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政学报 | 陈玺 令典与惯例：宋代赐死规则之厘革与适用
令典与惯例：
宋代赐死规则之厘革与适用
作者简介
陈玺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宋时期官僚叙复法转型研究”（项目号23BFX199）和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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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一、赐死令文消亡之迷局
二、祖宗家法与赐死特例
三、赐死规则之基本构成
四、结语
摘 要
作为传承久远的司法规则，“赐死”条款却在北宋《天圣令》中神秘消失。究其原因，乃是制度层面之专门安排，而非法令文本传抄疏漏所致。《天圣令》修订以后，赐死在具体适用层面形成的诸多习惯性规则，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得以长期沿袭。以天圣修令为界，宋代赐死裁决应当分别以令文规定和司法惯例为依据。以赐死为代表的惯例性规则呈现高度韧性与强大影响，对于司法实践发挥着实质性支配作用。
关键词
宋代 赐死 《天圣令》 司法惯例
一、赐死令文消亡之迷局
作为刑罚适用层面给予官僚贵族的优待措施，赐死规则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横亘于先秦至清末的漫长历史时期。其中，尤以汉、唐时代之赐死规则最具代表性。唐《狱官令》规定：“五品以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令文明确规定了赐死适用中身份要素、罪名要素与死刑执行方式三项内容。唐代赐死适用主体应仅限于官阶五品以上之官僚贵族，《唐律》规定，“五品以上之官，是为‘通贵’。”所谓“恶逆以上”者，指谋反、谋大逆、谋叛及恶逆四类犯罪，此为“十恶”体系中位列前四的严重罪行。而“听自尽于家”意为允许罪臣在居所（含宅邸、贬所、馆驿等）采取自缢、服毒等方式自裁。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六典》从死刑执行角度重申了《狱官令》的规定：“凡决大辟罪皆于市。五品已上犯非恶逆已上，听自尽于家”，将秘密处决之赐死与公开行刑之绞、斩予以明确区分。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请，又将五品以上官赃罪抵死者明确纳入赐死范围：“犯赃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至此，令典所载赐死规则基本定型，且作为死刑执行方式，在唐宋之际长期行用。
《宋刑统》全面承用唐、五代死刑规则。首先，《断狱律》规定，斩、绞、自尽均为法定死刑执行方式，不得随意更换：“若应自尽而绞、斩，应绞、斩而令自尽，亦合徒一年。”因此，在律文层面，自尽为法定行刑方式之一。其次，《宋刑统》准用唐建中三年（782年）八月二十七日关于“杖杀”的敕令节文，将杖杀与斩、绞、自尽并列为法定死刑处断方式。最后，《断狱律》“决死罪”条准用唐《狱官令》3条，唐元和六年（811年）三月二十七日、唐会昌元年（841年）九月五日、后唐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唐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十四日、唐开成二年（837年）十一月八日等敕令节文6则，涉及死刑执行中覆奏、时限、撤乐等问题。其中，会昌元年（841年）九月五日敕节文之中赐死令文的法律效力得到再次肯定，晚至北宋初期，仍可见法司援引“赐死”条款之例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至道二年（996年）九月八日，灵州环庆清远军路马步军都总管、会州观察使田绍斌因奉诏“领兵于普乐河应接裹送粮草入灵州，寻遇番贼劫虏，抛失官粮”。对此，法司引用律、令断为死刑，听其自尽：“准律，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覆者斩；准令，五品已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此处所准令文，显然为唐宋相沿之《狱官令》“赐死”条款，此足以证明“赐死”条款在宋初仍然具备现行法令地位。
