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可以被“刺激”吗？｜我们的钱

文｜李厚辰

编辑｜阳少

不同领域的“以旧换新”是如何展开的？

本次“以旧换新”在工业和民用领域都有所涉及，其中民用领域主要为房屋、汽车、家电。这三个领域的产能利用率都相对较低，房地产自不必多说；家电领域以冰箱为例: 继2022年冰箱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创下了历史新低，2023年的产能利用率也不足60%，截止到2023年末，中国家用冰箱总产能已经超过1.5亿台；而在汽车领域，据“盖世汽车”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乘用车产能利用率仅为47.5%。

首先是房屋。作为超大额消费品，很多家庭如果不是出售自己的旧有住房，基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购买新房。因此除了一定的税费优惠外，很多城市都需要解决旧房销售的问题。这里可以简单分为「政府不补贴」和「政府补贴」的方式。

「政府不补贴」的方式多见于一线城市，比如上海和深圳。对于已有住房且有购房需求的人来说，政府联合了一些房产中介机构，优先协助购房者出售旧房，再购买特定楼盘的新房，形成“卖旧买新”的合约。合约有一定的期限，如果在这个期限内没有完成旧房的出售，则新房的购买就解约。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以管理的方式牵线搭桥，部分原因也在于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并不愁卖，随着限购政策的放松，二手房的出售概率也更高。

「政府补贴」的方式更多见于二线及以下城市。一种是政府直接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房和保租房项目（详见《保租房越来越多，租房会更便宜吗？》）。另一种则是对于房地产企业的补贴，在当前的房地产政策下，商业地产企业在拍下土地时，都需要配套建设一定的保障房，而今政府允许企业不建设保障房，直接收购住户的旧房，再将新房销售给住户。或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一部分资金给政府，政府再责成下属的国有企业来收购用户的住房，以用于保障房。

为了进一步促成交易，政府有时还会提供给购房者一定的房价优惠。但这个模式依然遭遇了不小的问题，例如在南京这轮的“以旧换新”中，可供出售的旧房都集中在主城六区，而可供购买的新房则处于楼盘不太好卖的市郊。此外，一般政府可供补贴的企业，也多以国有房地产企业为主。

再说汽车领域，核心是报废旧车买新车，一般政策是：对个人消费者“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或2018年4月30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各地给予几千元到1万元不等的补贴，中央财政按照不同省份的富裕程度承担40%到60%的补贴力度。除了这种补贴外，可能各地还会对二手车经销商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补贴。

最后是家电领域，这个更为直接，几乎就是消费者在指定经销商购买指定品牌，直接减免折后价格的10%，单笔最高补贴1000元。这一部分与折旧关系不大，更取决于政府的投入。公开信息显示，长沙拿出了3900万元，苏州拿出了2000万元，济宁拿出了1100万元。除了政府，很多企业也拿出了相应资金，例如海尔投入5000万资金，用于旗下产品的补贴。

“以旧换新”能拉动多少消费？

不少人会好奇， “以旧换新”能够拉动多大的消费需求呢？

从房地产来看，现在全国的待售面积达到7.4亿平方米，均价为9595元/平米。全国百城去化周期为25.3个月，如果要在未来将去化周期压到12个月，达成去库存的目标，可能需要消化1/3左右的现有库存，调动资金在2.3万亿左右。

到现在为止，央行设立了专门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资金规模3000亿元，央行估计可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由此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数量级比较。2023年全年房地产销售资金为11万亿，这个金额在今年1-4月下降了31.3%，而从刚刚过去的5月来看，5月17日的楼市新政没有带来明显的结果，四个一线城市房屋销量同环比齐跌，仅北京一城因供应放量成交环比微增1%。四个一线城市5月成交 164万平方米，同环比分别下降34%和6%。实现库存下降依然有一定的难度。

而在汽车领域，至2023年底，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保有量约为1370.8万辆，车龄超6年以上的新能源乘用车保有量约83.7万辆，两者加起来与中国一年品牌乘用车销量基本相当。

根据6月初的消息表示，中央政府拨款为64.4亿元用于“以旧换新”，可以用于消化120万辆，这个政策数据的制定看上去是按总量的10%来进行的。

按照新能源汽车每笔消费补贴1万元计算，消化1300万辆乘用车的资金成本是1300亿元，占全国公共预算支出的千分之4，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三保资金（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是否能够拿得出补贴消费的40%，也亟待观察。

从折扣力度来看，“以旧换新”相当于定向为一部分车主打了9折到95折。而在2024年新能源车价格战的阶段，各家降价幅度大多在1.5万-2万元左右，如果叠加各家车厂本身的降价策略，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这些效果当然需要用具体的市场数据检验。根据乘联会数据，5月1日-12日，乘用车市场零售55.9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9%。但新能源车相对较好，新能源车市场零售24.1万辆，同比去年同期增长31%。到五月末，整体市场成交率仍呈下降趋势，且成交价格也出现了下滑，有73%经销商认为5月成交价格有所下降。

和上述两者相比，家电领域恐怕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家电消费也与房地产高度相关，这部分的销量也可以关注进入夏天后的变化数据。

用未来生活的脆弱，来充实当下经济的需要

综上，我们可以将“以旧换新”其看作一种特殊的“转移支付”：政府投入一部分资金，以此拉动另一部分资金进入到定向领域。政府资金起到了调节价格的作用，降低价格以推动交易，这对相关行业的企业当然是一种利好。

