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冠原发在美国或英国，传得更快
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小政府，低税收和尽可能少的福利。任何涉及政府的东西都是坏的，崇尚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我们密苏里的昵称是“Show Me State”, 什么东西你仅凭嘴上说不行，做出来给我看看，科学上就是“Show me data”。
美国人的保守主义精神，加上先父倡导的孤立主义的国策，在某种程度上缔造了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即使是美国的民主党，都比法国的右翼党派保守，英伦诸岛则位于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
像新冠这种突发事件，正好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去协调和决策的时候，美国的政府机制却运转失灵。CDC连核酸检测的引物都设计错，还规定不让别人测，引入私营企业后才见好转。美国人民相当自我意识，政府的推荐只当耳边风，圣路易斯街头只安静了短暂的时间，现在早就开始饮酒言欢了。
我们整个大圣路易斯地区只有二百八十万的人口，圣路易斯郡的人口比圣路易斯市的多很多，郡行政长官的权力可能比圣路易斯市长还大。昨天圣路易斯郡的行政长官Sam Page宣布，因为近日圣路易斯郡的新冠病例猛升了318%，圣路易斯郡将重新启动严控的措施，工作时间从以前的50%降到25%，餐馆必须在10点钟以后关门。即使圣路易斯郡每天增加523例的新冠病例，圣市的餐馆照开，晚上10点以后根本沒有多少人吃饭了，限了也沒有什么用，中国大陆的朋友不可想像吧？
这已经是七月㡳了，新冠在圣市仍然强劲反弹，所以我说：“没有必要说什么，美国耽误了二个月的时间，越说这些证明你越不了解美国的文化。你可以说现在美国耽误了半年，以后是几年都没有用。这是沒有办法的，美国总统也决定不了。我在美国疫情最开始的阶段，就判断新冠在美国的大流行是美国人的文化造成的。这一切是美国人的性格决定的，他们因袭了祖辈太多的冒险精神”。
美国这种崇尚自由的精神当然有它鲜明的活力，它让美国富有创造力，反映在新冠上就是美国能够在短时间内造出抗新冠最好的药物和疫苗。正如二战激发美国人制造出用不完的军舰那样，美国生物科技之创造力喷发出来后，世界前三位的最佳新冠疫苗恐怕都会出自美国。美国政府最近决定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构买Pfizer（辉瑞）的高质量疫苗，然后给美国人免费注射。据说辉瑞的疫苗还是在我们圣路易斯制备的，他们在西区养了大批的华裔科学家，向我的在那里努力的朋友们致敬！
相反全听政府话的地方，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反应在疫苗的身上就是在政治鼓动下，制备出不合格的疫苗。我在前不久与即将从国内返美国的学生通电话，学生的问题是，他是否应该打国内还沒上市的新冠疫苗，我持的是否定的态度。对一个数据严重造假的地方的疫苗，千万不要随便打，他们的质量是存在隐患的，几乎是一哄而上的打鸡血的东西。要打等美国、英国或德国的疫苗上市后，再考虑是否打。又有家长询问后，我直接说，我是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打仓促上马的疫苗的。
今天朋友问我使用羟氯喹治疗新冠是否有效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总的来说是有效的。我在几月前写过文章，现在看来基本结论没有错。羟氯喹只是与阿奇霉素合用时，可能会有心脏方面的副作用，但羟氯喹单独使用是治疗关节炎的常规药，副作用有限。《柳叶刀》杂志曾经发表文章称羟氯喹治疗新冠沒有疗效，那项研究已经被证明数据造假，文章也撤稿谢罪了。但是托尼说的，羟氯喹治疗新冠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这也是事实，他不能推荐沒严格试验过的药。
我们同济在伦敦做医生的校友，他感染新冠后病情迅速发展，他在英国与同济的同学联系，使用了羟氯喹，他认为羟氯喹对他从新冠康复有帮助。我在Arizona行医的朋友甚至预防用，而国内的参与发现此药物治疗新冠的同班同学不建议预防用，他担心耐药性的产生。但是羟氯喹相对于“人民的希望”，首选“人民的希望”。
那些去华盛顿DC的医生则是走的偏锋道路，别太信他们，他们是政治活动人士，我曾经写过他们中的一位。那在视频上歇斯底里的女医生，别把她说的当回事，这种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本身就不适合做医生。
保守派为了转移川普抗疫不力的事实，开始猛烈攻击托尼，甚至威胁他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这是很不应该的。托尼很不容易，日夜工作，非常了不起的人。现在应用抗癌的细胞毒性药物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托尼开创的，为划时代的贡献。没有托尼在政府里周旋，美国新冠之船会被川普带到多么危险的境地，我想都不敢想，幸亏有了托尼。托尼唯一的不足是，他没有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当医院紧缺已经缓解后，公开呼吁全美国人民戴口罩。
从我在群里发言留下的跟帖，可以看出美国和英国华裔医生们的观点：
我在群里谈及天朝抗新冠的话题时这样留言：“早期政府犯错误，并且不能原谅。但是我们换位，如果病毒原发在美国或英国，传得更快。”
同济英国医生校友：“大体赞成。中国是疫中时，我非常积极地向外报道武汉湖北前线的真实情况，包括医护人员感染、抗疫人员的死亡情况。一方面是争取更大的PPE的外援，一方面是觉得中国的措施不得力。但在亲身经历了西方抗疫后，觉得【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武汉封城的那一步，西方肯定不比中国在控制扩散，减少死亡（包括医护人员的死亡）做得更好。事实是糟糕很多。但在两个问题上我保留开放态度。1，西方能否在第一时间把最早的传播控制并消灭在局部地区；2，在有效疫苗和特效药被广泛接受之前，群体免疫在长远、综合效益上，是否能优于中国的死关硬闭。重申一遍：中国有关政府的早期隐瞒之责不可推卸”
同济美国医生校友：“在疫情最开始时，武汉瞒报，湖北ZF和红十字会的官僚作风以及混乱低效让我非常愤怒，我也激烈的批评过他们。但武汉封城、建方舱、换帅，国家支援、以及各地积极防疫，也把事情一点点挽救回来。然后经历一系列美国版的“可防可控”，“医务人员不需要戴口罩，避免病人恐慌”的闹心事，慢慢觉得美国在防御这个事做的更差劲。这也算是一个观感的转变过程。其实防疫能不能成功，不是一个西方VS中国、民主社会vs权威政府的问题，西方民主国家也是做的有好有坏，德国做的就不错，大洋洲做的也很好。关键几点：1:是不是诚实面对问题2:是否遵循科学决策3: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和高效的政府治理能力4:有没有意愿去动用这些资源和政府能力。如果做得到，总还是会把损失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至于群体免疫，你们国家的neil ferguson 也给出了模型，据说你们最后抗疫策略转变跟他的模型有关，我没考证过，可能你知道的更清楚[Chuckle]实践方面要问下瑞典的校友，看是否比北欧其他三国经济损失、患病和死亡数据做对比。但这个帐其实很难算的，因为你很难把死亡人数和经济增长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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