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们明知一些政治措施是非道德的，仍旧会采取或宽容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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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跟随一名领导者的冲动，还是加入某一集体的需要，都会令我们对道德本身的感受，也就是良知所允许我们做的事，发生改变，甚至将后者完全抵消。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回到人类与信任的联系。这次我将通过个体之间的信任，以及个体对所属团体、国家或领导者的信任这两者的类比，来进行说明。团体或领导者如何赢取个体的信任？从长远看，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理论、宣言或者诸如此类的言行。恰恰相反，信任是一种心理社会的感知方式，它的确切品质只能通过把历史、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个体和社会心理学的内容结合起来加以形容。从实践角度来讲，由于这种信任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到反应，并且分析起来十分复杂，因此它只能是一个社群的成果，而非其中任何一名个体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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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有很多种：集体或国家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信任其领导者；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认为应以常规方式看待既定的法规和惯例。如果一个集体信任其领导者，这种信任意味着领导者必须要对其他团体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态度。换言之，集体内部的成员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面临攻击时会受到保护，这种保护会以牺牲其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效忠集体就意味着以集体利益为先，这多半是因为其中的成员执意要求这么做。一名父亲之所以拥有父亲的地位，是因为他只会保护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不管。一名领导尽管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或者没有做好准备采取残忍或欺诈的手段，但是他心里清楚，自己最好对其他团体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因为自己团体的成员期待他这么做——就算他不是什么好人，也好歹是个尽责的领导。他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对一名个体而言或许是不合乎道德标准的；但是（正如我所说），由于个体合乎道德标准的生活似乎应取决于团体是否稳定，领导者的行为从个人角度来讲或许并不道德，却在更高的层面上取得了“合乎道德标准”这一地位，并在这一行为之下让其他一切道德准则有可能实现。

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个人的道德感或良知决定了一个人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表示认同；一个人的良知和自我认同乃是由一个人早期的人际关系，以及同这个人联系最为深刻的集体塑造的。因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一定还取决于影响这一道德评判的集体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我们还有理由做出进一步分析：对于那些高度依赖他人正面评价的大多数人而言，良知对一种行为做出的评价，取决于由谁提倡或者由谁实施这一行为。因此良知往往与社会顺从等同起来，换言之，就是顺从我们身边最近、最重要的集体（不论是什么集体）当中多数人的观点和行为。即使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比如违背常规的道德原则，这一“顺从”的趋势所要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是对个体的、对内的一种折磨，而不是激发实际的抗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顺从，如果对此并不认同，我们多半会跟随那些特有的、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倘若他们拒绝，我们仍会趋于随大溜。

让我用两个经过调研的例子来阐述。这两个例子取自纳粹德国的历史，它们将良知与顺从相结合，很有说服力。第一个例子是利夫顿所著《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第二个例子是布朗宁所著《普通人：后备警察101营和在波兰的最终解决方案》。利夫顿挣扎于医生从治愈者到杀手这一转变过程的自相矛盾之处，并指出他所研究的德国精神病学家往往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这与他们所认同的自我形象颇为一致，也使得他们很难考虑违抗国家的命令。但是这些人同样受到“科学的”种族主义这一理想目标的影响，并且自始至终对集体意志保持忠诚，也认为自己的行为正体现出这一点。结果是，照利夫顿的话来讲，这些人私底下的良知被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公共良知“折叠”了起来：

布朗宁提供的证据来自某营招募的大多数新兵，以及已成家的中年男性（包括码头工人、卡车司机、仓库和建筑工人、白领工人）、没有作战经验的男性和心中尚未埋下仇恨种子（比如战友被敌军杀害）的士兵。他们抵达波兰三周后，军营里像父亲一样的指挥官威廉·特拉普（Wilhelm Trapp）少校将士兵集中起来，用几乎发狂一般的哭腔说，他们接下来将面临一项极为恐怖、令人十分不快的任务。他声称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项任务，接下任务让他后悔万分，“可命令是由最高领导层下达的。如果想让任务简单一些，男人们就该记住，在德国，炸弹正落在女人与孩子身上”。

