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编辑
编者按：日前，首届药明康德健康老龄化论坛在线上盛大开幕，来自美国、欧洲、新加坡、中国等地，分属产业界、学术界、风投机构、政府决策层的近30位老龄问题全球领袖共聚云端，探讨如何让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个更加长寿、更加健康的未来。
为了便于更多新老朋友领略、重温专家洞见，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持续推出论坛讨论的文字实录。第二篇的讨论主题为“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更多报道请关注“药明康德”公众号。
▲考虑到全球不同地区的观看需求，首届药明康德健康老龄化论坛将在线上做为期一周的限时点播。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Read More”即可申请观看。
阿尔茨海默病正在成为全球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为了应对这一疾病的全球性挑战，医疗卫生系统要做好哪些准备？我们如何通过血液检查、基因分析、大数据等方式，早检测、早诊断？我们如何通力合作，真正带来颠覆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改变阿尔茨海默病治疗和护理的全球格局？药明康德2022健康老龄化论坛的第二场讨论，由F-Prime生物医学研究计划总裁Stacie Weninger博士主持，三位深耕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的意见领袖，从各自所专注的角度带来他们的深刻思考。他们是Gates Ventures健康与生命科学董事总经理Niranjan Bose博士；卫材美国区董事长、卫材神经系统疾病事业部全球总裁Ivan Cheung先生；和全球首席执行官倡议之阿尔茨海默病（CEOi）联盟发起人、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创始主席、UsAgainstAlzheimer's联合创始人兼主席George Vradenburg先生。Stacie Weninger博士：欢迎各位，也非常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参与这场对话，共同探讨攻克阿尔茨海默病的阻碍，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阻碍来应对这一疾病的全球性挑战。
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挑战是多么严峻，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多么重大。我认为，在一些基本观点上达成一致再开始探讨是很重要的。我想这场对话的前提是：为了能使治疗真正具有颠覆性，我们要尽早开始对患者进行治疗。早期治疗很有必要。我们要了解如何在早期症状前阶段，识别那些可能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我们要理清如何开发治疗方法。如果要在症状出现前进行检测，我们该怎么做？如何识别阿尔茨海默病的潜在人群？若要尽早识别潜在患者并让他们最终接受治疗，要如何改变临床护理的面貌呢？我们要梳理清楚由研究人员、临床医生、资助者、政府机构等组成的全球社区，具体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开始推动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我很高兴今天邀请到几位业内权威作为嘉宾，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我想请每位嘉宾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你看来，采取哪些方法能改变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和护理的全球格局，以使我们能真正开发、递送开发中的各种治疗方法。从大家各自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George Vradenburg先生，能否请你第一个分享。George Vradenburg先生：谢谢你，Stacie，也谢谢这次论坛的组织者。如果不对大脑进行研究，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就毫无意义。所以，你关注这个问题的全球性方面是绝对正确的。我担任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的主席，它是全球首席执行官倡议之阿尔茨海默病联盟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伙伴之一。世界经济论坛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现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其规模和影响堪比流行病和传染病。他们拥有全球疫苗联盟（GAVI）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全球机制来观察这一疾病的全球流行情况，并尝试制定一些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花了大约一年时间，与150多个相关方进行交流，试图找出那些能应对全球性问题，而不是区域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此，我们从三个不同领域来解决这一问题，不是用一个全球性机制来取代任何国家或部门的机制，而是基本上以新方式连接和扩展现有的成果，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未被研究的领域，我们将在该领域开展某个研究项目。第一个领域是收集数据。我们需努力找到新的方法，将全球因其他疾病，如疟疾和艾滋病，或是单纯的流行病学调查人群构成的队列聚集在一起，并投入经费进行队列研究，使他们能够收集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证据。我们必须通过新的数据共享机制将这些队列连接起来，以确定机制共享我们从世界各地的所有队列中收集的数据。因此，我们还开发了一种多基因风险评分体系，可以识别危险人群，并将其纳入研究队列中，通过一定时间的持续跟踪，正如你所说，识别出我们应该何时通过医疗保健系统进行怎样的干预。第二个领域是全球临床试验。众所周知，大多数临床试验是在企业间或政府间进行，但他们并不共用同样的平台开展研究。支持临床试验的平台将使创新在临床试验领域更为普遍，而不是要求每家公司都进行创新，他们没有动力这么做，因为他们并非随时都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开展临床试验。因此，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平台，以便在临床试验的启动、推进速度和质量方面都能进行创新。这些基本上解决了世界上存在的两大难题。现在，探索性研究在队列研究中踽踽独行，样本量相对较小，相对同质。如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研究，研究的规模和多样性都将扩大，这样就可以追踪那些现在还未被发现的潜在风险群体。