弃疾在湖南创建飞虎军，朱熹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只要加强一下原有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就可以了，另外再去创建一支军队会增加军费开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他对辛弃疾的这种做法的评价是什么呢？“专理会兵，不管民”。

　　到淳熙八年，两个人又因为一件事情铆上了。当时辛弃疾从湖南调到江西担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这个隆兴府和朱熹所管辖的南康两个地域是紧挨在一块儿的。

　　有一天，一艘客船挂着江西安抚使的牌子经过了南康境内。这艘船的窗户用幕布遮得严严实实，船上还有几个士兵在看守。朱熹手下觉得可疑就上去盘查，他们强行把舱门打开，发现装的是满满一船牛皮。在当时这个牛皮是属于常用的军用物资，在买卖方面是管理得很严格的。

　　这个时候，那几个士兵就拿出了辛弃疾的批条要求放行。事情报告到朱熹那里，朱熹说：“既然手续不符合规定，那就是有走私的嫌疑了。不管他，没收充公就是了。”

　　可是，不久之后，朱熹接到了辛弃疾的一封来信，辛弃疾在信中说：我的朱大人啊，不船牛皮是部队购买的，急等着要呢。手续上的一点小问题，你就高抬贵手吧。

　　因为辛弃疾当时是兼江西安抚使，所以地方军队上的事务都是属于他管。朱熹见他抬出了部队这块招牌，就只好把这船牛皮又还了回去。不过，他还是在后来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对辛弃疾的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

　　〔画外音〕

从上面几件事情来看，朱熹和辛弃疾的关系并不是一拍即合。朱熹是个道学家，讲究道德，注意小节；而辛弃疾却是一个铁腕作风，不拘小节的豪杰，所以，他们最初的交往并不密切。但辛弃疾在接下来处理一件事情中表现出来的才能给朱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估计，朱熹看到辛弃疾那就好比是唐僧看到了孙悟空，一方面知道这个“猴子”本领了得，另一方面又犯嘀咕，觉得这只“猴子”太不守规矩。

　　不过，不打不相识，也就是在公元1180年底到公元1181年初的这段时间内，辛弃疾这只“孙猴子”所表现出来的才干着实让朱熹这个“唐僧”是刮目相看了。

　　公元1180年江西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旱灾，粮食大面积欠收，到了冬天就发生也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一些囤积了粮食的奸商又火上浇油，停止粮食的出售，想进一步哄抬价格。那些饥民们对此当然就是怨气冲天了，你这分明是不叫咱们活了。那好，你不卖，我们就抢。各地纷纷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流言，社会动乱一触即发。

　　辛弃疾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来到了——从湖南来到了——江西。他一上任就叫人在隆兴府以及隆兴府所管辖的那些县镇的大街要道上，张帖了一张榜文。这个榜文上面只有八个字：“闭粜者配，强籴者斩”。意思就是，凡是囤积居奇，不肯出售粮食的商人一律流放；凡是强行去购买粮食、抢劫粮食的人一律处斩。

　　这道严厉的命令一出，马上就把那个已经暗流涌动的局面给控制住了。接着，辛弃疾又拿出官府中的铜钱、银器等公家的财物召集了官吏、商人、读书人、市民等各个阶层的代表，要他们各自推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辛弃疾就对这些人说：“现在我把这些公家的财物借给你们去做粮食生意，不收你们的利息。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把粮食买回来，而且只能在隆兴府内出售。”那些人一听说有官府给无息贷款做生意这样的好事，近似乎是空手套白狼了，所以个个踊跃得很，拍着胸脯保证。

　　这些人拿了钱以后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处去收购粮食了。不久之后，一船船的大米就接连运了回来。当地的粮价一下子就拉了下去，社会秩序也彻底地稳定了，老百姓顺利地度过了饥荒。

　　辛弃疾在安定自己境内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拉兄弟州县一把。当时临近的信州知州谢源明正为救灾粮没有着落呢一筹莫展，他一看到辛弃疾运回了这么多粮食，就马上派人到辛弃疾这里来乞求救援，要辛弃疾分一些粮食给他们。

　　辛弃疾的手下不干呐，他说：“为这些粮食我们费了多少心思啊。他们自个儿不知道想办法，就知道到我们这里来拣现成的便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呢？”