军队的这项任务是将附近村庄的犹太人集中起来，挑选出其中符合工作年龄的男性运送至劳动营，其余人一律枪杀。特拉普说，由于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军队中的年长成员如若感到不能承受，可拒绝。于是五百人中有十来个立即走出队列，表示自己不能胜任。这是一项很严肃的决定，因为它“意味着要远离自己的同伴，并且承认自己‘太弱小’或‘太怯懦’”。真正的枪击开始时，还有一部分人退出了任务。余下80%的人参与枪杀，不过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之前命令中模棱两可的地方，避免杀掉一些人。比如有人选择不杀孩子；一名士兵只枪杀那些母亲已被邻近的人杀害的孩子，“让这些失去了母亲就无法生存的孩子们得到解脱”。

这些士兵回到营房时，他们：

士兵们在沉默中达成共识，再不去谈论屠杀；可是其中有些人夜里开始做噩梦。从那以后，军营里的士兵似乎很反常地摆脱了那次枪杀的阴影；只要被迫执行杀人任务，他们居然就“变得越来越高效，成为麻木不仁的杀戮者”。

由于军营里的士兵无法避免杀人，对这一行为做出的解释是，他们发现自己几乎无法违背上级的命令，逃脱责任。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强调的并非对领导和权威的服从，而是难以蒙受耻辱。“同伴会怎么看自己？”他们扪心自问。当监管并非很严格时，许多人没有服从命令。作为心智成熟的男性，他们已然接受了纳粹的教条理论。尽管这个集体被深深地灌输了纳粹的思想，可究竟这思想对他们产生了何种影响，并不清晰。在对所有因素进行考虑之后，一个最有可能的、较为笼统的解释为，士兵拒绝枪杀犹太人，等于拒绝分担一项十分艰难的集体责任，并冒着在集体中被孤立和排斥的风险。没有参与枪杀的士兵，并非以道德，而是以脆弱为借口，间接助长了其他士兵的强大与优越感。结论是：

我从集体向其成员施加的压力，讲到集体对根据某一等级制度进行统治的反应。这种等级制度作为规则，让每名个体对他的上级趋于服从。不论集体的成员与领导者关系如何，集体内部的生活让人们既有可能产生恐惧，也有可能激发热情，二者的影响随着它们在成员内部接受度的提高而有所增加。如果一个小领导（拥有的权力很小）晋升为大领导、大领导晋升为更大的领导，那么越来越有可能出现以下局面：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在参演一出戏，这场戏里有相互歌颂和情绪高涨的个人崇拜，使他们的侵略战争更加合理合法。倘若敌国竭尽全力防御，或者胜券在握，我方的反应是道德上的愤慨。紧接着，祖国的实际边界成为一个道德性的问题，让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去守卫它，正如欣古印第安人有责任保卫自己的领土不受野蛮人的侵扰，使其不对他们颇有道德操守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一样的领导者或家园的敌人（无论真实存在还是想象中的敌人），成为每一个忠诚孩子的敌人。真实存在或想象中的敌人永远在他们身旁，他们可以感受得到，有些人生来无动于衷，或没有猜疑心，正因为他们的盲目，挑起了间谍、叛徒之辈，从而构成威胁。既然如此，除了在尚未搞清楚状况的局外人面前展现出奸诈与凶狠之外，一个人应当如何防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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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本-艾米·沙尔夫斯坦  译者：韵竹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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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政治经常是非道德的？

◆如果不能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理论的现实关怀性不仅会备受质疑，生而为人的完整性也将遭到贬损。

◆以色列奖得主沙尔夫斯坦，审视不同时空下的非道德政治实践，叩问棘手而残酷的人性与社会现实。

沙尔夫斯坦认为，如果把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具体的政治生活相分离，政治学和伦理学理论不仅会失去对于人类事务的适用性，其理论本身与现实政治的关联度也会遭人质疑；同时，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为达政治目的而摒弃道德顾虑的非道德性，则必然会赋予政治生活中的欺诈与暴力以正当性。

本书探讨的是，政治为何且如何是非道德的。作者从比较文化的视角，考察了古代中国、古代印度、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现代欧洲，以及部落文明中非道德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一方面揭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非道德政治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着重回答：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违背“真实”“公正”诸原则的政治行为？历史上主流的哲学思想，是否对马基雅维利主义持一贯的批判态度？在政治生活中采用欺诈手段，是否确实有助于政客们追求最大利益？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盛行，是否意味着未来更加美好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