90%的遗传学研究是在白种人身上完成的，然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是白种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在美国或欧洲，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第三个领域是医疗保健系统。如果没有一个全球医疗保健系统，不能识别人们所患疾病的正确阶段，并根据他们可能所处的疾病阶段、所患的阿尔茨海默病变体类型及变体特点，向患病人群推荐最适合的治疗药物，那我们的药物开发将毫无意义。我们如何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并将治疗药物更快地推向市场的模式，这是一种系统方法，它从研究开始，历经临床试验，进入监管系统、支付系统，然后在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内进行市场化或直接面向潜在客户。我们处理系统问题，以确保在此特定项目中考虑到了从研发到患者所有关联环节，因为很少人会对医疗保健系统中如何获取初级医疗保健给予更多关注。这一疾病要早检测，早诊断，并能在合适的时机向目标人群推出治疗药物，这就是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正在做的事情，它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以行动为导向的组织。我家已有三代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不希望我的子孙后代也如此。因此，当我祖母患上这一疾病时，如果我们不能比过去40年更快地采取行动，我的子孙后代将会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我被患者的定位所驱使，即“更快、更好、共同努力”。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将坚持下去。Stacie Weninger博士：谢谢你，George。我认为你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令我想展开深入探讨，但也要给其他人一个机会，那么，我想请Ivan在George的基础上，对一些我们讨论的问题给出一些真知灼见。Ivan Cheung先生：谢谢你，Stacie，非常感谢组织者给了我这个及时的机会发言。我想接着谈谈George提到的第三点，关于医疗系统应急能力。实际上，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世界各地的所有相关方如何齐心协力，围绕医疗系统应急能力开展如此重要的倡议。卫材近40年来一直致力于与这种毁灭性疾病作斗争。大约20年前，卫材积极参与了第一批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研发，胆碱酯酶抑制剂的对症治疗。20多年前，医疗系统应急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在那个时候，世界上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实际上是一种疾病。现在我们正积极参与下一波治疗，这次是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潜在病理生理学。新一轮的医疗系统应急能力浪潮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从20年前关注临床症状这一认知框架，转向现在专注于生物标记物和大脑的病理生理学这一新认知框架，这是鉴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所做的卓越工作，让人们开始真正解开这一疾病的谜团。因此，在卫材，当我们考虑医疗系统应急能力时，我们真正关注三件事。第一点是：无论何种社会经济状态，无论身在何处，（人们）对神经健康、大脑健康和精神疾病定期筛查重要性的关注是匮乏的。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社区和居住环境中，超过60%的阿尔茨海默病未被发现。第二点是：在这个由生物标志物和潜在病理生理学驱动下的阿尔茨海默病认知新框架下，缺乏受过培训的医生对这一疾病的早期检测。因此，早在20年前，许多社区就学会了根据临床症状进行早期检测，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又要对每个人进行培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检测。第三点是：实际上是关于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的。在这个生物标志物和治疗的新世界中，基础医疗设施的准备体现在，针对大脑潜在病理生理学进行诊断和治疗培训。这就是我想在George提到的医疗系统应急能力的基础上补充的三点。Stacie Weninger博士：我们如今在医疗保健领域应做些什么？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为未来做准备？未来的场景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认为，目前在治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与我们真正拥有一套治疗方法后可能做的事情有很大的不同。Bose，我想听听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Niranjan Bose博士：Gates Ventures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的合作始于约五年前。我要感谢这一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在疾病学习上所做出的贡献，帮我们理解这一疾病带来的挑战和面临的瓶颈。我们需要更早地识别患者，让他们更早地接受治疗，并改变患者及护理人员的临床护理前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投资集中在早期检测上，这是与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建立的合作关系，包括与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发现基金会合作，设立“诊断加速器”项目。我们进行大量投资的第二个领域是使治疗渠道多样化。这个方面是从投资痴呆症发现基金开始的，参与该基金注资的还有很多医药公司合作伙伴。我想补充的一个主题：是跨团队合作或数据共享。再次感谢十几个合作伙伴，与之一道，我们了解了一群致力于此的疾病组织、慈善机构、医药公司、非营利组织、政府资助机构可以做些什么，来实现更广泛的数据访问和数据共享，并建立一个更有活力、更强大的用户社群。这一系列试点讨论促使包括我们在内的合作伙伴承诺资助阿尔茨海默病数据倡议（ADDI）。我将ADDI视为一个合作伙伴联盟，一项倡议，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实体，其核心使命是为用户和研究人员解锁更多数据集，使数据计算平台更易于用户访问，最重要的是，降低了数据访问的障碍。