“王族刑于隐者，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在制度设计层面，赐死是传统身份因素和君臣观念在刑罚适用层面的直接投射。以“白冠氂缨，盘水加剑”为典型特征的赐死古礼，经汉儒贾谊、戴德等人疏解，成为古代处置罪臣的重要理论依据，“人君观此，可以得待臣之礼，而人臣观此，其有罪者亦知所以自取也”。赐死具有优礼臣下之意，“与议、请、减、赎各条，自属相符”。在司法程序层面，“采用赐死的方式处治大臣，也是隐晦大臣罪行的一种方式，即为大臣隐恶”。值得注意的是，赐死固然可以视为君主优崇缙绅之礼遇措施，却也是“大臣多自贵重，不肯屈辱于狱吏”之无奈选择。唐《狱官令》《唐六典》中，赐死条款接续于“决大辟罪皆于市”条之后，是对常规行刑方式的例外规定，而“刑人于市”的观念与传统则可溯至《礼记•王制》。然而，作为传承久远的司法规则，“赐死”条款却在北宋《天圣令》中神秘消失。那么，是否存在今本《天圣令》传抄遗漏赐死条款的可能？答案却是否定的。《天圣令》《元丰令》《绍兴令》《庆元条法事类》均有“决大辟罪于市”条目，规定官员监刑、乘车酒食、亲故辞诀、宣告犯状、行刑时间、尸身收瘗等内容，《庆元条法事类》进而将乘车就刑范围扩展为六品以上官犯非恶逆以上者，以上诸条嬗变轨迹清晰可循，自《天圣令》始，唯独不见明示赐死条款。可以认为，宋代“赐死”条款的废除，乃是制度层面之专门安排，而非法令文本传抄疏漏所致。
唐宋“决大辟行刑”条对比简表
今人陈俊强在比较唐、宋《狱官令》时曾言：“宋仁宗天圣制令时，此条令文却遭到废弃，不再行用。而《天圣•狱官令》中却找不到相对应的官人判死罪准予自尽的条文，是宋代对官人取消了这方面的优待？”陈氏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宋代赐死规则具有重要启发，惜未见及后续阐释。不仅如此，诸多有关宋代赐死的疑问亦随之产生。譬如《天圣令》颁行后，朝廷是否继续适用赐死？如何理解宋代赐死与“不杀大臣”祖训之间的抵牾现象？与其他死刑行刑方式相较，赐死规则包含哪些基本要素？为解决上述疑问，本文试图以天圣《狱官令》颁布为界，对宋代赐死事例进行个案研究与类案分析，以期查明宋代赐死之诸多谜团。
二、祖宗家法与赐死特例
自1940年代以来，围绕宋太祖赵匡胤“不诛大臣、言官”誓约及其“誓碑”有无之公案，学界讨论异常热烈，此与宋代赐死之存废与施行具有直接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的判断，得到前辈学者高度肯定。张荫麟先生指出：“历世君主遵守唯谨，遂认为有不杀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因此，“不杀大臣”可能以惯例、誓约或其他形式存在，且已经成为宋代君臣一贯恪守的祖宗家法。“‘祖宗之法’体现着‘任人’与‘任法’原则的互补与折衷。其落脚处是规矩法度，同时又突出着作为家族尊长、人治象征的‘祖宗’之导向与决定作用。”宋代“不杀大臣”的祖训在罪臣处置程序亦有直接体现，据《朝野类要》：“本朝无诛大臣之典，故大臣有罪，亦多是先与宫观，然后台谏上章，得旨批‘依’，别日又宣麻降之，渐次行贬。”由于宋代极少处死两府、宰辅或宰执等大臣，《狱官令》“赐死”条款似已经丧失存在意义。“不杀大臣”这一本朝家法逐渐嬗变为司法惯例，并成为促使宋廷最终删除《狱官令》“赐死”条款的重要原因。由此，赐死规则逐步从成文法主义的令典条文，演化为不成文法主义的司法惯例。但是，上述变化并非取消高级官僚之刑罚优待，恰恰是宋代对高级官僚极少适用死刑的直接证明。与前代相较，宋代官员赐死案例显著减少，其中赐死军将、重臣者，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产生之例外现象；另一方面，自太祖朝始，赐死事例仍不绝如缕，直至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仍可见赐死宫嫔事例。在二十余宗宋代赐死案例中，太宗赐死赵赞等“佞幸之狱”，钦宗赐死王黼等“靖康之狱”，以及高宗赐死张邦昌等“炎兴之狱”值得特别重视。尤其是两宋之交发生的“靖康之狱”与“炎兴之狱”，更与“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精神和天圣修令成果相互抵触，可以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司法特例。
（一）佞幸之狱
咸平二年（999年）四月丙子，主客郎中、知虢州谢泌曾上疏曰：“先朝有侯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圣聪，寻翦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谢泌所言四人，皆于太宗端拱、至道年间获罪断死。端拱元年（988年）六月丙辰，右领军卫大将军陈廷山因谋反“磔于市”。除此以外，侯莫陈利用、赵赞、郑昌嗣三人事迹见于《宋史•佞幸传》，且均因赐死殒命，故此处权称“佞幸之狱”。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原卖药京城，多变幻之术，经枢密承旨陈从信引荐，骤加恩遇，“其居处服玩皆僭乘舆，人畏之不敢言”。