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敏感。
公共交往中日益精密的社交规则、身体之间不断拉开的安全距离、文章开头小心标识的创伤预警（trigger warning）、近年来屡屡成为全球关键词的“政治正确”……无论是在身体、心理，还是道德层面，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为注重边界、分寸得当。但与此同时，围绕敏感性所引发的争议与撕裂也从未像当下这般深刻。
敏感，究竟从何而来？现代社会的高度敏感化何以成为一把双刃剑？在近期出版的《敏感与自我》一书中，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带我们回溯了这段社会与自我敏感化的历史进程，并反思了当下从#MeToo运动到取消文化中过犹不及的一面。
借助包括卢梭、尼采、列维纳斯、弗洛伊德、巴特勒等思想家的观点，弗拉斯珀勒向我们指出：社会的敏感性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敏感性并不等同于进步。
一方面，对不平等现象的敏感化在许多方面推动了争取弱势群体权利的斗争。然而，将敏感性美化和绝对化，也意味着我们正经历着敏感性从一种建设性力量向一种破坏性力量的转变。敏感不再是连接着我们，而是分裂着我们。敏感性把社会分成了若干群体，在某些群体相互对抗的前线，双方甚至都将敏感性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
“人们对于暴力、痛苦、死亡越是敏感，就越是希望可靠地驱逐这些危险。一个社会越是敏感，对于保护性国家的呼声就越强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我们必须要求他人做什么？我们不能要求他人做什么？我们的“过于敏感”是否是不合理的？或者反过来说，诋毁和否认结构性的苦难，将其归咎于个人的敏感性，是一种过分的做法吗？” 弗拉斯珀勒在书中说。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敏感与自我》一书的第八章与第九章。较原文有删减。
“当我周围有许多事情发生时，我会激动地迅速做出反应。”“我注意到并享受着微妙而令人愉快的气味、味道、音乐、艺术品。”这些自我描述，来自伊莱恩·阿伦的畅销书《天生敏感》中的“开场测试”。该书于1996年首次出版，已被翻译成70种语言。阿伦明确表示，不希望把高度敏感的人格特征理解为一种疾病，而是希望将其理解为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潜力的遗传特性。阿伦认为，那些高度敏感的人，不仅“对刺激的接受能力更强”，而且具有非凡的才能。阿伦对她的读者写道：“大多数时候，您发现自己无法像其他人那样经受那么多。您忘记了您属于那些经常表现出巨大的激情、创造力、共情力、认识能力的人。”阿伦还说，在高度敏感者中，有“预言家、天赋高的艺术家或发明家，以及尤其认真而仔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同时，她把自己也列为高度敏感者。压力和过度的外部刺激是高度敏感者的毒药。我们的世界罪恶地要求人们同时做多项任务，并不断加速，这是对高度敏感者的过度要求和妨碍，阻止了他们上述才能的发展。因此阿伦建议高度敏感者，尽管不要逃离社交场合，但要根据自身非凡的人格特征来调整生活。作为一个高度敏感者的案例，阿伦引用了某位查尔斯的陈述：“噪声尤其让他感到不安。因此他住在一个安静的街区，用愉快的声音包围自己，包括花园里的喷泉声和美妙的音乐。当工作上的事给他带来过大的压力时，他就在无事时立即离开工作场所，通过弹钢琴或散步来放松自己。由于他的敏感性，他有意识地决定不从商。查尔斯根据自己的敏感性调慢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并尝试不让压力超过自身神经紧张所能承受的限度。对此，查尔斯不觉得有什么不好。”阿伦的书大获成功，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在上述“开场测试”中将自己定位为“高度敏感者”。这很难用“高度敏感是基因遗传”来解释，按照遗传理论，一个人要么有控制高度敏感性状的基因，要么没有。严格说来，“高度敏感”这一特征远不止是一种基因遗传，它还是一种症状，这种症状来自一个加速的、个人化的、有现代晚期特征的世界。这一世界奉行一种不断加强的逻辑，到处是刺激和诱惑，社会的要求中固有着一种苛求的倾向，并导致人们变得过度敏感和神经紧张。同时，社会的要求中还有一种以高度敏感者为典范的理想，即“特异性愈加重要”。这种特异性来自敏感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在其著作《独异性社会》中，详细分析了这种现代晚期的“独异者范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已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基本范式。