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公益这件事上，别把自己当普通人｜《饥饿、富裕与道德》新书沙龙实录（下）

题图：《阳光小美女》海报

经常听到有做慈善的朋友说感觉“慈善永无尽头”，刚刚何流老师也提到在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总感觉做的公益项目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效，所以从现在你们自己在做一个慈善组织的领导或者建构工作当中的角度而言，慈善工作的有效性评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在你们的组织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评估机制或者相似的过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公益项目评估其实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一般来说，公益项目评估是个挺难的事儿，因为很多公益项目不会提前收集数据，尤其在前两年，就是先把事儿干了，没有去追踪那些能证实效果的数据，很多时候做之前也没想好要创造什么样的改变。做评估需要有基线，有比较才能说创造了改变，很多公益项目是缺少的。其实评估需要在第一天就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做的方法是先看哪些干预措施有效。不同的公益项目就是不同干预措施的实施，无论捐手术、捐书包、发放助学金，这些都是对干预措施的实施。我们会在全世界的学术文件里面先去挖掘哪些干预措施真的有用。我们看的比较多的像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Givewell的报告。国内也有一些相应的排名。我们会先把这些有效的干预措施筛出来，就像刚才说的17个干预措施，我们知道这些措施如果做出项目，至少天花板是比较高的，再看哪些公益组织在做。在这17个项目里头，我发现有79个公益组织在做这些项目，那这些项目基本上做的还算规范的话，有效性是有基本保证的，所以我们会在优先根据这些干预措施寻找公益项目。

我们今年九月初做出了第一个公益项目推荐，是上海的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他们做的是眼病防控的项目，我们计算出来它的成本效益，大概是每3000人民币帮助一位盲人复明。这个数背后有很多过程，如果简单的说，就是做了几十个小时访谈，研究了很多文件，再做数据模型，最后算出的成本效益。我们有一个Excel表格展现了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

做成本效益模型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像新奥这个项目有四个干预措施，他们做白内障手术、眼病筛查、医师培训，还做一些农村眼病的资助，这些项目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是一个事情。那我们需要把这四个干预措施的效果都换算成一个相互可以比较的指标，再转换成最终的这个数。这个里面比较细了，我建议大家读这个报告。总结下来就是我们会先挑干预措施，看这个方法是不是一个好方法，然后再看这组织做的怎么样，把组织做的不同的事情理清楚，相互之间什么关系。如果都是做防盲的话，其实是可以变成相互可以转换的单位，最终可以产出一个成本效益的数字。

那怎么对待成本效益数字，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太直接地对待，这更多地是一个指向性的东西，这种估算总是有误差在里边的。比如新冠一来，他们项目很长一段时间没法进行，所以这个是对于效果的一种预估。现在做效果评估都往往相对粗糙，但是在相对粗糙的里面还可以有相对精准的方法。Givewell也写过一篇文章，说这是一个指向性的数字，不可以当做一个精准的东西。但至少是我们做了这个事儿，并且会持续地寻找这些能够超过成本效益的公益项目，并且对排名做更新。

我们这些年运作到现在的模式也是会做很多项目，像何流说的一样，会发现有些项目之间根本没法比较。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做法是拆开来看的，我们要看某一个具体的项目，首先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多大程度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项目的设计者，我们需要确定一个相对合理又能够达到的目标，再去不断地评估我们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发展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的评估方法，比较常用的一个叫监测与评估，简称ME，它里面有很多的评估方式。比如说有先验的，先设定一个目标，随着时间的推进去看目标下面的这些指标是否达到了；也有相对后验的，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的去调整目标，这些在我们的工作中都出现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和合作伙伴一起执行项目，所以我们也会看合作伙伴的目标，一起去完善。我们也会通过访谈、调研的方式去了解目标受众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并且形成相应的评估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评估方式是根据具体的项目目标来看的，与此同时，我们内部有很多会议，每个会可能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在中国还有在其它国家都会通过定期开一些这样的会在管理团队层面去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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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我想补充的是，当我们去谈评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工具和方法，我个人怎么去理解这些工具？其实要考虑工具的使用和项目本身评估的适用性。2012到2013年，我参与过一个RCT随机干预实验的项目，RCT是一个发展经济学里面做因果关系推断的方式，考察是否因为一个干预达到了预期结果，是否由于一个变量导致另一个变量。我当时参与的是一个斯坦福大学和中科院合作的关于中国农村的项目。我们做很多经济学的设计，收集基线、mid-term和final term，然后我会对panel data做一些分析，通过更多的像包括时间序列等去做，其实可以得到一个更实证性的更定量的一个结果。但很多时候，这样的评估也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人力和金钱。一个严谨的评估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的。当我把这样的一个评估放到一个小规模实验的时候，它是否可行，那问题就是说我把一个什么样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嵌套到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中，其实是很需要评估者和设计者的判断和智慧的，所以我蛮赞同何流讲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估方法，这个是很难做的事情，但我想应该去把一个最适合的工具放在一个最适合的项目的目标的评价中。

