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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自由与审查

文/刘思源

副标题： 从《天鹅绒监狱》说开去

在读《天鹅绒监狱》之前，我大抵很少有接触东欧作家的作品，只记得看过一点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如果抛开米沃什的国籍的话）。无论是对波兰，还是匈牙利，我都知之甚少。或许看过些短文，然而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又有多少东西是能够在彼时冲击你的心而又持续长远呢？因此，或是看过，但已毫无记忆。对东欧国家的了解，印象最深刻的应当算高中历史教材中的那些字眼，由于升学的压力我被迫接受那些话语并牢记在心，或因二战、或因东欧剧变，背诵时间、地点、事件、导火索、原因、结果和教训，如此等等。那些叙述理应被归为宏大叙事一类，尽管它们如此简洁，但对我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具体过去都意义甚微。

不久前，我明白，了解曾经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东欧国家，其实是在了解我们的过去，甚至是当下。出于某种共同的信奉和理想追求，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性。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虽然不能够拿东欧国家过去种种直接批驳当下，但是他们的历史足够给我们提供一面镜子，反观自己。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在书中，哈拉兹蒂悠游于独立艺术家和良心御用艺术家两种身份的转换中，分别以直面抨击和反讽的方式叙述了后极权时代文化的国有化，艺术家和国家的共生关系、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同盟等等。上世纪70年代匈牙利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生存事实以近乎戏谑而又严肃的方式得到了呈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极权主义兴起，审查制度应运而生。审查制度作为一种维护国家权力运行的文化体制，经历了由传统的粗暴简单的镇压到“更隐性且更危险”、更高级的制度形态的嬗变。后者正是《天鹅绒监狱》所要讲述的。这种变化消除了艺术家和审查官的天然对立，两者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共同创造出繁荣的文化。艺术家可以免于饥饿，免于读者和市场的无情抛弃，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变成沉默的大多数，进而成为国家所倡导的文化的生产者和高高在上的“御用艺术家”。“御用艺术家”的出现也并非是权力下的威胁和强迫，而是艺术家良心丧失的自我选择。所以它没有镇压、没有流血、没有呐喊，一切都很平静。传统的审查制度不构成反抗的对象，因为它早已不复存在。新的审查制度在艺术家和执法者双方情愿的前提下诞生，审查也不再是强力的，而是标准模糊、可以成为一种供人欣赏的美学，这种美学表现的则是御用艺术家和国家的和谐一致。这种情况令艺术家和当局都倍感欣慰：国家成为艺术家的雇主，让艺术家的作品拥有受众，不至于忍饥受冻，而且国家提供给艺术家金钱、地位，高度满足其物质追求；与此同时，当国家意欲尝试文化改革，将无价值的流行艺术推向市场时，艺术家们则感到无比惶恐，他们抗议，抵制重返憎恶的那种状态。因为交付市场后一切都是未知，艺术家现拥有的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让艺术家名利双收、安稳富足、自在无忧。御用艺术家知道，与其进入风云诡谲的市场，不如做一个兢兢业业的螺丝钉。虽然市场带来的未知无疑要增加人的好奇和挑战，同时也会带来破落的恐惧，而选择国家则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有“理想”的艺术家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除非他愿意将自己的命运拿去赌博，甘于做一个失败者。因此，自由必须是意识形态体制下的创作自由，而不是一个异议者的政治反抗，我之所以成为作家、艺术家，乃是当局的功劳，故而我的创作应当是服务于国家的，任何违背这一点的都将成为失败者——在“审查美学”的视野中，这不是“御用艺术家”的自我安慰，而是发自内心的良心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审查制度曾规定银幕接吻的时长

无论是旧的审查制度，还是新的“审查的美学”，他们共同的本质是与自由为敌。尽管后者看起来如此隐蔽而且为艺术家所津津乐道。如哈拉兹蒂所说：“在斯大林时期，身陷困境的我们，如同被主人愚蠢锁进水缸防止逃跑的鱼儿。在后斯大林时期，主人愈发明智，鱼儿也愈发欢乐，尽管水缸依然是那个水缸。”这段话，颇有意思，让我想起《庄子》里的一则寓言：一个养猴人喂猴子吃栗子，对猴子说：“早上给你们三升，晚上给你们四升。”猴子听了很生气。养猴的人又说：“那么早上给你们四升，晚上给你们三升。”猴子听了高兴起来。（原文录如下：狙公赋芧，曰 ：“朝三而暮四 。 ”众狙皆怒 。曰 ：“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未易，实亦未变，猴子的喜悦完全是其心理作用在作怪。这正如审查制度一样，其本质从未改变，换一种形式，艺术家们以主观之意愿趋之若鹜，也不过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不就正像书名一样吗？天鹅绒监狱。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监狱，无论怎么用天鹅绒装扮它都无法改变它扼制自由的本来面目，尽管它看上去不再那么冰冷，给人以舒适感、忘记忧患，以至于让人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监狱，因为能像御用艺术家那样身处在监狱中还如此知足快乐、勤奋地工作，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可悲的是，御用艺术家们喜形于色，实则身处在一个谎言之中，困于枷锁，然而他们享受这个谎言带来的温情而不愿戳破，像是在做一个春梦而不愿醒来一般。哈拉兹蒂的发明与庄子的寓言同样伟大。

“审查制度（如果它有自己的办公室）不是简单的文化创造者的镇压场，而是他们天然的家园。”艺术家与现代国家共生背后的真相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包括奖励、支持，特权和雄心”等等。这便是“拽低艺术家想象力，使其不断沉沦的地心引力”，通过丰厚的物质奖励抹杀思想自由，俘获和控制精神。后极权主义国家所缔造的文化景象无比繁荣，歌舞升平，国家不用对知识分子噤声，知识分子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拒绝国家的褒奖，他们不是恐惧反抗的后果，而是在新的审查制度的温床上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在新型审查制度下，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以确保任何一字一句都不触碰红线，即以“他人的眼光来阅读自己的文字”，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法官”。这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御用艺术家不断创作符合政府价值观的作品以曾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在匈牙利，与其说这些御用艺术家的行径是在极权主义下人性的逃避，毋宁说国家的奖励和安全感是御用艺术家人性的追求与生活的信仰。他们那时所相信的“真正的艺术”在今天看来将一文不值，我们去研究它并非是其本身更为有价值，而是它背后的东西更加值得观察。

在我看来，艺术是天生的反叛者，或者说对于艺术而言，自由与反叛是一种天赋，它们与服务于权力的审查常水火不容。在某种意义上，批判、呐喊、独立构成了它存在的理由。在后极权社会，掌权者自以为征服一切，将权力的触角渗透到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处，把一切纳入统治过程，以为这样的社会值得被歌颂和效仿。但是，完满的世界只存在于形而上的思辨构建中，在现实的世俗社会，不合时宜者、异议者的存在乃是必然。艺术始终应当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尽管是带着镣铐舞蹈也会受人称赞，不被理解和原谅在某一时刻可被视为艺术的荣耀。就像苏格拉底在受审时申辩说的那样：“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艺术家理应与哲学家一样扮演牛虻的角色，不断叮咬社会，催它进步。

如果说匈牙利是后极权时代的一个点，从这个点我们大概可以窥见整个后极权社会的文化生态，一直望到今日。《天鹅绒监狱》在今天仍值得一读。因为假若我们生在高墙内，切勿习惯依靠高墙而生存，失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至少应当让内心听到呐喊，如果可能，请让这种呐喊传到墙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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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绒监狱》

[匈牙利]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著

 戴潍娜 译 

ISBN : 978-7-5117-2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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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

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编辑 | 弓背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