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再是例外之地

《钢琴家》剧照

1944年3月19日德国人占领匈牙利的时候，我十一岁。那些我们曾经围在桌边担忧过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里不再是例外之地；新情况即将到来。一切曾经多么简单！当时发生的事情在现在看来多么滑稽！我回想起那些夜晚，我听大人们在餐桌上运筹帷幄，谋划着英国人如何从意大利和希腊攻入，发起西线总攻，因而给我们的领袖霍尔蒂海军上将更多空间策划逃亡，让他能成功逃离，让匈牙利开始往中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转变。在那之前，我们的父亲们还可以平静地经商、行医和开律师事务所。犹太儿童还可以在那栋有着布满灰尘的院子和美丽祈祷室的阴郁小平房里上学，不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被老师侮辱。星期五晚上我们可以听到房子边的人行道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大人会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牵着我睁大眼睛的同学们去教堂。

在占领日，我和父亲一起坐在他卧室里紧挨着收音机。没有抵抗的消息：匈牙利部队没有做出抗争。摄政、政府和整个国家臣服在强大的德国人面前。我不怎么信任霍尔蒂。我小时候有一个按他模样做的玩具铅兵。我用军官和一整支铅步兵包围了他。它们都穿绿军装，而霍尔蒂身着矢车菊蓝海军上将军服，上面带着金色流苏。我还有一架大炮。它能将迷你炮弹射出一米左右。战场是宽大的棕色油毡表面，我把军队和材料摆在上面，分成两方。早期获胜的军队总是摄政阁下率领的那方。在我们进入战争后，炮弹开始击倒殿下，从那时起，霍尔蒂的军队就是战败方了。我会用炮弹射击他，他会仰倒在地。

那天晚上，我所有的姑父和表兄弟姐妹都坐在收音机旁。根据一则流言，一名本地驻军指挥官对德军入侵表示了不满，而我立刻认为击退德国人的会是艾杰德陆军上校率领的新村军团。不管怎样，我们在镇边缘有一个很大的军营，一支强大的驻军，还有高大的军马拉着大炮。如果摄政呼吁人民奋起为自己抗争，他可以把比豪尔县作为一个根据地。

“为什么偏偏是他？在这里？” 伊什特万的微笑尤为尖刻。是的，陆军上校是个好人，并对德国人绝无好感。数年来，我一直在熄灯之后在床上构想政治祈祷语。在学校，我只和伊什特万谈论战争，课间站在走廊里谈论。我们四处张望以确保别人听不见我们。我们很快就发现别人都躲着我们。在占领日前夕，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霍尔蒂或者本地驻军指挥官都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第二天，德国坦克伫立在市政大厅和加尔文教堂前，穿着派克灰军装的士兵把守着整个地方。市民避免跟他们接触，甚至避免朝他们的方向看去。伴随着一阵节奏高昂的进行曲，排成几乎贴着彼此的队列，德国人演示了阅兵仪式该有的样子。他们把士气低沉且歪歪扭扭的匈牙利队列完全比了下去。

不久就有巡逻队在镇里四处行动，征用居民区。姑父的房子被整个占领了，表弟们搬进了我家。亲朋好友拜访我的父母来交换消息和表达困惑。父亲坐在阳台上，在阳光下闭着双眼。他不得不关门停业，店不再是他的了：门上挂了锁，贴了封条。所有贵重物品都必须上交，包括收音机。我们三个男孩睡在客厅里，更准确地说，是假装睡觉，接着打开一盏低瓦数的灯，彻夜谈论政治，利用餐柜里的核桃白兰地让自己保持清醒。

每天都有新法令出台，所以我们知道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糟。我们打乒乓球直到黄昏，幸运的是晚上不需要分开。因为缺乏玩桌面游戏的耐心，我们谈论混乱的时局。伊什特万认为俄国人会最先到，我们会有共产主义。对此我们知之甚少。从乌克兰回来的人说那里很穷：在乡下，山羊睡在房子里；在城里，很多家庭共享一套公寓。坐在高背皮椅上，我们认为，只要有公正，贫穷是可以忍受的。

对拜赖焦新村的犹太人来说，乌克兰承载着黑暗的记忆。1942年，年轻人被带到那里参与强制劳动。他们被迫裸体从一所撒满靴钉的乌克兰学校大厅里跑过。站在墙边的匈牙利警察会用来福枪的枪托打他们。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激动起来了：他们一定在喝朗姆酒。一旦他们的包裹检查完毕，这些人就可以走出去到雪中穿衣服。手表、戒指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被没收了。他们如果隐藏了什么东西，就会被送回大厅里跳舞。

