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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启观察101 || 教育管理实践与教育管理研究向何处去

褚宏启 中小学管理杂志社
2024-09-02

导读

2024年6月22~23日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学科学术会议,主要是我国高等学校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参加的会议,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东北师范大学宏观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协办。这次会议既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也是一次思想碰撞的盛宴。笔者基于在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梳理了关于如下几个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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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学术自信



当前,教育管理学科调整与学科发展受到高度关注,浙江外国语学院孙绵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蒲蕊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张新平教授针对此问题做了报告,在会上会下都引发了持续讨论。1997年教育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把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合并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并将之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科,而不是放在“教育学”学科之下,对于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过20多年的建设,许多高校已经习惯了这种设置。2022年教育部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再次进行调整,将“教育经济与管理”拆分为“教育政策与领导”“教育政策与管理”“教育经济学”,分别隶属于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三个学科门类,教育管理学科横跨教育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到底放在哪个大学科门类下进行建设,给高校管理者以及本学科的高校教师带来困扰。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包括教育领导、教育政策,“教育政策与领导”抛弃了源头概念“教育管理”,而“教育政策与管理”中的政策与管理不能并列,因为它们不是一个逻辑层次上的概念。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样的改变缺乏论证,很不严肃。


大家忧虑的是,这种变动会对学术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自己的学术生命如何安放?经过讨论,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不论如何调整,教育管理的实践依然大量存在,上百万名教育公务员和大中小学管理者在从事各种管理事务,高校的教育管理学科不论归属如何依然存在,教学科研人员也依然存在。教育管理实践是教育管理理论的源头活水,实践对理论有强烈需求,教育管理研究天地广阔,未来也应该大有作为。


在教育管理学研究中,曾几何时,“领导”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大有以“教育领导”取代“教育管理”之势;最近10多年,“治理”又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也大有以“教育治理”取代“教育管理”之势,但实际上都是取代不了的。以教育治理为例,教育治理强调多元共治,主要体现的是教育管理的民主化,教育治理只是教育管理的一种高级形态,在概念的种属关系上是隶属于教育管理的。


因此,教育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关注点,不应该是学科归属问题,也不是概念辨析问题,而是如何因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教育管理变革进而促进教育更好发展的问题,亦即如何作出实际贡献的问题。




教育管理实践与教育管理研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教育管理不论是实践还是研究,都面临与过去不同的外部环境,可以从社会、人、教育三个方面去看。


第一,社会变了。北京师范大学余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伟胜教授描述了当今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教育管理带来的挑战,以及数字化转型、数字社会对于教育治理带来的挑战。除了这些社会特征外,我认为当前社会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会分化加剧,区域间、城乡间、家庭间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需要进一步破解。第二,社会内卷严重,并不只是中小学阶段的孩子内卷严重,内卷几乎蔓延到各行各业,个体竞争加剧。第三,政府管得过多过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关系尚未形成,对于市场主体、民营企业、民办学校的作用认识不足,有些地方、有些官员对于民办学校持歧视态度。华南师范大学赵敏教授对于民办教育发展面临政策困境的分析,揭示了这一问题。第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猖獗,久治不绝。此外,我国还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美竞争更为惨烈,国家之间的内卷也愈益加深。


第二,人变了。如今的孩子、家长以及新教师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与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孩子、家长、新教师大不相同了。可能都变得更加自主不好管、更加脆弱易轻生、要求更高难满足,权利意识都普遍增强,责任意识相对不足,且几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都值得关注。学生会更多挑战教师权威,有的新教师下班就关掉手机,家长也更难沟通了,不少新教师害怕与家长沟通,这些都对教育管理带来挑战。


社会变了,人也变了,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个人在强大的社会面前能否有所作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未来走向,都是实现现代化,即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教育的重要功能,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促进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就是培养现代人、建设现代国家。


现代化的内核是现代性,即现代精神,现代人的内核、人的现代化的本质都是现代精神。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并不容易。教育需要赋予学生一些基本的理念与价值观,以简驭繁,这样才能引导学生走出迷茫与混沌,不至于迷失自己。这些基本理念与价值观,如人道、民主、法治、公正等,就是现代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三,对教育的要求更高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依然不能较好地应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挑战,时代呼唤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


教育质量集中体现在“培养什么人”这一问题上。当前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还很“卷”,唯分数、唯升学依然盛行,急功近利严重,不少学校只是培养学生“一时”所需要的应试技能,而不是培养学生“一世”都需要的核心素养,如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公民素养、合作与交流能力、自主发展素养、数字素养等。如果不能处理好“一时”和“一世”的关系,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片面发展严重,实际上得不偿失。


世界已经进入开放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培养人工智能所不能取代的素养。这类素养包括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可以通俗地称为“聪明的脑”和“温暖的心”,人工智能很智能,会做很好的“文献综述”,但是难以进行高水平的创新,也不具备情感能力。信息技术不论如何高级,都有其局限性。


好的教育不仅是优质的,也是公平的,是面向人人的。陕西师范大学司晓宏教授深入讨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教育振兴问题,主张以城乡一体化思维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当前,某些区域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那么“卷”?根本原因在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在于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存在教育质量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教育管理实践何为