我觉得共同未来作为一个目前来说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组织，可能很多时候在评估层面还是在经历一个探索的过程。像博伦刚才提到，比如说要做一个随机对照实验，一方面这个里面有成本的问题；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你有没有确保不会给服务对象增加额外的这种报告负担，如果要时刻地去检查他们的情况，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给他们造成这种压力或者焦虑感，或者他们会不会不舒服去分享这个事情，这些方面也是需要考虑进去。

比如在共同未来的项目中，我们一方面通过语言教育的方式帮助这个孩子在发展上得到更好的机会，对于青少年来说，掌握了英文或者中文的语言意味着在当地相对来说有更好的几率获得一个就业岗位，比如学习中文之后，他们可以在当地的孔子学院免除学费继续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衡量指标，比如学业表现，还有对于妇女的资助——通过一系列的培训、销售、卖货，怎么样能给他们提供收入的来源。

但另外一个方面，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怎么样能够让服务对象获得对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掌控感。对于我们来说，这很难通过某一个指标明确的看出来，更多的时候是一些定性的东西，比如项目中的一些女性，刚开始来的时候把自己包的特别严实，不愿意跟身边的人有任何的交流。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课程之后，她慢慢的会跟身边的人有更多的交流，变得开朗。比如说有一个小姑娘，最开始来到项目的时候，她是不敢一个人在街上走的，她觉得这个事情对她来说非常艰难，而且她会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泥潭当中，很多时候她会有这种习得性无助的感觉，在项目之后她能够做出决定说自己一个人去街上独立的做一些事情，包括也有女性参加了项目以后，决定离开一个abusive的婚姻关系。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不太容易在我们的项目评估的结果里面体现出来，但是它们又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时候，一个是说怎么在一个投入产出有效的框架之下达到我们项目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是如何更准确或者更有效的让捐赠人看到，我们的项目给服务对象带来的改变，这是我们不断地在探索的一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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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能否/如何成为日常？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可以积累对于慈善的认知，或者说去开展利他主义行动的一些方式和建议？

我觉得首先就是多关注你们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些讨论是面向大众的。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要看从什么角度去讨论，如果你站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回答。如果我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或者我是一个行业的基础平台的搭建者，其实我要做的事情更多的是通过规范行业的标准去建立一些相关的体系、架构和工具，并且鼓励实践和创新，增强大众对于公益行业的信心和支持。

我个人的观察是这些年在中国和很多国家，大众对于公益行业的兴趣其实是变强了。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给大家更多的方法和工具，如何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背后的来龙去脉，如何能够规范行业的一些不良现象，去培养大家的信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层面就是从我个人的层面，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想从一个很个人的角度，就像我之前讲的，因为我是一个想问题很奇怪的人，所以我们自身的机构从创立的第一天到现在没有做过任何面向公众的募捐。我们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益或者慈善组织，我工作的首要目标也不一定是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支持到我的工作。因为其实假如你是一个公众人物或公众机构，你会有很明确的感知，其实跟大众的沟通是需要很专业的一些方法，而且需要很多的时间和技巧。当我把一个事情推向大众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工作非常能够经得起检验，我需要做到很多方面足够的好，能够经受得起大家的质疑，也需要能够更多的把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认可去转变成真实且可以衡量的好的结果，这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更希望是可以跟大家通过一些聊天的方式，就像两个朋友一样，我最近在干嘛，你最近在干什么，我最近遇到了什么困惑，你遇到了什么困惑，我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你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或许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工作传递出去。我觉得可能有些年轻人从事公益或者慈善行业是因为有这样的热情，这个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那么急于去得到外界的认可。从事发展领域，公益领域，或者从事那些可能大家并不一定能够时时刻刻去感知到事业的那些事情，可能是会带有很强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是需要能够贯穿到你的整个的职业生涯中的。在有的时刻你能够去带动大家，有的时刻又不能够去带动大家，这些我觉得也是应该能够承担的，这个是我对如何能够去推动和更多人交流的看法。