与其说它是一个集中式数据库或聚合式数据库，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联合共享模型，其中数据所有者、数据贡献者仍可管理数据访问权限，但用户体验会变得更好。单一的观点或目标可能会从数据分析中得出潜在的新见解，从而降低障碍。这可能会催生早期诊断，在临床中对潜在作用机制进行测试。最后，我们是否有办法让我们的家庭和后代更容易地参加临床试验？Stacie Weninger博士：作为一个全球研究社区，在认识到这是个全球性问题的情况下，有哪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能使不同的国家汇聚起来，共同开展研究，并以保护隐私和研究参与者的方式共享数据？有哪些具体的挑战，又有哪些克服这些挑战的方法呢？Niranjan Bose博士：我可能会将其中一些挑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情同意，理解这些数据是在什么许可类型下收集的，以及数据所有者或数据提供者试图保护的隐私问题是什么？我认为这并不是通用的。几乎所有人都想共享数据。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只是数据访问的程度或级别不同，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与每个人进行对话。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承诺的事情，尝试用看门人或服务台的概念来解决这些限制，并至少在隐私和许可范围内共享最少的数据集。第二类是，有些联合虚拟设备类型的模型，技术公司实际上已经领先了很多，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点。再次强调，不仅要悦纳这一点，还要愿意教育数据所有者、数据平台和数据贡献者，让他们参与进来。第三个方面是回顾性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存在数据集，人们想共享，但研究发起者或数据所有者不希望承担作为授权机构的负担，因为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需要确定一种机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英国惠康基金会（Welcome Trust）的数据访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存在是为了在未来启用这类许可。因此，找到更具创造性的方法来克服这些挑战和障碍将非常有帮助。Stacie Weninger博士：这很有帮助。我喜欢看门人或服务台的想法。George，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就像你在谈论这些不同的全球队列一样，你认为Bose所说的解决方案在这些情况下有帮助吗？George Vradenburg先生：一部分问题在于确保队列管理人员了解如何收集数据，并以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标准化表格完整收集数据。特别是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例如没有成像设备，没有大型的PET扫描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数据呢？答案是数字化，智能手机在世界各地有着巨大的普及率。因此，我们正在对认知评估数据的数字化收集策略进行创新。这项工作从马来西亚开始，有趣的是，那里的部分人口无法通过书面语言传递讯息，但是手机普及率是200%。所以，从马来西亚的创新人士开始，他们现在开始通过数字技术对他们的大部分人口进行数字表型分析，无论是声纹，还是其他策略，基本都是通过语音，因为那里没有可穿戴设备。你必须使用一个非常有限的数据收集设备工作。但如果你能让每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系统地收集声纹，你就能在疾病早期发现认知障碍。这就是我们和Bose在Gates Ventures的创新成果。Stacie Weninger博士：Ivan，基于即将成为现实的创新发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我们希望未来的临床护理和医疗保健系统是什么样子的？
Ivan Cheung先生：已有众多技术创新被纳入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中。在卫材和其他公司，当我们开展疾病修饰疗法的大型3期临床试验时，会将这些工具和技术整合起来，以便首先在受控环境中了解这些工具的性能。而到目前为止，我想说进展实际上比人们预期的要快得多。至于未来的图景，我觉得你可以想象，五年后，从家到医生办公室将变得无缝连接，举例来说，数字认知筛查将变得无处不在。而从验证性角度来看，怎样通过一滴血、一个简单的血液测试，获知涉及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生理学的生物标志物？我们相信每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都会有不同的生物标志物特征，这样我们就可以制定未来五年、十年的治疗策略。然后从效果监测的角度来看，一旦患者有了一种或多种治疗方案，我们如何基于生物标志物监控治疗效果，帮助患者监控安全信号，并提前对其进行管理。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但是当然，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医生接受了这样的培训，医院系统设备精良具备了这样做的能力，而投资者也愿意投资基础设施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每个国家都制定国家计划，这当然需要全球协调和最佳实践分享。这就是为什么George和Bose提到的一些倡议是如此重要。George Vradenburg先生：我们今天正在努力要做些事情。在我们的医疗系统应急能力工作中，共有六个示范国家参与其中，我们希望在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中采用一致的方案，可能在技能和环境方面略有差异。尽管如此，我们已在巴西、墨西哥、牙买加、英国、美国和日本开展项目。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书，询问：“接下来哪个国家主动请缨采取一些措施，采用初级保健方案来检测和诊断这种疾病？”我们收到了来自21个国家的75份回复。在卫生系统中之所以有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其必然性。所以，人们愿意改变。我想这也取决于我们，如何是他们能够理解这些机制，然后采用这一方案。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干预科学公司，以便系统地了解各类卫生系统是如何采用标准方案，或是根据各自环境进行调整，又是什么引起了这种调整，以及他们是如何在患者身上真正实施的。于是我们有了这个学习实验室，涵盖了所有这些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我们或许会有另外10个、20个国家采用这种方案，形成一个学习系统，或是拥有自下而上推动的人。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国家计划，以便这些国家的政府承诺进行变革。但我们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努力，来真正推动这种变化，并证明其在国家层面的可行性。Stacie Weninger博士：对于这个方案的讨论，我想我们可以更具体一些。这些方案是否建议，从比如40岁开始，每个人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检查，开始接受标准的认知测试和生物标志物检测？当我们从PET扫描和核磁共振成像检查，转变为血液测试和数字家庭认知测试时，在检测的体量、规模、如何组织等层面就突然变得更加可行了。因此，当我们转向更快捷的数字认知测试和血液测试时，应该从多早开始？每年都需要检测吗？作为一个医疗保健系统，是否应该提前标记（需要接受检测的）人群？不仅是为了识别后确定潜在治疗方法，或单纯地进行生活规划，也是为了识别后协助患者入组研究，越早入组，患者的机会就越大。从今天、五年后、十年后的愿景来看，具体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