后为赵普举奏，太宗遣近臣按得奸状。端拱元年（988年）三月乙亥，利用“配商州禁锢，寻赐死”。此后，又有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监赵赞，西上閤门副使、盐铁都监郑昌嗣因诬告、言事得位，互为表里，横恣不法。“会上元张灯，上清宫成，帝驾初临幸，都人尚未得游观。宫中三清阁，佗人不得至，赞与昌嗣率其党数辈犯关而入，携妓乐登阁，饮宴通夕。掌舍宦官不能禁止，因以其事闻。”至道元年（995年）正月丁卯，削夺赵赞官爵，家属配隶房州，郑昌嗣责授唐州团练副使。“既行数日，并于所在赐死，中外莫不称快。”上述三人赐死皆非自我了断，侯莫陈利用实由中使“磔于市”，赵、郑二人“尽缢杀之”。其中，赐死侯莫陈利用甚为周折，在众证确凿的情况下，太宗仍极力袒护，赵普力谏，方命赐死。“既而悔之，遽遣使驰传以免其死。使者至新安厩置，马踣，坠伤趾，追不能及，利用已磔于市，闻者快之。”侯莫陈利用、赵赞、郑昌嗣均出身寒贱，恃宠而骄，尽丧人臣之礼，乃有腰领之诛。上述赐死案例发生于太宗端拱、至道之际，此时，《狱官令》“赐死”条款仍然具备法律效力。侯莫陈利用、赵赞与郑昌嗣三人皆先行流贬，后于贬所赐死，一定程度上遵从了中国古代优崇衣冠的司法传统。与明正典刑、肆诸市朝的处决方式相比，这也彰显了宋代君主对佞臣群体的临终庇佑。
（二）靖康之狱
钦宗即位后，宋廷连续处置李彦、王黼、梁师成、朱勔、蔡攸、蔡翛等宰辅重臣，因六人皆于靖康年间赐死，故以“靖康之狱”合称。“靖康之狱”赐死大臣品秩之高、数量之夥、用刑之频，在两宋三百余年司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其中，拱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是“靖康之狱”中最早赐死者。据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三日圣旨：“李彦赐死。王黼、李彦并籍没家产。”《宋史》亦有“彦削官赐死，籍其家”的记载。至于赐死李彦之行刑方式，囿于史料所限无法查明。王黼、梁师成、朱勔三人，皆在贬窜之后赐死于路。其中，太傅王黼是在靖康年间赐死的第二位朝廷重臣。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乙未，“贬少保、淮南节度使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行及八角镇，赐死”。关于梁师成具体死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行一日，追杀之。”另据《瓮牖闲评》引《钦宗实录》：“王黼闻钦宗即位，震骇，亟入贺，钦宗先谕閤门，使勿纳，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既而籍其家，赐死于负国村。”王黼贬窜之后，朝廷阴令开封尹聂山“遣武士蹑及于雍丘南辅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夹注引《靖康别录》：“‘开封府奏，据捉事使臣韩膺状，王黼二十四日至雍丘县永丰乡，为盗所杀，取到首级申。’比他书最详，庚寅二十四日，今从之。”则盗杀王黼时间，当在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庚寅。与王黼、梁师成相比，宁远军节度使朱勔赐死颇为延宕，《宋史•刑法志》言“三月，窜勔广南，寻赐死。”《宋史》本传详细记录了朱勔放归田里、历徙诸州的经过：“钦宗用御史言，放归田里……言者不已，羁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斩之。”可见，朝廷对于王黼、梁师成、朱勔三人的处置，均采取先行窜逐边远，既而遣使中路诛杀的方式，名为赐死，实非自裁。因贬谪、安置裁决直接将罪臣逐出“大臣”之列，赐死与祖训之间的矛盾，亦因身份变更得以部分消解；而以赐死名义中路秘密处决，则朝廷威信与臣僚颜面亦因此得以保全。与前述四人相比，赐死蔡京之子蔡攸、蔡翛，遵循了罪臣自裁的司法传统，二人分别采取服毒、自缢方式自杀。《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姓氏奸邪录》：“靖康初，臣僚言其罪，（攸）责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再责浔州、雷州。臣僚再言其罪，移窜海外，遂赐死，时年五十。”《宋史•钦宗纪》：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辛未，“移蔡攸于万安军，寻与弟翛及朱勔皆赐死。”《清波杂志》详细记录了蔡氏兄弟自裁情形：“翛闻命曰：‘误国如此，死有余辜，又何憾焉。’乃饮药。而攸犹与不能决，左右授以绳，攸乃自缢而死。”