但在这场“定向转移支付”的游戏中，社会依然需要进一步的资金。对于个体来说，面对住房和汽车消费，大多数人都需要借贷，而现在政策的取向是非常明显的，进一步通过推高居民借贷维持消费。

我国的居民杠杆率经历了快速增长的阶段，从2008年底的17.9%，快速攀升到2020年底的61.7%，到现在已高达64%，直逼日本。但这样的绝对数值参考意义不大，中国、日本和美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3%、55%、58%。如果按照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我国的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美国，冠绝全球。

这是一个足够值得警惕的事情。高杠杆与高风险如影随形，对于居民而言，控制高杠杆的风险有几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经济和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详见《社保，为何越缴越多？》），三是保险体系的完善（详见《当保险不再是确定性保障》）。三者齐头并进，才可以在居民高杠杆下帮助居民控制风险。而在三者皆有待完善的背景下，居民加杠杆的意愿是非常低的。4月社融数据历史性下降，居民短期贷款萎缩3518亿，证明消费贷款在大幅下降，长期贷款萎缩1666亿，证明房地产贷款在大幅下降。

因此，如果让居民杠杆率再快速上涨，恐怕对经济体系的韧性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起到不利的效果。我们实际上在用居民未来生活的脆弱，来充实当下的经济需要。

这不仅是居民储蓄与居民负债的此消彼长，也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此消彼长。进入2023年以来，消费在经济领域中一枝独秀，旅行餐饮等在年初和各个节假日成为较有活力的经济领域。按照官方数据，第一季度第三产业还能维持5%的增速，也可能是除了政府强力负债拉动经济外，唯一去中心化的经济领域。

如果将更多资金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投向房地产和汽车与家电的大件消费，此消彼长间，当然会压缩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家也都明白，第三产业是就业、居民收入最基础的蓄水池。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跌到40%以下，“以旧换新”如果再将这部分的蛋糕切向中心化的政府主导领域，可能会导致社会消费萎缩的风险加剧。

在没有太多增量从而进行存量分配的社会，任何激进的政策都会大幅影响有限蛋糕的切分，其造成的衍生效应，或许是难在制定政策时被充分估计。

存量蛋糕的分配游戏

作为消费者，如果你今年恰好有购房、买车或是更换家电的需求，那么“以旧换新”当然是一个不错的消费窗口，尤其是在高度依赖财政补贴的汽车和家电领域，因为这一部分资金的可持续是存疑的；而作为从业者，如果你在相关领域工作，或许也能享受到政策红利。

但在存量蛋糕切分的此消彼长中，其他行业和人群则未必有福消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刺激消费模式。第一种以非定向的消费券或现金发放，这笔钱如何支配由消费者决定，这样一来未必导致居民杠杆增加，二来也可以更分散地将资源分配到全社会。

第二种方式则更具有“计划性”。房地产、汽车、家电本都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问题，而究其原因，恰恰是各个城市过去“计划性”地扩充这些领域产能的结果。因此这种定向转移支付更像是弥补另外一种浪费。

负债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但一般而言，政府并不定向负债，因为这涉及到公平的问题，政府的负债投放更需要保证公益性：要么非定向地为居民提供资金，要么放宽居民和企业直接从政府借贷的资金限制。

如果不是这样，则可能会带来公平和效率的双重问题。假设一个人受到2016年后这波激进城市化的影响，贷款买房和买车，现在可能正承担着债务问题，而很多在这一波进程中买房的家庭也是新市民阶层，但他们无法从本次政府的补贴中获益。能够从政府补贴中获益的，更可能是有改善性住房和改善性汽车消费的群体，按理说，这部分人群是不应该获得额外财政补贴的，他们本就是城市中经济地位较好的人群。

效率上同样如此。将一个产能利用率不足的行业，通过短期价格补贴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行业的生命周期。这里可以考虑两个情况，一个是行业生命周期的总量，其向上边际效应快速递减，就像一个人把学科分数从30分提升到60分也许是容易的，但从60分到90分就非常困难。地产、汽车和家电这三个领域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深度发展，再希望短期拉动高速增长，以现在的投入来看，几乎不可能；其二是这些领域都与人口数和居民收入正相关，在人口流失、居民收入增长受限的城市，短期刺激未必有很好的效果。比如，最近中心城市不断放开限购，对二线以下城市的楼市构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如果你恰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则可供观望的时间也会更少。

由此可见，此类行政刺激手段，让相对平滑的供需曲线变得难以预测，这其中包含大量武断的随机性，它仰仗于一套并不透明的行政考核机制，而非商业理性的原则。

如果要为合理的刺激手段勾勒一个框架，那就是维持温和通胀，在商品和服务价格温和上涨时，使得居民收入相应上涨。因此绝大多数经济体才在通胀时通过“直接向居民发钱”的方式来维持这个循环。我们用计算机系统来比喻，这样的刺激方法就像是往系统无方向地注入电子和算力，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微小运算单元，在其局部生活中进行优化。不过有些时候，国家显然要的不仅仅是维持经济系统的活力，还希望可以定向地维持土地财政，维持战略性行业的增长，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都是比提高经济系统效率更好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把刺激手段想象成“理想化”的自由经济。现代政府当然应该分配蛋糕，但蛋糕给谁，也有更多可能的方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体系，用于减轻前几年杠杆率过高的家庭，用于补贴新购房与新购车家庭，或者干脆用于为中小企业减税……到底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更好，这是一个远比“刺激行业”要复杂得多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