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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太空的中国之声·“抓得住”

天才琪露诺 行星事务所 202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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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说到,经过了足足5年的波折,人们克服了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1970年解决了如何让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得去”的问题。但人们还要同时解决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把卫星找到。


我们在观看火箭发射的时候,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报告:“XX卫星,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这就是测控团队在跟踪测量火箭与卫星的位置和速度,也就是我们这集要介绍的“抓得住”。


在航天任务中,运载火箭负责将卫星安全送入预定轨道,一旦卫星成功入轨,那么火箭设计师就可以准备开庆功会了。而对于观测团队而言,自起飞到入轨,再到卫星的正常运行,他们都需要保持跟踪测量,实时把握卫星的动态,给出卫星运行轨迹。一旦丢失目标,则可能宣告着任务的失败。而想要实现卫星的测控,就需要众多的观测站。


在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国内陆陆续续建立了13个观测站,成功观测了多项航天任务。但这些观测设备都是光学观测设备,没有无线电观测设备。众所周知,光学观测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较大,如果观测站点附近的天气不佳,就无法进行跟踪,而且如果卫星本身的亮度不大,就更难以看到了。而无线电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当时这样的技术并不成熟。两种观测手段如何取舍,便成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让我们再次回到1965年。


《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确定了很多重要的事项,其中就包括了卫星测控的问题。在测控部分起草的过程中,有两位国内测控领域的专家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一位是王大珩(中国光学之父),另一位是陈芳允(无线电电子学家)。王大珩在长春光机所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研发出了靶场光测设备与光学电影经纬仪,在我国的导弹试射中发挥了重要的观测作用,那么基于同样的原理,这套观测设备可以直接用于观测火箭与卫星;而陈芳允则在无线电观测领域卓有建树,在“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在太空中运行的时候,他与几位同单位的同事一起制作了一个多普勒测量装置,计算出了这颗卫星的运行轨道,甚至还吸引了几位搞天文的同志加入。


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他们由于是竞争关系,理当唇枪舌剑地辩论一番,互不相让。但很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选择从大局出发,跳出了各自的领域视角,一致同意采用以无线电观测为主,光学观测为辅的方案。


“一穷二白”从来不是退缩的理由。


而且对于当时的我国而言,尽管无线电观测设备还是空白,但空白的好处就在于有更多的选择。


于是,在“651会议”上,与会专家们讨论的内容变成了,利用何种无线电观测手段较为合适。当时有三种备选的方案:


1. 采用四机部正在研制的154-II型单脉冲跟踪雷达;

2. 采用当时美国普遍采用的比相干涉仪;

3. 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多普勒测量仪,这个方案由地物所电离层研究室的周炜提出。


前两个方案的优点在于,有一整套成熟的定轨流程,但劣势在于跟踪雷达与比相干涉仪的技术还不成熟,且生产成本较高,无法保证进度;而第三个方案恰恰反了过来,多普勒测量仪已经在1963年由孙传礼等人研制完毕,但当时这个测量仪是用来观测电离层的,还没有定轨算法。


那么,该怎么作出选择呢?


这就要从另一方面考量了。在上集中我们知道,“651”会议上确定的卫星运行轨道是42°倾角,相当于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东发射。那么这就引来了一个问题:按照这个方式发射卫星,其在我国境内的飞行时间也不过十几分钟。如今我们在海面上有观测船,还在别的国家建立了观测站,但当时我们除了国内的观测网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收集足够的数据,快速解算出卫星的轨道,那么它就会被设在日本的美国观测站监测到。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已经在全球部署了测控站,解算出卫星的轨道简直轻而易举,一旦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被美国抢先解算出运行轨道,那么无疑是一场政治失误。


因此为了求稳,与会的专家对前两个方案的呼声很高,天文台的同志们支持干涉仪,电子所的支持脉冲雷达。


但是这个时候陈芳允却站出来支持第三种方案。


他认为,多普勒观测仪的成本低、可移动性好、进度快,恰恰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但这就意味着,需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计算方法。这就成为了在场30多位弹道测量专家头疼不已的事情,经过了20多天的讨论,仍然没什么进展。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1月23日。