“靖康之狱”是在北宋政权倾覆前夕的特殊举措，钦宗“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窜殛之”的裁断，得到史臣充分肯定。然而，钦宗采取赐死方式诛戮大臣的做法，又有违背祖训之嫌，且存在“天讨不正为失刑”的缺陷。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曹勋《进前十事札子》言及徽宗训示：“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在徽宗看来，“靖康之狱”显然违逆了“不杀大臣”祖训，故而特别提示高宗引以为戒。究其根本，由于仁宗《天圣令》已经删除“赐死”条款，“靖康之狱”所采取的审讯、贬降、行刑诸环节，显然缺乏直接法律依据。此时，法司主要依据钦宗特旨和司法惯例处置李彦等朝廷重臣。
（三）炎兴之狱
遗憾的是，徽宗关于“不杀大臣”的宣谕并未对高宗产生直接约束。恰恰相反，以赐死方式诛杀臣僚的风气，在南渡之后的建炎、绍兴年间迅速蔓延。围绕确立和维护高宗政权法统问题，建炎年间兴“伪楚之狱”，赐死张邦昌、宋齐愈；为节制地方武将拥兵跋扈，又先后赐死范琼、李允文。上述四案皆发生于建炎、绍兴年间，故权以“炎兴之狱”名之。从一定意义而言，绍兴十一年（1141年）岳飞之狱，也是高宗以赐死军将方式削夺兵权、巩固权威之政策延续。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丁酉，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张邦昌被迫僭位。因非其本意，张邦昌遂迎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在前，遣谢克家奉玉玺迎请康王于后。高宗即位，徙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封同安郡王。“李纲为相，建议宜诛邦昌，以戒臣下，臣僚亦言其僭，乃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赐死，时年四十七。”观张邦昌前后形迹，已尽人臣之礼。由于伪楚政权在宋金博弈之中扮演特殊角色，张邦昌由此成为当时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具有“异姓建邦四十余日”特殊经历的张邦昌，成为新生南宋政权存续的严重政治隐患。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是闻金以废邦昌为词，复侵界，上将南幸，而邦昌在长沙，乃共议赐邦昌死。”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壬子，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马伸问状，令张邦昌自裁。“读诏毕，张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事者趣迫登楼，张仰首，急覩三字，长叹就缢。”值得注意的是，高宗即位之初，朝廷即已开始清算靖康国变之际臣僚罪责。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壬寅，试开封尹徐秉哲提举江州太平观。延康殿学士赵子崧言：“臣闻京城士人籍籍，谓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颜博文、余大均皆左右卖国，伏望将此十人付狱鞫治，明正典刑，以为万世臣子之戒。”七月癸丑，通直郎宋齐愈“坐亲书逆臣姓名，谋立异姓，赐死”，实则“腰斩都市”。此后，赐死又在整肃割据、诛灭悍将斗争中得到应用。据《宋史•高宗纪》：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丁亥，“以范琼跋扈无状收下大理狱……壬辰，言者又论范琼逼迁徽宗及迎立张邦昌，琼辞伏，赐死，子弟皆流岭南”。范琼缚付大理后，以其所领八字军“还付新知洮州王彦，余兵分隶御营”。其实，逼迁徽宗、迎立邦昌并非问题关键所在，范琼下狱的根本原因在于拥兵自重、要挟朝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言范琼“引兵趋行在。既至，未肯释兵，因奏乞贷管军左言等朋附苗、刘之罪，又言招盗贼十九万人，皆愿听臣节制。上骇而怒。”而所谓赐死，实则“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时死”，范琼之患，至此根除。李允文是建炎年间挑战朝廷权威的另一悍将。允文镇守鄂州之际，“邀留上供纲运，且遣其属孙济、耿棫用军法胁取州县物以千万计”。知岳州袁植欲以其奸状奏闻，为允文所得，送蒲圻狱，“沉于江而杀之，以舟覆告。”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丁卯，“以李允文恣睢专杀，赐死大理狱。”