George Vradenburg先生：五年后，我们将有望在市场上推出多种血液测试，这些测试的涵盖范围更广，并可以在第二天交付结果，如同我们现有的传统血液测试一样。今天我们只是在行走。明天我们将慢慢跑起来。五到十年后我们将在跑马拉松，而且都跑得很快。我笃信这一点，我们必须开始行动，现在就行动。我们想把多年来在肿瘤学上积累的经验，复用到大脑健康检测上。一个癌症中心基本涵盖全部流程，从早期检测、转诊，到临床试验，丰富度可能远超你的想象。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更具竞争力。我不确定是否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但我认为这种想法已经深入卫生系统管理者的内心，他们想在下一轮医疗保健变革中走在前沿。Stacie Weninger博士：我认为我们还需要深入社区。肿瘤领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当一个人诊出癌症时，他会主动寻求疗法或临床试验的机会。（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缺乏这样的意识。）Ivan，你所在的公司致力于研发新疗法并使人们参与试验，这个过程中你看到了什么？Ivan Cheung先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相信下一阶段疾病诊断疗法已触手可及，这最初是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阶段。但我们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早在出现轻微症状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了。因此，目前不仅卫材和其他公司在做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阶段的临床试验，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已参与其中。在卫材，我们与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试验联盟（ACTC）合作进行3期临床试验，针对所谓的临床前阿尔茨海默病，或症状前阿尔茨海默病。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一直说阿尔茨海默病在症状出现前很多年就开始了，除非我们已证明这是真的，并证明疗法如何减缓或预防这种症状的发生。Stacie Weninger博士：最后请大家进行总结发言。Bose，我想先由你开始。
Niranjan Bose博士：诊断领域市场的未来并不甚明晰，我想这又回到了George的观点。我们需要卫生系统做好准备。我们需要他们致力于帮助各国实施卫生计划。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正是促使我们为“诊断加速器”项目筹集资金的原因。我们愿意帮助这些小型生物技术和诊断公司，将他们的测试推向市场，我相信它们一定会出现。我想我们都很乐观，产业界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一挑战，而与此同时，我们能否给他们提供早期检测的武器？一旦有了早期检测，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预防试验，并使疗法的作用机制多样化。这的确很有挑战性，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能通力协作，这将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Ivan Cheung先生：健康存在差距。不幸的是，在新冠疫情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至于阿尔茨海默病，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刚才谈到的许多技术将有助于解决这种健康差距。这是我最后的评论。George Vradenburg先生：我想说一些可能是适度推测的内容，我希望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疫苗。我们有处于临床前开发阶段的疫苗，目前在进行早期临床开发。我想，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些产品在通过这个系统时可能存在的所有问题，如何对一种应用于症状出现前15到20年的疫苗进行临床试验？如何发现潜在人群？怎样能使临床试验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或者依靠足够多的替代生物标记物，让我们有底气说，这些人将会发生疾病，并让监管机构也接受这一点？对于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投资者又会作何反应？我们是否需要像应对新冠疫情那样进行预先生产承诺？就如你最初提到的，Stacie，我们如何让卫生系统能够根据淀粉样蛋白或tau蛋白或其他一些机制的早期波动，在症状出现前15至20年检测出潜在患病人群，以便我们能够将疫苗纳入系统？我只是觉得我们必须设定一些大目标，这将推动所有人思考现在需要采取的所有步骤，无论在五或十年内，通过研究开发、临床试验、监管机构、投资者、卫生系统、消费者的整个系统，真正获得加速剂，以便更快地将这些疗法交付给消费者。现在，我们太过专注于研究，而考虑到必须在五年或十年内达到目标，有助于将系统设置到位，让研究成果能更快地惠及患者。Stacie Weninger博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但我越来越乐观，因为我们正在协作，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如何治疗和看待阿尔茨海默病，都将变得非常不同。感谢大家的分享，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期待未来与大家对话。免责声明：药明康德内容团队专注介绍全球生物医药健康研究进展。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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