面对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要求,教育管理应该也能够大有作为。一个简单但是基本的问题是,为了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管得多与管得少,哪一个更好?教育管理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我认为,教育管理改革的方向是走向教育治理,即倡导多元共治、学校自治(自主权)、政府元治(新主导作用)、厉行法治,解决政府管得过多、学校自主权不足的问题,释放学校的办学活力,同时增进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学生的学习自主权,进而释放教师的教学活力与学生的学习活力。对于高校教师的科研工作,也要给予更多的自主权。政府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推进校本管理;同时在学校内部,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赋予教师、学生、家长更多的权利。要解决政府与学校关系、学校与教师关系、学校与学生关系、教师与学生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泛行政化”问题,由前者对后者的管控型关系转变为支持型关系,前者要为后者松绑,为其留出更多的自主空间。要尊重基层的管理创新,尊重基层经过长期博弈形成的自发秩序和自组织秩序,减少出力不讨好的过多干预。只有如此,才能让学校、教师、学生具有内生活力,才能从“内卷”走向“内生”。


教育评价也是此次会议讨论较多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胡耀宗教授讨论了学校评价如何改进,重点关注评价如何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北京师范大学褚宏启教授讨论了学术评价如何改进,重点关注如何深化“破五唯”工作,进而促进学术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评价是个指挥棒,高利害评价对于被评者的影响尤甚。评价与行政化之间有内在联系,行政化助推了教育评价、学术评价的过度化,评价甚至成为一种行政控制手段。教育评价要少用慎用,要警惕评价带来的副作用。当前,我们的教育评价与学术评价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滥。教育评价有着科学性的外衣与光环,但实际效果未必就好。教育活动的核心是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师生互动密集、教师自主性大,具有此种特征的活动是很难评价的,必须给此类活动的主体即教师更多的自主权。


只有高素质的教师和校长队伍,才能办出高质量的教育。教师培养与教师管理问题受到很多与会者的关注。教师的能力与价值观,不仅影响教育质量也影响教育公平,不仅影响人的现代化也影响社会现代化。东北师范大学王智超教授认为新质生产力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进而对教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是,当前教师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都有欠缺,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滞后于实际需求,针对性时效性不够,亟待改进。华东师范大学刘莉莉教授深入探讨了个体特质与组织环境对于校长领导力的影响,认为个体特质是形塑校长领导力的最核心要素,其中责任感特质最为关键。这个发现提示我们,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责任感会给我们带来工作定力,教育管理研究者也要有自己的学术定力,要有自己的内在追求,不赶时髦,不做墙头草。




教育管理研究何为



面对诸多现实问题,教育管理研究大有可为。教育管理研究要大有作为,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第一,拓宽学术资源。首先,要积极吸收国外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吸收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对于推进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只是吸收国外理论是不够的,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不能成为国外教育管理理论的殖民地,当前更需要内生发展。其次,要从管理实践中汲取学术资源。我国教育管理实践中有很多好的做法与经验,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价值,需要理论工作者深入实践去挖掘、梳理、总结、提炼。当前这方面工作做得还很不够,理论工作者深入实践严重不足。中国的管理实践有其独特性,尤其需要理论研究者予以关注。例如:校长领导力是国际通行的学术话语,在我国还涉及党组织书记的领导力问题,那么这两种领导力的关系如何?对此需要深入研究。再如:校长的教学领导力(或课程领导力)也是国际通行的学术话语,但在我国,教研员对于中小学教师实际教学行为所发挥的教学领导力可能比校长还大,校长与教研员的教学领导力是什么关系?如何平衡?在当前落实新课标的背景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问题。最后,要从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管理思想中寻求学术资源。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教育管理思想需要挖掘和传承,需要进行现代性的转换;民国期间我国的教育管理思想融汇古今中西,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南京师范大学张新平教授率领的团队对我国古代和民国期间的教育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持续的研究,令人钦佩。


第二,推进学术创新。在扎实汲取教育管理研究的国外理论资源、实践资源、传统资源的基础上,理论工作者要勇于提出新概念、提出新命题、构建新理论,并以之对冲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殖民化问题,解决西方教育管理话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解决我国教育管理理论国际传播力不足的问题,持续增强中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推进学术创新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当前,在课题项目主导的科研体制下,基础研究很少能被立项,列入课题指南的、容易被立项的,往往都是应用研究。我们要形成共识,加强统筹与协作,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没有理论创新,应用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最后难以提高质量。


第三,发扬学术民主。学术民主能带来学术活力与学术创新。学术会议要通过顶层设计,提供更多的平等交流机会,给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们更多的发言权。要做到不以身份论英雄,不以“身份头衔”而是以“论文质量”决定发言机会。


第四,勇担学术责任。我们从事教育管理学术研究,不只是为了完成考核任务与评职称,不只是为了找一份职业养家糊口,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学术爱好,还要承担起自己的学术责任,要谨记我们的使命:改善我国教育管理的知识状况,提升我国教育管理的实践水准。理论研究者要以知识贡献社会,并从中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从而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找到精神家园。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主体性,提升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与创造性,为提高教育管理研究质量、提升教育管理实践水准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本刊编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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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4年第7期 · 宏启观察

文章编辑:谢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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