新朝初创，战事频仍，果断处置范琼、李允文二将，是宋廷贯彻祖宗所立偃武兴文国策的重要举措，对于各地军将警诫震慑之意，可谓不言自明。此后，“国法以正，纪纲以张，强臣悍将始知有朝廷之尊。立国之基，实肇于此。”孙觌所撰《韩世忠墓志》曾言：“主上英武，所以驾驭诸将，虽隆名显号，极其尊荣，而干戈铁钺，亦未尝有所私贷，故岳飞、范琼辈皆以跋扈赐死。”将岳飞与范琼相提并论，实属善恶混淆，此前贤宿儒早已抉示。然而，若从朝廷诛灭节镇之意而论，孙觌的归纳与表述亦可自圆其说。与“靖康之狱”相类，因无现行法令可供援引，建炎、绍兴年间赐死张邦昌、宋齐愈、范琼、李允文均依累朝惯例行事。对于国变之际赐死罪人家属，朝廷采取严格管束措施，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一日德音规定：王黼、朱勔、梁师成、范琼等子孙、家属，“皆系反逆之家，更不移放”。
可以认为，有宋一代前后三度出现的密集型赐死事例，深刻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格局与法令适用之间的共生绞绕关系：“佞幸之狱”展示了北宋初年法司赓续《狱官令》“赐死”条款的历史面貌，“靖康之狱”反映了丧乱之际宋廷突破“祖宗之法”的非常举措，“炎兴之狱”隐含了南渡君臣对“偃武兴文”立国策略的强力贯彻。
三、赐死规则之基本构成
源自唐《狱官令》之“赐死”条款是支配宋代死刑执行的重要依据之一。《天圣令》修订以后，作为相沿已久的司法规则，赐死在具体适用层面形成的诸多习惯性规则，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得以长期适用。以天圣修令为界，宋代赐死裁决应当分别以令文规定和司法惯例为依据。司法实践中，宋代赐死程序包含鞫治、宣敕和行刑等基本环节。
（一）鞫治
法司审判是赐死的前置程序。最终由君主敕断的赐死案件，事先须经开封府、大理寺或御史台推治。《宋史•刑法二》：“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后，又有“制勘院”与“推勘院”之别。然而，宋代鞫治赐死案件机构的选择，其实并未严格遵照上述规则。其中，御史台是宋代鞫治赐死案件的重要机关，北宋时期曾负责审理多宗赐死案件。乾德元年（963年），殿前都虞候、嘉州防御使张琼为史珪、石汉卿等诬谮，“下御史府按鞫。”熙宁八年（1075年），山东吿李逢、刘育之变，“事连宗子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狱推治之。”《宋史•徐禧传》记监察御史里行徐禧与“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杂治赵世居狱”，则“赵世居狱”由御史台负责承办当属无疑。直至高宗践祚，仍可见御史台鞫治赐死要案，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八日同奉圣旨：“宋齐愈罢谏议大夫，令御史台王宾置司根勘，具案闻奏。”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大理寺承办诏狱职能受到格外重视，范琼、李允文、岳飞、施全等重大案件均由其负责。赐死案件鞫治机关的变化，当与元丰改制以后，大理寺审判权限变化直接关联。宋初大理寺“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讫，同署以上于朝。”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十八日，中书奏请复置大理狱，专掌治狱，“应三司及寺监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非追究者随处裁决，余并送大理狱结断。”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丁亥，知枢密院事张浚奏范琼大逆不道，“遂以张浚兵拥缚付大理。”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丁卯，“诏直秘阁李允文就大理寺赐死，坐拥兵跋扈，擅权专杀也。”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戊寅，“下岳飞、张宪大理狱，命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鞫之。”绍兴二十年（1150年）春正月丁亥，殿前司神勇后军施全刺杀秦桧，“众夺其刃，遂擒送大理寺。”特定情况下，朝廷也可差遣使臣鞫治赐死案件，如乾兴元年（1022年）三月丙申，“遣入内供奉官罗崇勋、右侍禁閤门祇候李惟新就巩县劾允恭罪状以闻。”