莱克维茨写道：“无论我们观察当代社会的哪个位置，人们越来越期待的不是一般，而是独特。机构和个人的希望、兴趣、努力，不再依附于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而是寻求罕见的、独特的东西。”非凡的创造力、审美的差异化、敏锐的感受力—这些都是当代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常规和标准既不考虑敏感问题，也不容忍敏感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经历着贬值。人们不想要标准化的排屋，而想要个性化设计的住宅；人们不想跟团旅游，而想个人出行；人们不想找一份严守规矩的机关工作，而想从事一份“创造性的工作”……独特的需求和选择正跃升为新兴中产阶级的理想特征。新兴中产阶级在道德和审美方面都变得愈加敏感，莱克维茨写道：“所谓的‘道德消费者’正在发展一种区分面包类型和咖啡类型的敏感性，而在过去，这种敏感性只是葡萄酒鉴赏家的典型特征。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寻找特定年份的复古家具来取代现货沙发。”从上面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敏感性和独异性是如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只有那些拥有精细化的感知力的人，才能形成鉴别力。只有那些能感受外在和内在振动的人，才能表达自我，才能创造性地实现自我。只有那些在社会交往中展现出敏感性的人，才能感知到他人的特异的脆弱性，并公正地对待这种脆弱性。莱克维茨写道：“人们已经对‘异性恋白人男性’之外的身份群体的特异的脆弱性形成了一种感觉。这些身份群体包括女性、同性恋者、有色人种与其他少数民族、跨性别者、有身体或精神障碍的人。”这种道德敏感性促使人们敏感地使用语言，保持适当的身体疏离，谨慎地行事，在互动中注重微妙的差异。例如，对于道德消费者而言，动植物也被自然地视为有权利诉求的生命，像人类一样，它们也有生命权，因此必须被谨慎对待并被考虑到。在这些消费者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对生态的敏感。此外，不要忘记还有心理和生理上的敏感性。只有那些知道如何倾听自己的内在的人，才能感知个人需求以及身体的独异性，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甲需要大量的光线，不能住在较低的楼层；乙不能耐受乳糖；丙必须在早上做两个小时的瑜伽，才能开启一天的生活；丁不能容忍与其他人的任何亲密接触。社会的独异化为单人家庭，这与需求的分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阿伦的说法，高度敏感绝非一个例外现象。大约有20％的人是高度敏感的。更重要的是，高度敏感不仅比人们想象的要广泛，而且甚至代表了以异化为标志的现代晚期的一种深深的渴望，因为高度敏感者与世界有联系，两者之间通过一条持续的、振动的线相连。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在敏感性社会的背景下提到了“共鸣”。共鸣的概念是罗萨的著作《共鸣》一书的主题，此书通过研究“历史上形成的与人生有关的敏感性”，阐释了关于世界关系的社会学理论。罗萨在该书中提出，人类对感性的世界关系的需求，包括“液化”、“触摸”、“有节奏的摇摆”，这些需求与资本主义现代晚期的物化倾向构成强烈的对比。罗萨认为，世界不是开放着的，而是在冷漠地退缩着。技术和社会方面的增长和快速变化，使主体与世界疏远。主体面对世界时，缺乏与之相关的情感。“共鸣”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回声”。罗萨认为，现代世界仍然是哑巴，对于人的呼喊，它没有回应。现代人的“抑郁的自我”是这种“无回应”的最显著症状。就像一个孩子在父母不关注他时变得精神萎靡一样，人因为世界的冷寂和沉默而生病，内心变得僵硬，呆滞而无活力。这种抑郁的反面，是专注力实践的蓬勃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共鸣那样令现代人渴望。瑜伽、冥想、养生、敏感性训练正跃升为治愈抑郁、重获共鸣的承诺。人们希望终究能再次感受到自己和世界，培养对日常生活之美的感受力，对此罗萨写道：现代晚期的主体尤为坚定地试图了解自己的感受，试图感受自己的身体，试图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试图实现他们的事业，试图在精神方面继续发展。因此，他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在寻找“回应的关系”和“共鸣的体验”。在罗萨看来，这些以感情为中心的“体验自我与世界”的技术，属于“共鸣敏感性”，源自对“歌唱的世界”的浪漫渴望。