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院判例：疫情防控与宗教自由
罗马天主教纽约州布鲁克林教区诉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姆·M·库莫关于禁令救济的申请[1]
译者简介：
陈礼伟，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法学、伦理学。
毛昕哲，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
案情摘要[2]
当美国法院作出整体意见（per curiam）的裁定时，一般不会再列出其他并存意见（concurring）和反对意见（dissenting），但本案因涉及宗教自由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冲突，十分重要而法官之间又有重大分歧，故例外地列出了并存和反对意见，这种情况近70年来只有19起。[3]
一些美国媒体人士认为，本案是过去30年来两个最重要的宗教事件之一，该裁定允许某些礼拜堂违反纽约州旨在限制COVID-19传播的规则而运作，并且可能被证明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裁决之一。[4]
本案为一项初步禁令的申请裁定，申请人罗马天主教布鲁克林教区诉被申请人纽约州州长科莫，称科莫颁布执行的防疫行政命令对宗教团体存在不公待遇，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内容（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of the First Amendment），故诉请最高法院颁布初步禁令，在作出最终裁定前的诉前等待时间和诉讼时间里，暂废科莫的行政命令。因一个东正犹太教团体（Agudath Israel）也提交了同样诉请的文件，故法院的最后裁定同样适用于这一宗教团体。
科莫的行政命令主要措施为，先将纽约州划分成不同辖区，再按每个辖区的新冠感染人数分别标注为红色、橙色和黄色风险区。在红色风险区内，被纽约帝国发展公司（一个官方公益公司）认定成基本业务的商业活动没有人员流量限制，教堂则必须小于10人；橙色区域内，一些非基本业务也没有人流限制，教堂则必须小于25人；在黄色区域内，教堂可容纳原容量的50%。
申请人声称，该行政命令对宗教团体的歧视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进行辖区划分时，行政人员不公地将一些病患多的地区划入教区所属辖区，这让教区所属辖区更容易成为橙色或红色风险区；第二，在定义何谓基本业务时，宗教事务和其他事务相比被歧视地定义为非基本业务，且在橙色区域内，即使一些非基本业务没有人流限制，宗教场所仍存在人流限制。
但科莫在申请人向最高法院提交申请前，已经将申请人所在的教区重新划分黄色区域。在最高法院受理之前的申请流程中，地区法院驳回了申请人的全部请求，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则不支持废除全部行政法规，但禁止科莫将其教区不公地划入红色或橙色风险区。
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该行政命令对待宗教场所的限制是否属于歧视，并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限制了宗教自由；第二，即使科莫已经基本解除了对申请人的限制，科莫的行政法规是否仍需要被废止。
在下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分析中，除了围绕上述两个核心命题外，还需要论证颁布禁令的一些其他条件，如在整体意见中，因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555 U. S. 7, 20 (2008)案确立了颁布初步禁令需要证成的三个要件：胜诉可能性、不可逆伤害和公共利益，故整体意见也围绕这三个要件的证成展开论证。其他大法官则主要围绕两个争议焦点进行论证。
2020年11月25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原告的救济申请作出了裁定，虽然尚无最终结果，但5:4通过采取初步禁令方式暂废科莫的整个行政命令。
彭博社新闻称：本案标志着最高法院处理反对遵守一般法律的宗教人士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是保守派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取代已故自由派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意义的早期标志。除本案外，最高法院目前还正在衡量反对遵守一般法律的宗教人士是否有权无视禁止歧视LGBTQ的法律。随后的案件可能会给宗教保守人士以参与性别歧视或违反其他法律的权利。而且，由于罗马天主教主教管区要对旨在防止致命疾病蔓延的国家法规提出挑战，因此宗教反对派甚至在他们的主张可能危及人类生命时仍受宪法保护。[5]
法院整体意见
被向布莱耶大法官（Breyer）提出，并由他提交法院的初步禁令救济申请获得批准。在申请人上诉等待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处理期间，及其请求相关的证明文书被处理期间，被申请人不得执行第202.68号行政命令对申请人的10人和25人的教堂人数限制，如果申请诉讼请求被驳回，本初步禁令将自动终止。如果批准了诉讼请求，本法院的判决下达后，初步禁令即告终止。