《三朝北盟会编》《玉照新志》等文献保存的建炎元年（1127年）宋齐愈案案卷，完整展示了该案置狱、鞫治、裁断、奏闻等鞫治程序，为查明宋代赐死裁决的司法流程提供了重要参照。其一，宋齐愈案件事实认定资料。包括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二十八日尚书省乞罢免宋齐愈谏议大夫札子、七月八日令御史台置司根勘圣旨、御史王宾勘状、中书舍人李会供状等文件。宋齐愈核心罪状为“谋立异姓，以危宗社”，据王宾勘状：群臣于皇城司聚议时，宋齐愈“辄自用笔于纸上书张邦昌姓名三字。”而《三朝北盟会编》所记“其举状内别无齐愈姓名，所有齐愈写张邦昌纸片子，即时毁了，并无见在，只收得王时雍等元议定推举状草归家”一节，则不见于《玉照新志》。其二，御史台审理结论。御史台认为宋齐愈谋立异姓书张邦昌姓名属实，同时建议依法赦宥：“检会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内一项，昨金人逼胁使张邦昌僭号，实非本心，今已归复旧班，其应干供奉行事之人，亦不获已，尚虑畏避，各不自安。其已前罪犯并与放免一切不问。勘会上项赦文，系谓张邦昌僭号之后，供奉行事之人，特从宽贷。”其三，法寺裁断意见。“宋齐愈系谋叛，不道已上皆斩，不分首从。敕：犯恶逆以上罪至斩，依法用刑。宋齐愈合处斩，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从赦后虚妄，杖一百，罚铜十斤，情重奏裁。”其四，宋高宗裁决。高宗并未采纳断司意见，特令严惩：“乃探金人之情，亲书僭逆之名姓，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伪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依断。仍命尚书省出榜晓谕。”此外，《玉照新志》特别说明保留上述案卷材料的缘由，“是年大驾自维扬仓猝南狩，文书悉皆散失，未必存于有司。因录于左”。
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大理寺鞫治范琼，由大理少卿王衣主理。《故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历城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王公墓志铭》记载了王衣承办此案的背景、盘诘及行刑等部分内容。虽不及宋齐愈案卷详尽，亦可窥知南宋大理寺鞫狱之梗概。
公讳衣，字子裳……明年渡江间关，以从将幸建康，擢大理少卿。会诛范琼，朝廷患其握兵，难显戮于市，召问，公对曰：“琼罪可正，琼兵可分，请付寺治，必使伏法。”琼既被收，盛气不屈，寺官多避去，或谓琼骁贼，宜厚为之备。公不顾，独鞫治之，琼称无罪，公徐以围城中鼓众不顺语折之，遽曰：“范琼死罪。”公顾吏曰：“囚辞伏矣。”遂毙于狱，论功迁中散大夫。
《宋史•王衣传》与墓志关于王衣审理此案的盘诘重点有所不同：“衣责以靖康围城中逼迁上皇，擅杀吴革，迎立张邦昌事，琼称死罪。”墓志所言“围城中鼓众不顺语”与“逼迁上皇”一节对应。可见，大理少卿王衣负责查明范琼罪状，至于范琼最终处置，当由议司裁定，奏报高宗决断。与侯莫陈利用、张邦昌等赐死案例类似，对范琼的最终处置亦经历由贬窜升格至赐死的过程。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范琼招供以后，王衣“遂上其狱。诏用台谏三章，责琼为单州团练副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赐琼死。其亲属将佐并释之”。
（二）宣敕
赐死是君主在刑罚执行领域彰显权威的重要路径，而诏敕则是著录、传达和实施君命王言之权威的文本载体。既曰赐死，则诏敕的传达即成为赐死程序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唐大诏令集》收录《刘洎赐自尽诏》《刘晏赐自尽敕》《柳璨赐自尽敕》等唐代赐死敕文近30件，遗憾的是，赐死诏敕在《宋大诏令集》中竟付之阙如。然而，在部分案例中，仍可寻得赐死诏敕踪迹。如《挥麈后录》保存的张邦昌赐自尽敕，即直观反映了宋代赐死诏敕之梗概。
建炎元年（1127年）诏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张邦昌初闻以权宜摄国事，嘉其用心，宠以高位。虽知建号肆赦，度越常格，支优赏赐钱数百万缗，犹以迫于金人之势，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狱，始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心迹如此，甚负国家，遂将盗有神器。虽欲容贷，惧祖宗在天之灵。尚加恻隐，不忍显肆市朝。今遣奉议郎试殿中侍御史马伸问状，止令自裁。全其家属，仍令潭州日给口券，常切拘管。”