“歌唱的世界”与“消费的世界”的持续嘈杂无关，与其臭名昭著的感官过度刺激无关。相反地，共鸣敏感度的前提是退却，即从嘈杂而异化的环境中退却。在“退却”的语境下，关键是，“我们只需安于世界的一隅，找到适合于我们的避难所”，就能产生共鸣敏感性。这个避难所，在某种意义上说，将我们从资本主义物化规律和技术的过度刺激中解放出来。它可以是一个特定的地方，例如充满共鸣的家或乡下的度假屋；它也可以是一种心理环境，例如“与某些人在一起”。罗萨写道：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它要求生活在其中的人，像共鸣地震仪一样在社会空间中移动，并在人们相互攀谈或相互呼唤的时候和地方（即在互动伙伴之间擦出“火花”的时候和地方）建立社会联系。因此，现代社会的决定性因素（见莱克维茨的论述）不再是由传统决定的纽带（例如家庭），而是点状的、特异的、强烈的关联。对此，罗萨写道：“强烈的私人的社会关系因而（至少在思想上）摆脱了阶级的、礼仪的、宗教的规章或规则，被概念化为纯粹的共鸣关系。”理解共鸣关系的关键，是做一种范式区分。这种区分有着悠久的传统，我们已经见过它的各种变体和它的各个方面。这种区分就是消极的、（字面意义上）杀死神经的、遭受过度刺激的被动敏感性与积极的主动敏感性的区分。主动敏感性是感官的创造性振动，是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创造性振动。伊莱恩·阿伦也依附于这一传统的区分。当她的患者可能压力过大时，她会向他们推荐“共鸣绿洲”。“共鸣绿洲”是“退却”之处，它保护敏感的人，既不苛求敏感者，也不扼杀敏感者，而是以恰到好处的方式促进创造过程。换句话说，高度敏感者必须从世界退却，这与敏感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敏感的政治生活，就是“应该被保护在安全的地方，免受公开论战和霸权支配的苦难”。鉴于这种新的（政治）敏感性，老一辈人尤其抱怨如今政治辩论中敏感性日渐加剧和极端化。这种抱怨集中在“雪花”这个歧视性的概念中，这个概念指的是所谓的“被左翼‘身份政治’宠坏的代表”。“雪花”指的是年轻的、觉醒的、具有多样性意识的数字原住民。长辈们指责“雪花”们是高度敏感者，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政治辩论。这种高度敏感与“雪花”们所谓的独特性密不可分。正如“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样的”，正如“每一次对雪花的触碰都会破坏它们”（老一辈人就是因此而批评“雪花”一代），年轻的Z世代也认为自己非常独特。“雪花”一代容不得他人离自己太近，更不用说被粗暴地触摸。老一辈人使用“雪花”一词时，还带有对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的批判。在老一辈人看来，“雪花”一代从未接触过生活的艰难，一直在软绵绵的保护环境中长大，完全缺乏健康的韧性，因而只知道呼吁引入触发警告和安全空间来保护自己。简而言之，“雪花”们是高度敏感的、独特的、不可触摸的。“雪花”这个贬义词可能是独异者范式最突出的体现。然而，如果有人认为所谓的“雪花”一代不知道如何反击，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在“雪花”一代身上，也能看到敏感性的攻击性的反面。“雪花”一代使用贬义词“好吧潮生人”来讽刺老一代人，即“二战”后婴儿潮（1946-1964）期间出生的人。说白了，在“雪花”一代看来，“好吧潮生人”完全没看懂最新的发展趋势，坚持着完全过时的观点。“雪花”一代会对“潮生人”说：“你认为恭维只是无害的，或者男人可以触摸女人？好吧，潮生人。你认为‘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运动只是在制造恐慌？好吧，潮生人。你认为尽管康德有种族歧视，但仍然可以读他的书，只因为他是大哲学家康德？好吧，潮生人。你仍然认为家庭比友谊更重要？好吧，潮生人。你认为人类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是生物学事实？好吧，潮生人。”相应地，“潮生人”也被认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他们也爱哭。“雪花”一代会对“潮生人”说：“每当你们为失去特权和传统而感到恐惧时，你们就会立即开始号哭。你们无法应对新的压力。你们凭什么来破坏未来的生态基础？你们怎么敢？我们人多，我们嗓门大！”从“雪花”的视角看，“潮生人”的世界是传统、规范、标准的世界，而“潮生人”是这个必然衰落的世界的代表。用莱克维茨的话说，“潮生人”显然属于过时的“普通人”范式，而不属于“独异者”范式。“潮生人”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一个悲哀的“老白男”——他无法释怀自己优势的丧失，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1997年后，婚内强奸成为一种刑事犯罪。