这个紧急申请和另一个申请，即美国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Agudath Israel of America）[6]等诉库莫案，No.20A90，提出同样的法律问题，因此本意见同时适用于这两个案件。
这两项申请都寻求对纽约州州长发布的行政命令的救济，该行政命令对在“红色”或“橙色”地区参加宗教仪式实行非常严格的限制。在红色区域，每次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不得超过10人，在橙色区域，出席人数不得超过25人。这两份申请，一份是由罗马天主教布鲁克林教区提交的，另一份是由美国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提交的，声称这些限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因而他们要求最高法院进行上诉审查时禁止执行这些限制。美国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引用州长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声称州长特别针对该东正教犹太社区，并利用杰利蝾螈选区（gerry-mandered）[7]划分红色和橙色区的边界，以确保包括大部分东正教地区都被归入其中。天主教教区和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都认为，这些规定对待宗教礼拜场所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类似境遇的世俗设施。并且他们清晰地告诉我们，他们遵守了所有公共卫生指导，采取了额外的预防措施，并在没有一次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以25%或33%的教堂容量运作了几个月。
申请人已明确表明它们在上诉审查前有权获得救济。他们已经表明，他们的第一修正案主张很可能被采纳，因此拒绝给予救济将导致不可挽回的伤害，给予救济不会损害公共利益。[8]由于需要迅速发出命令，我们只简要概述了立即救济至关重要的原因。
救济上诉胜诉的可能性。申请人有力地表明，受到质疑的限制违反了对宗教的“中立的最低要求”。[9]正如以下法院中的异议人士指出的那样，[10]与被质疑的规则有关的言论可以被视为针对“极端正统犹太社区”。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些评论放在一边，这些规定也不能被视为中立，因为它们单独把宗教礼拜场所挑出，给予特别严厉的待遇。[11]
在红色区域，虽然犹太教会堂或教堂可能不会接纳超过10人，但被归类为“必要的”企业可以接纳尽可能多的人。而“必要的”业务的清单包括针灸设施、营地、车库，以及许多其服务不限于可视为必要的服务，如所有生产化学品和微电子的工厂以及所有运输设施。[12]在橙色区域，这种差别对待更加显著。虽然参加礼拜的人数仅限于25人，但即使是非必要的企业也可能自行决定接纳多少人。
这些分类导致令人不安的结果。在地区法院的听证会上，一位卫生部门官员作证说，布鲁克林的一家大商店“几乎每天都有数百人在那里购物”。[13]然而，附近的教堂或犹太教堂被禁止允许超过10或25人在里面做礼拜。另外，州长说，工厂和学校增加了COVID-19的传播风险，[14]但他们受到的待遇不如教区的教堂和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的犹太教堂严厉，而这些教堂有着令人钦佩的防疫记录。
由于被挑战的限制不是“中立的”和“普遍适用的”，因此它们必须满足“严格的审查”，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是“受限制的”，以服务于“令人信服的”州利益。[15]阻止COVID-19的传播无疑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利益，但很难看出如何将受到挑战的行政命令视为“受限制的”。它们比任何以前提交法院的与COVID相关的法规限制多得多，[16]比许多其他受该流行病严重打击的地区采用的法规要严格得多，而且比防止病毒在申请人的仪式中传播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地区法院指出，“新开放以来，没有任何COVID-19爆发，”它还赞扬教区在遏制疾病传播方面的记录。[17]它发现，教区在防疫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执行比州要求的更严格的安全规程”。[18]同样，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指出，“州长不否认教会严格执行和遵守了所有卫生规程，而且没有在其教区爆发过COVID-19”。[19]
不仅没有证据表明申请人促进了COVID-19的传播，而且还有许多其他限制性较小的行政措施可以采纳，以最小化参加宗教仪式的人的风险。除此之外，参加宗教仪式的最高人数还可以与教堂或犹太教堂的大小挂钩。几乎所有受到行政命令影响的26个教区教堂都能容纳至少500人，大约14个可以容纳至少700人，2个可以容纳1000多人。同样，犹太花园山庄的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教堂可以容纳400人。很难相信，允许10多人进入1000个座位的教堂或400个座位的犹太教堂会比州允许的许多其他活动造成更严重的健康风险。