　　辛弃疾把这个手下的人批了一顿，就说：“信州的百姓也是人，都是我们大宋的子民，当然是应该支援。”于是，他就调拔了十分之三的米船给信州，信州的饥荒情况也得到了缓解。

　　在这段时间内，朱熹也在为自己境内的这个救荒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对其中的困难是深有体会，所以辛弃疾在救荒这个过程中间表现出来的才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朱熹对于辛弃疾救荒表现的赞赏。有一回，有个人就跟朱熹就谈起了辛弃疾在赈灾时发布的八字榜文的事情。朱熹回答说：“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他说，这八个字是写在一张榜文上的，就看得出辛弃疾很有才干。如果它是分开写在两张榜文上，那就是乱了道理。言外之意就是说，辛弃疾这样做不算乱来。

　　那么，到底这八个字写在一张纸上和分开写在两张纸上是不是就真的存在着一个是“有才”，一个就是“乱道”这样严重的、重大的差别呢？朱熹当然会有他的合理的解释。不过在我看来呢，朱熹这话至少是在客观上起到了为那个酷名远扬的辛弃疾做辩护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仍然还是用唐僧和孙悟空来打比方的话，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朱熹这个“唐僧”仍然坚守着不能“乱道”的原则，但是他至少也承认，在某种紧急状态下还是需要“孙悟空”挥一挥金箍棒的。

　　那么，朱熹和辛弃疾之间后来是不是真的发展出了像唐僧和孙悟空那样的师徒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从辛弃疾在公元1192年初重新出山到福建做官，和朱熹之间的交往来看，应该说朱熹在辛弃疾的心里是逐渐取得了教师的地位的。

　　辛弃疾在福建为官期间和朱熹的关系可以用“打得火热”来形容，两个人不但是书信不断，而且还经常见面。辛弃疾呢，经常和朱熹讨论公事，向朱熹请教。朱熹给辛弃疾赠了十二字箴言：“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就是对待百姓要宽厚，对待读书人要讲礼节，对待下面的官吏要严格。

　　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辛弃疾对朱熹那种修身养性的心性修养的学问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朱熹本人的道德和学问也表现出十分地尊重和佩服。

　　他曾经写诗给朱熹祝寿说：“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大意就是说，从古代的圣王尧舜数起，千载以下，像朱熹这样的人物只有两三个人。这个评价就是相当相当地高了。而且在辛弃疾的心目中，他不仅可以当自己的老师，甚至还可以做帝王的老师。

　　有一回，辛弃疾和朱熹到武夷山中去玩儿，他就写十首《棹歌》送给朱熹。其中有一首说：“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在这首诗里，他把隐居在山里面的朱熹比作是从在钓鱼台上姜子牙，希望有一天能被皇帝请到京城里去做老师。

　　上面的事实足以说明，朱熹的收徒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得了成功的。

　　辛弃疾敬仰朱熹的道德学问，朱熹欣赏辛弃疾的办事才干。两个人由不打不相识，到相互深入了解，最终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公元1194年，信奉道学的宗室大臣赵汝愚担任宰相，身为道学领袖的朱熹因此被召进京做了皇帝的老师。然而，不久之后赵汝愚在与外戚韩侂胄的权力之争中失败了，朱熹也被赶出京城。“道学”被称为“伪学”，信奉道学的人被称为“逆党”。那么，在这场反道学的浪潮中辛弃疾和朱熹的友谊是否经得起这场严峻的考验呢？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道学”的浪潮中，辛弃疾也因为和朱熹以及赵汝愚之间的良好关系受到了牵连。本来已经退居在江西家中的他又接连受到了好几次的弹劾，原来还保留的一些级别和待遇到这时几乎剥得一干二净。但是，危难见真情。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地险恶，对道学和道学家的打击和迫害是越来越厉害，但是辛弃疾始终保持着和朱熹的联系，他丝毫也不忌讳他和朱熹之间的友谊。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的3月满腔忧愤的朱熹病逝在武夷山中。消息传来，辛弃疾当即写了一首《感皇恩》词：“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子云是西汉学者杨雄，《玄经》就是《太玄经》，是杨雄仿《周易》而写的一本很著名的书。这几句词的意思是，朱熹虽然不在了，可是他却留下了许多经典著作。他的名声就像江河一样万古奔流，永不停息，绝不会因为那些反道学人的攻击而磨灭。

这年的11月，朱熹下式下葬。韩侂胄这一派的人当时已经是权势熏天，他们下了一道命令，禁止道学的信徒为这位道学的一代宗师送葬。朱熹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就因此没有去，但是辛弃疾却不管这些禁令，他亲自赶到了武夷山，献上了自己的悼念文章。其中有四句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意思是，你的伟名将会流传万世不朽，谁说你已经死了呢？在我看来你的精神还是那么令人敬畏，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在强权的威压下，辛弃疾以这样英勇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道德和正义的支持，也为他和朱熹之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不过，朝廷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辛弃疾和那位权倾一时的韩侂胄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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