诸如“说不就是拒绝”和#MeToo等女性主义倡议，使得德国刑法关于性犯罪法的段落在2019年变得更加严厉。如今，对婚内强奸的定罪，不仅要看是否有实打实的暴力，还要看男性是否无视了女性表示拒绝的意愿。如今，任何试图触摸他人却忽视或误解他人所表示的不情愿的人，都有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受法律保障的保持距离的规则，延伸到了性生活中。但是同样清楚的是，男性和女性的相处不能完全由法律来规定。在法律规定之外，还有一个对道德要求很高的部分，必须由个人自己来掌握和塑造。那么，某个男性或女性要问：我在这样或那样的（与情欲有关的）情况下，该怎么做？我问候对方时应该亲吻还是握手？什么会令我感到不舒服，什么不会？对方期望我做什么？在这种如此紧张的男女关系中，我怎样才能自由自在地行事？有什么迹象能表明我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我又如何知道我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我的欲望真的是我的吗，还是为了满足对方？显然，社交距离不仅可被视为一种苛求，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缓和。事实上，正因为病毒禁止人们接触，高度复杂的、充满了冲突的欲望与期望的生活世界被简化了，而这正令人们感到愉快。文学理论家贝尔纳黛特·格鲁布纳在她题为《病毒欲望》的文章中写道：“在新冠疫情中，传染的范式让传染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建立起来。传染性让主体从新冠防疫规定造成的空虚中获得一种‘充实’。”“一个人因关闭社交场所和放弃私下聚会而产生的匮乏体验，可以被无限正确的行为方式抵消，这些行为方式不再必须与其他相处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权衡。”从这个角度看，在新冠疫情时期，遵守社交距离并不是一种损失，相反地，它是一种收获。格鲁布纳接着写道：“这就是‘新’的团结的潜在的吸引力，它通过无接触实现了。同时，它免去了每段关系所包含的内在冲突。与他人的每一次接触，也意味着要面对他人身上令人排斥、反感、恐惧的东西。称呼他人时，总是需要心理上的消耗，通过对亲近的渴望来克服这种排斥和反感。”人们对亲近的渴望的核心，是要消除令人不安的二义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人签订所谓的“性爱合同”的趋势，也给我们很多启示。性爱合同指的是试图通过合同来规范性爱关系中在法律之外的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从而澄清它们，例如：多长时间性交一次？多长时间必须向对方说一次“我爱你”？家务和养育孩子的工作将如何分工？性爱合同把所有细节都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以便在必要时能够参考。性爱合同体现了人们用规则来规范性爱关系的渴望，社会学家埃娃·易洛斯在她的《爱的新秩序》一书中论述了这种新的渴望，并将其归因于全世界对性虐小说《五十度灰》的炒作。英国女作家E.L.詹姆斯的小说《五十度灰》讲述了年轻的安娜斯塔西娅·斯蒂尔和克里斯蒂安·格雷之间的爱情故事。克里斯蒂安·格雷是一个强大的、有魅力的性虐狂。两人的性爱游戏是由一丝不苟的合同精确规定的，该合同明确地规定了性爱游戏中的各个位置、各项功能、各种界限。易洛斯认识到，这种用规则来规范性爱关系的要求，其决定性原因在于性革命本身带来的那些自由化的影响：一般的形式规则如男女交往中的礼节，已经被诋毁为庸俗市民的道德并失去了效力，同时，有明确界定的性别角色也失去了效力。易洛斯写道：“随着人们获得性的自主权，情感互动的领域已经陷入高度的不安之中。”因此，如果人的身体的自由市场无法运作，那么就需要法律和规则来将性行为的棘手和矛盾之处再度形式化。易洛斯认为，《五十度灰》的成功正应当归功于人们对清晰的渴望。这种分析尽管是合理的，但却没有回答以下问题：性革命是一个错误吗？我们想回到基于严格的礼节的性别秩序吗？正是社交中的这种风险，深深地动摇了现代晚期人对于安全的需求。人们对于暴力、痛苦、死亡越是敏感，就越是希望可靠地驱逐这些危险。一个社会越是敏感，对于保护性国家的呼声就越强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我们必须要求他人做什么？我们不能要求他人做什么？我们的“过于敏感”是否是不合理的？或者反过来说，诋毁和否认结构性的苦难，将其归咎于个人的敏感性，是一种过分的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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