随着军队撤退，他们被转移到西部。病人被送到医务营；不能走路的人由同伴扛在背上。一天晚上，雪地那边突然间火焰冲天：士兵在医务营上浇了汽油，放火点燃，把强迫劳动队伍里的生病犹太人烧死。班迪·斯韦德穿过雪地冲回去，在幻觉中看到他在军营中的哥哥朝他走来。他的同伴追着他，在守卫开枪前把他拉了回去。幸存者于1943年获释，回到了新村，继续过之前的生活。一切都和旧时相同，只是他们不怎么说话了。

《波斯语课》剧照

我们的同学对我们既不特别敌视，也不因为我们的处境而幸灾乐祸。他们不了解事实，而且十分冷漠。他们会看着坦克，但什么都不说。“现在你们麻烦大了。”一个邋遢的小男孩轻蔑地说道，他是我们当中最穷也最差的学生。他的父亲作为修路工加入了箭十字党。学校里只有两个犹太人：伊什特万和我。学校不接受较穷的犹太孩子。

伊什特万喜欢自创一套说法，那种让你摸不着头脑的苦涩真相。“我们是班里最有钱的，也是最好的学生：他们当然不喜欢我们了。有多少人不嫉妒呢？有人喜欢一两个犹太人，但不喜欢其余的犹太人。世上的好人很少，真正的坏人也不多；剩下的既不好也不坏。如果他们让犹太人活着，那么一切都好；如果他们杀了犹太人，也没问题。任何事都没人反对。”

我们还在给客厅供暖，气氛温馨：母亲在给每个人的外套和夹克上缝黄色星星。自制星星是可以接受的，尽管私人企业响应新需求的速度很快。每个人都知道规定：鲜黄色，机器锁边，六乘六厘米。你必须把它缝得很紧，紧到铅笔不能从线底下掉落的程度：那些聪明的犹太人会把它放上去装装样子，然后随时取下。犹太报纸鼓励读者一字不差地遵守当局的指令。

一天，伊什特万和我决定，黄色星星没什么可耻的，并在镇里走了一圈。当时是春天，因为学年在4月结束，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我们穿着笨重的靴子踏过泥土覆盖的、没有铺砖的小路。女人们从带有瓦屋顶和白柱廊的门廊上盯着我们看。

我开始学农家孩子，从水桶盖上喝水。我走到邮局前的自流井边，我的好衣服好鞋子引起了在井边总是围成半圆的人群的幸灾乐祸。但即使戴着黄色星星，我还是结识了新朋友：偶尔有女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我在井边排队时会跟人简短交谈。村里的傻子，有一次打赌吃下了一整桶煮熟的豆子，他跟我要黄色星星。旁观者哈哈大笑：还是和往常一样疯狂。

然后有一天早上他们来了，花园门口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从阳台往下看，看到五个德国军官，同样数目的匈牙利宪兵，以及可笑的警察琼托什，他之前警告说要告发所有人，但如果给他几帕戈他就绝口不提。还有一些黑帽子，但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盖世太保。我父亲穿戴好他的粗花呢夹克、规定的黄色星星和其他衣物，走下楼开了门。

盖世太保军官用德语告诉他，军方收到报告指控他是英国间谍并在阁楼藏了一个无线电发报机。房子被上上下下搜了个遍。我知道他没有发报机，但是想到他被指控拥有一个，我觉得很高兴。我很想仰慕他。如果他们为了一件武器而搜查他，我会更加尊敬他。

我父亲相当害怕，并且对疼痛敏感，所以我母亲，两人中较坚强者，带领德国人和宪兵搜查房子，在他们当中毫无惧色地移动，提供简洁的信息。他们拿走了一些东西——钱、珠宝、一台相机——但是没有做出重大发现。他们表现出不满，命令我父亲和姑父跟他们去宪兵营，叫他们供出藏无线电发报机的地方，以及笼统来说，哪里藏着什么。“夫人，你真的能让我们相信你们什么都没藏吗？”

从5月15日起，父亲就不再是我的而是盖世太保的了。他跟着几个宪兵和德国军官从花园大门离开。我从楼上的阳台看着他微驼的背。我从没见过他被刺刀护送。他和姑父被带走后，我们走到客厅，在那里我们的视线能透过临街的窗户跟随他们。走在前面的是盖世太保军官，后面是两个帽子上饰有公鸡尾羽的宪兵，接着是我父亲和姑父，然后是更多的佩着刺刀的宪兵，可笑的警察琼托什殿后。其他东西都和往常一样：牛粪三三两两地在热鹅卵石上被烤干，时间是5月中旬，黄色的光线落在加尔文教堂粗粗的塔尖上，成排的洋槐树无动于衷地列队于主街两旁。