测量组成员刘易成经过了20多天的紧张计算,在当天作了一次报告。他跳出了传统的寻找卫星-观测站之间几何关系的思想,直接从多普勒原理导出一组多站多普勒独立测轨方程,形成了打破常规的新方法。报告一出,满座皆惊。当晚散会后,王大珩特别找到他询问如何利用测速的方法解算出卫星的轨道。在听了刘易成的解释之后,思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也高兴地表示:“这个方法能行!”


随后,刘易成等人计算了3000余条模拟轨道,收敛性很好,精度也达到2‰,可以满足要求。最后会议决定,三种方法都可以采用,以多普勒观测仪为主,脉冲雷达为辅,干涉仪为试验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中大放异彩的多普勒测速仪


在看到多普勒定轨法取得的成果之后,刘易成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他敏锐地注意到,如果我国的人造卫星自酒泉向东发射,它飞行600余公里即飞出我国领土,在第一圈的测控时间仍然较为紧张。而如果向南发射,它将飞行2000余公里,第一圈将在我国飞行更长的时间,给测控留出更多的余量。但风险在于,一旦第一圈真的无法抓住卫星,那么等卫星绕地球一圈回到我国境内的测控范围时,只能从新疆喀什经过,过境我国时间极短,观测难度极大,可谓是“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


航天事业本身就是一场冒险,这正是它如此吸引人的原因。


如今的我们知道,1966年4月,这个意见得到了通过。国防科委为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轨道选择的好处是实在的。”此后这个轨道还担负起了发射我国一系列返回式卫星的重任。


在确定了轨道之后,就是建设观测“东方红一号”卫星地面站的工作。


1966年5月3日,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筹备处成立,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701”工程处,由杨家德(电子所副所长)、陈芳允负责。其工作核心内容为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总体设计、台站选址、勘探和建设、观测人员的培训,以及全国台站网的安装、调整和联系运行等。


就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本身而言,它包括了非常多的子系统:


1. 光学及无线电跟踪系统,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如何将卫星找到”的问题。唯有抓住了卫星,我们才能够开展接下去的工作。

2. 遥测遥控系统,这个系统的任务就是捕捉到卫星的动态,只有知道了这些信息,我们才能够判断卫星的运行是否正常。

3. 时间统一勤务系统,我们知道,卫星在入轨之后,其运行速度将达到每秒约8公里。如果各个观测站的时间不能保持统一,发射场与观测站的时间不能保持统一,哪怕慢了几秒,我们预报卫星的路径就会存在偏差,这无疑也是一场事故。

4. 通信系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播放“东方红”乐曲,因此需要通信系统实现天地连线,此外,站点与主控中心之间也需要大量的数据交互。

5. 控制计算中心及数据处理系统,各个站点是孤立的,它们分别提供本地的观测信息,因此需要一个控制计算中心来实现数据的整合与计算。由于卫星的轨道本身是有一系列复杂的方程构成,要是计算的速度不够快,等结果出来,卫星也早就跑到下一个地点了。又因为来自各个站点的数据较多,因此独立的数据处理系统也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快速将有用数据提取出来,在卫星离开我国国土之前解算出运行轨道,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此外,在“651会议”上,还有诸如海上测量系统的方案被提出,但限于当时国内条件,并没有实行。这个空白一直到1978年“远望一号”远洋航天测量船的服役,才得以最终填补。


即便是在陆地上建立观测系统,其内容也是十分繁琐又复杂的,再加上时间不等人,想在短期内作出决策,实在是很困难。


但任何困难都压不倒“航天人”们。


仅仅半年,一份详实的观测系统总体方案出炉,它提出了遍布全国14个省份的18个观测台站以及1个控制计算中心的布局、选址、设计方案,还启动组织了一支上千人的观测团队。