此敕又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字略同。在记述张邦昌罪状的同时，宣示朝廷恻隐之心，对张邦昌家属生计做出专门安排。由于宣达诏敕是体现君臣名分的重要仪节，宋代司法亦不乏犯官要求闻知、查验诏敕例证。如诏敕宣谕中存在瑕疵且引发罪臣质疑，赐死程序即可能遭遇强制阻断。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戊辰，道州司马寇凖贬雷州司户参军，中使按照宰臣丁谓指示，“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示将有所诛戮状。”中使行至道州馆驿，寇凖派遣郡官出迎，“中使避不见，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寇凖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凖死，愿见敕书。”寇凖作为朝廷重臣，对于赐死之仪当不陌生。因觉察中使形迹可疑，遂要求当众宣谕，以正视听。“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莱公乃从录事参军借绿衫着之，短纔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阶复宴饮，至暮而罢。”《寇凖贬雷州司户敕》见于《宋大诏令集》，内容与赐死毫无关涉。因此，伴随敕令正式宣达，中使“锦囊贮剑，揭于马前”的胁迫、威吓意义随之消散。《宋史•高登传》记绍兴年间，归善令高登因命题获罪，编管容州，由使臣谢大作持传省符。“比夜，巡检领百卒复至，登曰：‘若朝廷赐我死，亦当拜敕而后就法。’大作感登忠义，为泣下，奋剑叱巡检曰：‘省符在我手中，无它语也。汝欲何为，吾当以死捍之。’”谢大作所传省符中并无赐死旨意，且已送达高登本人。巡检领兵胁迫，显与省符内容相违。寇凖、高登虽未赴死，却足以证明依法宣告和准确传达赐死诏敕，对于维护程序正义、保障事主权利之重要意义。
（三）行刑
《狱官令》规定，赐死犯官有权自裁，蔡攸（自缢）、蔡翛（饮药）、张邦昌（自缢）皆属此类。又据《宋史•张琼传》：殿前都虞候、嘉州防御使张琼因陵侮军校、擅乘官马等事，为史珪、石汉卿等诬谮，遂下御史案鞫之。“琼知不免，行至明德门，解所系带以遗母。狱具，赐死于城西井亭。”《宋史•太祖纪》将张琼死亡时间系于乾德元年（963年）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以陵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下吏，琼自杀。”《续资治通鉴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宋史全文》等所记与《太祖纪》同，且皆言张琼自杀。李焘《长编》注曰：“《新录》及《国史》并宋白所为《琼传》并云狱具乃赐死于城西井亭。今从《旧录》。疑《新录》与《国史》及宋白或加润饰也。”对于上述矛盾之处，若从赐死本意考察，则不能排除太祖赐死张琼且命其自裁的可能。
然而，宋代赐死行刑的实际情况，与《狱官令》“自尽于家”的文本规定存在严重出入。就行刑方式而言，多数人犯并非自绝其命，而是由朝廷遣使以杖杀、凌迟、磔、斩、缢杀等方式处决。凌迟、杖杀、磔等不仅重于斩、绞二刑，且无所遮蔽，死无全尸，赐死本身所应具有的优崇礼遇意涵丧失殆尽。其一，杖杀是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十四日敕确定的死刑处决方式，《宋刑统》准用。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六月庚申，内侍省押班雷允恭坐擅移皇堂、隐盗官物金玉等事，“赐死，籍其家。”雷允恭贪没赃物明细及行刑方式等，则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盗库金三千一百一十两、银四千六百三十两、锦帛一千八百匹、珠四万三千六百颗、玉五十六两及当进皇堂犀带一、药金七十两，又坐尝令取玉带赐辅臣而窃取其三，于是杖死于巩县，籍其家。”其二，凌迟是宋代最为严酷的死刑处决方式，《宋史•刑法志》记载：“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大观元年（1107年），丞相吴充二孙朝散郎知和州吴储、承议郎监润州酒务吴侔“同妖人张怀素有异谋，皆赐死”。《王荆公诗集》李璧注引《国史》则曰：“崇宁四年，事败，狱成，怀素、吴储、吴侔、邵禀并凌迟处斩。”其三，磔杀之适用见于太宗朝“侯莫陈利用案”和高宗朝“施全案”。绍兴二十年（1150年）三月，“殿前司神勇后军施全将一铡刀，伏于暗处，等桧回朝，向前刺之，为轿子所隔，不中，施全依法赐死”。据大理寺验治，武将军士经费微薄不能自给，是激发此案的直接原因：“自罢兵后，凡武臣陈乞差除恩赏，桧皆格之，积百千员无一得者，客行朝饿且死者，岁不下数十。至是，全以所给微而累众，每牧马及招军，劳而有费，以此怨忿。”绍兴二十年（1150年）正月壬辰，“诏磔全于市。”其四，斩杀也是宋代赐死的行刑方式之一。