最后想说，虽然说我的主要工作目标不是鼓励大众从事公益或者说慈善行业，但如果今天通过跟大家交流，能够让大家对这个领域有更多的信心，有更多直接的感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

这两年在国内比较好的一点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到公益当中，不管是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还是通过捐赠的形式，包括我们现在每年有99公益日，也有很多其他一些契机，包括支付宝上面的蚂蚁森林之类的游戏，能够让大家逐渐的接触到这个领域。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起的很有意思，如何向帮助邻人一样帮助远方的人，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去问自己，我们对于邻人的关注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可能是透明，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视而不见的，不管是人群或者问题也好，我们真的对于我们的邻人有足够的帮助或者关注吗？

我记得何怀宏老师在序里面也提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个富人，他对于远方或者对于这种概念性的事情有很多的崇高的想法，但是对于身边的人却丝毫不关注。我觉得这其实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点是，我们能不能先从关心身边的人开始，包括走出自己的这个圈子，能不能到社区里去做一些志愿服务工作，当然是在就是遵守公益伦理的这个前提下，去尝试做一些服务工作，比如到医院里，或是社区的一些社会服务机构里面去。通过这样的契机，你可能会认识到，在我这个人之外，其实有很多我所不理解或者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当然捐赠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人与人的接触。或者说建立一个关系的过程，对一个人的影响和改变会很大。包括我自己其实最早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从而愿意去关注身边的问题，或者去共情一些人和议题。所以我觉得走出去，走出自己的社区，走出自己的这个这个泡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另一个方面，其实博伦刚才也有提到，就是你不一定要从事公益这个行业。关心社会议题是身处每一个社会位置上的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投资银行工作，你可能可以通过影响力投资去参与公益；作为一个打工人，你可以把自己的钱捐出来或者走进社区里面去做一些服务。最简单的比如说多关心自己平时不曾关心的领域，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都会是很重要的。

这几年也越来越多人在提可持续消费，你消费的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伦理的一个产品，它背后是不是存在着强迫劳动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剥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卖平台，对于外卖骑手的基本劳动的条件保障是不是足够，再包括我们买外卖、快递的时候，相应的包装对于我们的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减少使用数量，或者在其他的层面去做一个有责任的消费者，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大有可为的事情。

供应链中的奴隶制（资料来源：https://www.globalslaveryindex.org/ ）

最需要做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包括我在内，首先去理解发生了什么，其次去想一想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过程肯定需要很多人共同的努力，包括也需要像何流的机构这样的平台让公众有更多的透明度，知道不同的公益组织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世界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去更有效的去贡献到某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中。

平常也会有人问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首先，我觉得普通人的话语就是错的，你觉得你是普通人，但其实你一点都不普通。在中国，月薪2万块钱就是收入前0.05%，在全世界，都不知道你排前0.0%几。想想上过的学，还有多少人上不了网，这已经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穷，都觉得还有别人比自己更好，我觉得有的时候普通人的出发点就是错的，甚至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我是普通人我没什么能力，做不了什么事儿。但你其实不是普通人，有很多事可以做，你有学识、收入、社会关系，又面临各种各样的机会——倡导的机会，影响周围人的机会，周围人也不普通，我觉得首先要改变这个普通人的话语。

其次我觉得才是做事情怎么做，一般是两步，先研究再行动，先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再去做，当然这是一个trade off，不能说花一辈子光研究，当然也有人是这么做的，如果研究能撬动一大堆人在去行动的话，肯定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一般来讲个人的研究会到达一个瓶颈，发现再怎么看好像全世界也就这么多干预措施了，那可能研究的边际效应就没有行动大了，就可以去付诸行动。研究的话，读东西，看东西，跟别人聊，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内容可以看。行动的话，可以倡导、捐钱、做事儿，简单来说有这些。