父亲既不朝左也不往右看：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当一个人被武装者押送时，观察迎面而来的熟人的表情是很有启发性的。尽管父亲认识每个他擦身而过的人，他走起路来却像个踏上舞台的演员。场面并不出离愤怒，只是不寻常。一开始，那些脸上显示出困惑；接着，慢慢地，事情豁然开朗：好吧，当然了，这是下一步，他们在抓犹太人。只有母亲和我们两个孩子待在家里。

母亲觉得该做点什么。匈牙利宪兵怎么能在几个穿黑军服的德国人的命令下抓走她的丈夫呢？本地行政部门的匈牙利领导层对此怎么想？那些我们认识的先生是否促成了这一状况？

母亲穿上一件好衣裳，到警察局局长那里报告了此事件，并提出了控告。当她离开局长办公室时，一辆黑车在她身边停下，一个说德语的声音大喊：“上车吧，康拉德夫人，或者你想要我把你和你丈夫关在一起吗？”他是盖世太保军官的头目。母亲点了点头。他们发了好心，把她和我父亲关在同一所监狱，但不在同一区域。宪兵逮捕了一批有钱且有名望的犹太人作为人质。他们的妻子待在家里。只有我母亲随她丈夫一起进了监狱。

这救了我们的命。我后来发现，告发我们的是一名箭十字党糕点师。我能活到今天得感谢他。他可能因为我们不去光顾他的生意而怀恨在心，尽管他的店面入口相当壮观：几头北极熊——用木板锯成，还涂了油彩——在舔覆盆子和香草冰淇淋。但是食物不如彼得里克糕点店，在那家店的黄油色瓷砖墙背景下，两个矮小且绾着灰色发髻的鸟脸老太太给人端上奶油甜点和冰激凌。她们使用鸡蛋、糖、香草——真正的原料——并避免售卖一些试验性的糕点。她们不是箭十字党，每个星期天早上都去教堂，手挽着手，身穿白色丝衬衫，头上戴有面纱的深灰色帽子。她们在弥撒过后才开店门，仍旧带着教堂的肃穆感，贩卖拂晓时分就烤好但还散发余温的奶油甜点。

但是她们没有决定历史。上天把我的命运交给了她们的竞争对手，那个用画出来的冰块和海豹弥补低质量的糕点师。他通过告密信的形式为自己异想天开的猜疑找到了合适的发泄方法，并由此把我的父母扔进盖世太保集中营，因而赠予了我们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最终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躲开了新村犹太人的共同命运：奥斯维辛。

四个孩子被丢下：我，我姐姐和我的两个表弟。他们的犹太家庭教师伊比还在，因为恐惧和前景不明朗的时局，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不悦的气味。她是一个笨拙而软弱的女孩，做饭和打扫卫生总是问题多多：一切最后都会变得乱七八糟，而且脏兮兮的。

看着一种生活方式瓦解让人心烦意乱，而我观察着它一天天崩溃。父母不在场和担忧已经够糟了，但是随无力感而来的恶心更可怕。伊什特万和我认为，我们的父母犯了一个大错：我们早就该抛弃一切然后离开了，因为现在我们依然不得不抛弃房子和花园。

天气炎热，是个美丽初夏，鹤们站立在约柜旁它们通常占据的位置上。我们像疯子一样打乒乓球。星期一的小集市，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的大集市，夹克上缝着黄色星星，胳膊下夹着祈祷披肩，犹太男人们走常规路线，经过我家去犹太教堂。每天晚上我们都遵守灯火管制的条例，把贴着黑纸的板条框放在窗户上。

尽管不再被允许进入泳池，我们还是会透过栅栏偷看，观察男孩们模仿德国轰炸机“斯图卡”，从蹦床上尖叫着跳进二十五米长、用慵懒安静的自流井水填灌的水池。通常情况下，它会在星期天被抽干，然后在星期三下午重新灌满。前一年，伊什特万、帕里和我曾在这里游了四十个来回，家人还给了我们钱到泳池餐厅买辣椒填鸡和面条。

戴着黄色星星散步渐渐变得不那么愉快了。路人脸上传达的信息一般不是好感。最不懂掩饰的人会表示：“好吧，现在你们逃不了了！”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啊哈。就是这样。他们正在把你们抓走。让他们抓吧！”就算是温暖的表情、同情的表情，都伴随着加快的脚步：匆忙的支持。我们宁愿待在花园里。我会荡好几个小时的秋千，直到脑袋晕眩。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剧照

一天中午，一队英美轰炸机在镇子上方闪烁着银光飞过。它们没往我们头上扔任何东西，只是途经此地去轰炸德布勒森火车站，并在明亮的天光中闪耀了几下。教堂钟声敲响，警报声鸣起。宪兵检查确保每个人都藏在地下室。但是我们没有躲藏；我们把头后仰，搜索天空：很好。至少在上面他们控制着一切。