如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斩朱勔于循州；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甲辰，以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当金人谋立异姓，书张邦昌姓名，斩于都市。”《宋史•刑法志》则进而详记为腰斩。其五，缢杀也是赐死行刑方式之一。与自缢不同，缢杀由监刑人员主持施行。在宋代以缢杀方式处死的官僚贵族之中，宗室赵世居格外引人关注。熙宁八年（1075年）闰四月壬子，“沂州民朱唐告前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辞连右羽林大将军世居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命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御史徐禧杂治之。狱具，世居赐死，逢、革等伏诛。”此案后世称“李逢狱”“李士宁狱”或“赵世居狱”，案件起因则与永昌卜陵之际产生的一则谶语有关。据《挥麈余话》记载：“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监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巅，周览形势，谓继恩云：‘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继恩默识之。”此事又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佩韦斋辑闻》等文献。太宗大渐之际，王继恩乃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后因泄密未果。昌龄之孙李逢素闻家语，遂与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等荧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旋皆败死。赵世居乃太祖后裔，南阳侯从贽之子，时任右羽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术士李士宁与世居过从甚密，士宁以仁宗御制诗赠世居母康氏，又许世居金银龙刀，诱惑世居图谋不轨。其后世居赐死，朝廷“差御史台推直官监世居至普安院，缢杀之，中使冯宗道视瘗埋世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禅位，孝宗以太祖后裔身份入继大统。从某种意义而言，百余年前苗昌裔谶语似乎至此应验。两宋皆于二世之际发生谱系更迭，诚可谓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四、结 语
经由司法实践这一源头活水勾连的律文、令典与惯例等法律渊源，为管窥宋代司法文明的实际样态与嬗变格局提供了多元动态视角。与宋代“不杀大臣”祖训相契合，以官僚群体为处置对象的赐死规则，成为宋代法令厘革与适用的重点领域。至北宋《天圣令》删削赐死条目，唐宋之际长期承用的赐死令文最终成为历史陈迹。宋代赐死案件适用的法律依据，实现了从令文规定向司法惯例的时代转型。在法律创制领域，《天圣令》剔除赐死条款，或可反映国家立法主动遵从“祖宗家法”的适时调整，亦是宋代极少对高级官僚适用死刑的直接证明。在刑罚执行领域，以赐死为代表的惯例性规则呈现高度韧性与强大影响，形成了鞫治、宣敕、行刑等基本施行环节。总之，《狱官令》“赐死”条款呈现“名亡实存”的特殊景象，并在天圣修令以后，以司法惯例形式长期发挥直接适用效力，并对宋代死刑执行体系产生实质性支配作用。宋代赐死规则从令文到惯例的时代嬗变与具体适用，充分展示了唐宋变革视野中“祖宗家法”对于法律创制与刑罚执行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中“传承”与“权变”的互动关系，并由此发现中国传统司法文明沿革、兴替、损益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考量。
（责任编辑：王 沛）
（推送编辑：陶姿伊）
本文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了解更多，请查阅原文。阅读和下载全文pdf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或登陆本刊官网xuebao.ecupl.edu.cn；编辑部在线投稿系统已更新，欢迎学界同仁登录journal.ecupl.edu.cn惠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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