无法挽回的伤害。毫无疑问，受到质疑的限制如果得到执行，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即使是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失去第一修正案的自由，毫无疑问构成无法挽回的伤害。”[20]如果服务只接纳10人，那么大多数希望在星期天参加弥撒或在安息日参加犹太教堂仪式的人将被剥夺权利。虽然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能够在电视上观摩仪式，但这种远程观摩与个人出席并不一样。在家观摩弥撒的天主教徒不能接受圣餐，而且东正教犹太信仰中有重要的宗教传统需要亲自出席。[21]
公共利益。最后，没有证明批准申请会损害公众。正如前文指出的，州政府没有主张参加申请人的仪式导致了疾病的传播。而且，州没有表明，如果实施限制较少的措施，公共卫生将受到危害。
本法院成员不是公共卫生专家，我们应该尊重在这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责任的人的判断。但即使在大流行的情况下，宪法也不能被搁置和遗忘。这里所讨论的限制通过有效地禁止许多人参加宗教服务，正中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的核心。在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我们有责任认真审查采取这种严厉措施的必要性。
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应该搁置救济，因为申请人有关情况现在已经改变。在申请人向本法院请求救济后，州长将有关地区从橙色改为黄色，这一变化意味着申请人可以按其最大容量的50%举行仪式。持不同意见的法官此时将拒绝给予救济，但如果最近的重新分类被推翻，则他们允许天主教教区和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再次提出请求。
[整体意见认为——译者注]反对意见拟议的行动方针没有正当性。很明显，本案不是一次纯思辨的模拟审判。[22]禁令救济仍然是需要的，因为申请人仍然受到持续的威胁，此威胁即有关地区将被重新归类为红色或橙色疫区。[23]州长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定期改变特定地区的分类。[24]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重新分类几乎肯定会阻止受影响地区的个人在获得司法救济之前参加仪式。在大多数天主教教堂，弥撒是每天举行的，而且宗教团体人员每天在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犹太教堂祈祷。[25]此外，如果像过去一样，重新分类在一周内晚些时候发生，申请人可能没有时间在另一个安息日[26]之前向本法院寻求和获得救济。自从天主教教区提交申请以来，13天过去了，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的申请是在一周前提交的。虽然我们在未来可能会采取更迅速的行动，但不能保证我们能在另一个周末之前提供救济。申请人已经出示了获得救济所需的证明，他们没有理由承担在再次重新分类时遭受进一步不可挽回损害的风险。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必须禁止执行州长对申请人宗教服务的严格限制。
裁定如上。
哥萨奇（Gorsuch）大法官持并存意见
在危机时期，政府不能随意无视第一修正案。至少，该修正案禁止政府官员对待宗教活动比类似的世俗活动更糟糕，除非他们追求令人信服的利益，并使用现有的限制最少的手段。[27]然而最近，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某些州似乎忽视了这些长期存在的原则。
今天的案例只是最新的例子。纽约州州长宣称有权将不同的颜色代码分配给州的不同地区，并通过行政法令对每个地区进行管理。在“红色区域”，礼拜场所几乎是封闭的——最多只限10人。在东正教犹太社区，考虑到10名男子对于确定一个举行正式礼拜仪式的法定人数或法定人数是必要的，这一限制可能会排除所有妇女。在“橙色区域”，没有太大的不同，教堂和犹太教堂最多限25人。这些限制甚至适用于最大的大教堂和犹太教堂，这些教堂通常容纳数百人。并且无论采取何种预防措施，包括社交距离、戴口罩、打开门窗、放弃唱歌和在礼拜之间消毒，这些限制都适用。
同时，州长选择对他认为“必要”的某些业务不施加任何容量限制。事实证明，州长认为必不可少的业务包括五金店、针灸师和白酒店。自行车修理店、某些标牌公司、会计师、律师和保险代理人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至少根据州长的说法，去教堂可能不安全，但再拿一瓶酒，买一辆新自行车，或者花一个下午去探索你的远端穴位和经络，总是很好的。谁知道公共卫生会如此完美地与世俗的便利保持一致？
正如今天几乎所有法院的人所承认的那样，根据我们传统的第一修正案规则来执行州长的法令并非易事。人们可能会在公共汽车站和机场、洗衣店和银行、五金店和酒类商店长期聚集。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不能在受到同样限制的情况下聚集在教堂或犹太教堂，特别是当宗教机构明确表示他们随时准备、有能力和愿意遵循“基本”企业所需的所有安全防护措施，并且可能做的更加严格。对宗教场所区别对待的唯一解释似乎是一种判断，即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并不像在世俗空间发生的事情那样“必不可少”。事实上，州长对此非常坦率：在他的判断中，洗衣和酒、旅行和工具都是“必要的”，而传统的宗教活动则不是。这正是第一修正案禁止的那种歧视。
类似问题也不是孤立的。近几个月来，其他一些州长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他们大笔一挥，授予餐厅、大麻药房和赌场凌驾于教堂、清真寺和寺庙的特权。[28]在太多的地方，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首要自由被置若罔闻。