我们收到一张父母从德布勒森寄来的贺卡，上面写着他们很好，仅此而已。尽管收音机被没收了，但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要藏：一包未经许可获得的面粉，几条培根。它们藏在地下室里一个非常巧妙的位置，那是房子的建筑师（伯格先生，他和我父母一样，以相同的交通方式被送到相同的集中营）在1933年展示给我父亲看的，他说这么个隐蔽之处有一天可能派得上用场。那是个很小的角落，在混凝土水罐远侧和地下室楼梯下方的黑暗中，一个只有最细致入微的搜查者才能找到的地方。我们的搜查者可没那么细致入微。

父亲的书桌抽屉后面还藏了一些钱：三包百元大钞，三万帕戈，够买一栋大房子的了。更重要的是埋在管棚下面的两个铁盒子，里面装着黄金首饰，是父亲定期用他的部分存货换来的。一个盒子埋在角落里，后来被发现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找到另一个，因为它在这个区域不对称的中心：正上方从横梁悬下来一个灰釉水壶，装着用来喂安哥拉兔的燕麦。

那些日子里，我们在院子的兔窝里养了一堆兔子。最上面两个笼子旁边的是小小的木头育婴箱，它们的门通往兔妈妈的大房间。刚出生的小兔子粉红色，光溜溜的，颤抖着一起依偎在兔妈妈的肚皮下。我想要至少用指尖抚摸一下它们，但是别人告诉我，兔妈妈闻到孩子身上人手的气味，就会把那只沾了人味的小兔子推走或吃掉。只有在它们开始长毛后，我们才能摸它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带几只小兔子到床上玩了。

用纺轮把柔软的白色兔毛纺成纱真是件乐事。我要是不细心，线很容易断，细心的话，那个用自行车轮草率改成的脚踏式纺轮，能连续转几分钟保持线不断，轻柔地将线卷到纺锤上。线从我左手拿着的毛团中展开，我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控制它的粗细。在冬天的下午，当火炉即使关着门也散发出太多热量时，我们会把纱线卷到轴上。当母亲给我们织温暖的帽子和挪威样式的滑雪衫时，我们会听收音机传来的战时新闻和古典音乐。

不管怎样，管棚里的水壶一直挂在那里，防止老鼠糟蹋喂兔子的燕麦。尽管它用铁丝连着钩子挂在天花板上，老鼠还是沿着天花板横梁爬了上去，扑通一声掉进了迦南福地，结果那里成了它们的苦海，因为它们的小爪子爬不出水壶的釉质内壁，只能在无尽的宝藏上不停转圈，直到一只可怕的手揪着尾巴把它们拽出来，然后摔到地基上。

夜复一夜，母亲用令人钦佩的远见向我们展示她和父亲埋藏的物品。“如果我们分开了，或者再也不能见面，你们孩子需要知道我们拥有什么。”姐姐和我精确地记下了一切。我们跟谁都没提这事。就算是孩子也能保守秘密。母亲还在我们的外套上缝了几个薄薄的金链子，以防我们流落某处需要用钱。我们不得不做好被分离的准备。对话的语调相当客观。

1944年5月，有传言说首都以外的犹太人会被重新安置到一个位于曾经的波兰领土的劳动营里。在湖泊和森林之间，有城市正在为他们而建造。他们会被移出总人口，但命运不会太糟。从这一刻起，犹太人和基督徒不能住在一起了，甚至不能相互接触。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必须被隔离。

当局指望我们理解此事：我们当然不能住在一起了；我们怎么能想这样的事呢？匈牙利犹太报纸还在提倡每个人遵守法律并严格遵从法规：现在，在这个艰难时刻，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必须严于律己，显示自己是好匈牙利人，直到那时才能希望获得解脱。

种族隔离背后的全国统一战线固然很好，但是组织和执行的步骤是多么复杂，当局需要做的细致工作是多么多，又有多少内政部大小官员不得不缩短他们辛苦挣来的睡眠并祈求妻子的原谅。此次驱逐行动耗费了大量工作。每个部门都得发挥作用，从宪兵队到遗弃财产管理员。值得特别称赞的是铁路工人在敌军轰炸下表现出来的模范合作精神：短短几周内，他们就把犹太人通通装进了运货火车，让他们滚出了这个国家。集合六十万犹太人，把他们关起来，然后用武装巡逻队把他们拉到货运车厢里——这值得喝上一杯来庆贺。省会城市的日报都松了口气，宣布空气变清新了，整个地区都judenfrei（德语，即没有犹太人之意），没有犹太人了。

*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