其实大家现在的朋友圈都是媒体，朋友圈里上千号人，你发一个朋友圈，其实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很多人会因为你多说一句话而产生思想的改变，而他们再去影响周围的人，这是可行的。当然倡导也可以做得更专业。

行动的话，可以加入一个有效的公益组织，把项目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受益。捐款就更显而易见，彼得·辛格当年有一个学生，哲学学的特别好，普林斯顿年级第一，后来跟Peter聊多了之后意识到其实他做哲学不如去华尔街对冲基金赚钱然后再捐给这些全世界最有效的公益组织对世界的影响更大，这其实叫Earning to Give挣钱来捐，也是一个流派。大家各人都有各人的优势，有人的优势是赚钱，有的人优势是写东西，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发挥价值。

这也是我可能不太同意黄威的一点，黄威说公益可以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做起，其实这也是一种捐赠人为中心的出发点，我们怎么能对这个世界多点感知多点兴趣。其实这个观点我是比较批判的。就像阿里其实每年都有员工三小时，让员工到社区里面去捡垃圾什么的，不是说捡垃圾不好，当然他们挑的项目很多也有一些问题，同时你想这些人他一个小时可以给公司创造多少价值，如果好好工作，把在那些时间里赚的钱捐出来，都不知道能给公益组织养多少人了。

我们这种不普通的人，就是收入比较高的，又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在这样一个聚会里面去讨论怎么对世界行善的这种人，一般周围很少有很惨的人。世界上的问题是在远方的，往往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被忽略的角落里，是很多我们都意识不到的问题，这样的地方你怎么去发挥作用，肯定不是靠说我有感情，我跟那个地方哪个人认识，这是太难的事情。

辛格的书里也写了，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习惯是对附近有感知，对我看见的这个人我会产生一种连接，这是进化论选择的过程。在以前，人们也不会去考虑那种远方的问题，反正也帮不了。我觉得现在的所谓数字化时代，科技时代这些大词儿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远方跟我们其实很近，我们是有机会帮助他们的。世界其实是一个现在很近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情感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了。我们可以跟一个人共情，你说我要现在面前站了一千万个人，我说我真热爱这一千万个人，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感情运作的方式。难道我们要依赖于这样的感情吗？

开头的时候也说到这个讲座是我们要思考如何将对远方的人的感情转化为帮助，那如果我们对远方的人没感情，难道就不该帮别人吗？我觉得肯定是应该帮。所以就不应该依赖于感情。这是我对于所谓普通人的看法。第一别把自己太当普通人；第二不要把自己的感情太当回事儿，尤其是在创造价值、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能帮到就行了，哪怕自己无感的，其实做着做着会有感的，做着做着你会对一年二百五十四万人死于高血压，四万人因出生缺陷死亡，慢慢对这些数字有感会有一个过程，但是我的观点就是不要太依赖于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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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澳大利亚]彼得·辛格 译者：王银春 

出版: 三辉图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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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口令去淘宝购买：27 1:/微里说了他在小对家的出不微口口

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作序推荐

伦理学的必读文本，重印五十余次

我们应像解救落水儿童一样，救助千里之外的受难者？

富豪应该捐赠他们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捐赠行为并非可有可无的善行，而是我们必须做的？

在不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具有提供帮助的能力却不作为，这是否就是不道德的？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依靠强有力的哲学论证，挑战人们对极端贫穷的固有态度。

本书收录了彼得·辛格的三篇代表作——《饥饿、富裕与道德》《解决世界贫困的辛格方案》《亿万富翁应当捐赠什么？你应当捐赠什么？》。其中，通过这些文章，他主张，对于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无论距离远近，我们都负有相同的道德义务。辛格进而提出了一个解决贫困问题的激进方案，在其中确立了富豪和普通人对于穷困之人的不同捐赠标准以及分别负有的义务。

本书亦另附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和何怀宏所作的两篇序言；安德鲁·库珀批判“辛格方案”的文章《超越慈善》；以及辛格对此文的回应《贫困、事实与政治哲学》。在当下这个全球慈善事业变得愈发重要的时代，辛格的文章及其所激起的思想涟漪，仍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