为了满足从火箭起飞到卫星入轨,再到卫星正常运行的所有观测需求,观测站的布置必须要按照卫星发射实际情况来进行布置。又因为观测站的观测要求高,需要避开城市、机场、电站等电磁波发生源,这些观测站基本都布置在野外,除开仪器成本之外,建设成本也非常高。因此,如何布点能既实现良好的观测效果,同时尽可能节约建站费用,也是需要仔细规划的。


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观测站作为火箭的起点,自不必说,配备了全套的观测系统以及时间勤务系统,是全国观测网的核心之一。


按照估算,卫星的入轨点将在湖南南部到广西北部一带,同时由于多普勒观测手段需要较多的测控站提供数据,因此在入轨点附近布置了闽西、南宁、昆明、新化四个站点。


当卫星绕地第二圈时,由于其路过喀什附近,因此喀什站也配备了一整套装置。


而当卫星飞行了十几圈之后,它又将过境我国,此时我国靠东北的地区将有机会观测到这颗卫星,因此在长春、青岛、厦门等站点也配备了相关的观测设备。

部分参与“东方红一号”测控的站点与卫星星下点轨迹,湘西站即为新化站

这些数据需要进行汇总,作为我国地理中心的西安,自然便成为了一个良好的选择,人们在渭南建立了一个卫星测控中心,包括一个大型计算中心与通讯中心,与地方观测站进行联络,同时也设立了一个观测站点。


此外,还有其它观测卫星的小站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级。时至今日,这些观测站依然在我国的航天任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卫星站布置的同时,各个分任务也向各个兄弟院所发布,请求协助。例如上海天文台成功试制氢原子钟,提供了良好的时间统一服务;计算所研制的717中型数据处理计算机,可以辅助计算卫星的初始轨道。


这些成果无一例外都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所取得的。


由于外部的政治影响,这些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直至1967年3月,中央决定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及其归口单位(包括“701”工程处)实行军管,才得以缓解。


同年3月2日至4日,地面观测系统方案复审通过。为了进一步验证观测方案的正确性。4月,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的短波多普勒观测站与紫金山天文台、数学所、计算所、“701”工程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抽调而来的25名精兵强将在南京集合,并在4月5日成立“405”任务组,研究制定我国第一颗卫星的整套测轨预报方案。


经过了半年多的努力,“405”任务组在同年11月对美国的探测者22号(电离层观测卫星,1964年10月10日发射)、探测者27号(地磁卫星,1965年7月1日发射)与探测者29号(大地测量卫星,1965年11月6日发射)进行了观测,利用观测数据进行对测轨预报方案进行了验证,结果符合得很好。


与此同时,1967年8月份,我国地面观测系统也全面开展建设,一大批工程师与一线工人在野外开展了艰苦的建站工作,陆续建成站点。


在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后,“405”任务组又在南京编写方案报告。窗外光怪陆离的各种活动,吵吵嚷嚷;窗内唯有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以及计算机闪烁的指示灯。南京的夏天闷热熬人,汗水与墨水浸渍了纸张;南京的冬天冰冷彻骨,仅有火盆给予温暖。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厚厚的方案报告历经一年正式出炉。


1968年4月6日,“405”任务组成立一年后,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开展计算机程序编制工作,又将程序的拷贝复制入全国各个观测站的108乙(通用计算机)与717计算机中。


1969年9月,全国各个地方的观测站进行了联合演习,圆满完成。


自此,“抓得住”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 To be continued……



  拓展阅读


第1集:来自太空的中国之声·缘起

第2集:来自太空的中国之声·预研与布局  

第3集:来自太空的中国之声·“上得去”




关于作者


天才琪露诺,BAKA


本系列所有文章均基于东方红任务的公开文献资料(会在本系列最后一篇文章里列出所有参考文献),但因为该任务的公开资料很少,所以这个系列的图…emmm你们懂的,也很少。大家理解一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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