有什么理由如此激进地背离第一修正案的条款和关于其适用的长期既定规则？我们的同事提供了两个可能的答案。最初，有人提及了南湾五旬节派教会诉纽森案[29]中的唯一一个赞同意见，该案中首席大法官表示，基于新型紧急情况以及当时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因此愿意在大流行的早期阶段服从行政命令。[30]那时，COVID-19与我们只共处了三个月。现在，随着2020年将终，我们面临着进入生活在大流行阴影下的第二个日历年的前景，这一理由已经根据其本身的前提[即我们对之知之甚少——译者注]失效。即使允许宪法在这一流行病期间短暂搁置，也不能让其成为长期搁置。法院不应运用南湾案无约束力和过期的并存意见，而必须恢复适用自由行动条款[即第一修正案的内容——译者注]。今天，法院的大多数法官都明白这一点。
南湾案并存意见的呈文不仅不同于我们面对的情况，而且从一开始这一意见就被误解了。为了证明这一结果是正确的，南湾案并存意见追溯到100年前的美国报告去提取出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31]中的决定。但雅各布森案很难说支持在大流行期间放松宪法。这一决定涉及完全不同的分析方式、完全不同的权利和完全不同的限制。
从分析模式入手。尽管雅各布森案的产生早于现代层次的审查，但本法院基本上对亨宁·雅各布森对一项州法律的质疑采用了理性的基础审查，该州法律考虑到持续的天花大流行，要求个人接种疫苗，或支付$5的罚款，或证明他们有资格获得豁免。[32]理性的基础审查是本法院通常适用于第十四修正案质疑的检验标准，只要它们不涉及基于种族、其他理由的可疑分类或基本权利的主张。换句话说，雅各布森案并没有试图在大流行期间偏离正常的法律规则，也没有提供这样做的先例。相反，雅各布森案采用了与所涉权利相关的传统法律标准——实际上也就是法院今天所做的。在这里，这意味着严格审查：第一修正案传统上要求一个州对待宗教活动至少不比世俗活动差，除非它能够满足严格审查的要求——表明它已经使用了所能使用的最有限的手段来满足令人信服的州利益。[33]
接下来，考虑所主张的权利。雅各布森先生声称，他拥有第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隐含的“身体完整”的“实质性正当程序”权利，使他不仅可以避免接种疫苗，而且可以避免$5罚款（今天约$140），并且不需要证明他有资格获得豁免。[34]但这和我们的处境有什么关系？即使法官可能对一些被发现躲在宪法的半阴影下的权利施加紧急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命运也应该降临到明文规定的宗教活动权利上。
最后，考虑限制的不同性质。在雅各布森案中，个人可以接受疫苗，或支付罚款，或证明豁免的依据。[35]因此，对雅各布森先生声称的身体完整权的强制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相对审慎。它很容易经受住理性的基础审查，甚至可能经受住严格的审查，因为某些反对者有选择退出[避免身体强制——译者注]的可能。[36]相反，在本案中，无论州长何时颁布法令，在他选择的时间内，州都有效地禁止在受影响的“地区”进行一切传统形式的礼拜。雅各布森案并没有试图解决，更不用说批准，如此严重和持久地侵犯既定的宪法权利。事实上，雅各布森案表明，被质疑的法律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因为它没有“违反美国宪法”或“侵犯该文书授予或担保的任何权利”。[37]
很明显，现在没有大法官对这些问题提出异议。也没有任何大法官试图解释为什么在目前的大流行期间，除了通常的宪法标准之外，我们更应该适用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今天，南湾案并存意见的作者甚至淡化了雅各布森案与我们面前的案例的相关性。[38]所有这些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发展。但它也表明法院需要对过去的案件进行严格的改写建议，正如首席大法官所做的那样，南湾案并存意见从来没有真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雅各布森案。这是南湾案在法院审理的实质性法律问题上援引的第一个案件，也是唯一一个涉及大流行病的案件，并且许多下级法院在理解上有相当程度会把南湾案援引为他们在COVID-19流行期间放松对宪法自由的执行的依据。[39]
为什么有些人把法院在雅各布森案中的审慎裁决误认为是在大流行期间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权威？最后，我只能推测，大部分的答案都在于一种特殊的司法冲动，即在危机时法律要置身事外。但是，如果这种冲动在其他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令人钦佩的，那么当宪法受到攻击时，我们就可能无法庇护到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事态不会变好。
这让我的同事不得不争论第二个问题。也许先例不支持州长的行动。也许这些行为确实违反了宪法。但他们仍辩称，[法院裁定依据——译者注]应该[和政府最新措施——译者注]保持一致。即使我们面前的教堂和犹太教堂几个月来一直受到违宪的限制，这也没关系，因为就在前几天，州长改变了他对原告所在的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颜色代码。现在这些地区是“黄色区”，并不适用与“橙色”和“红色区”相关的对礼拜的可疑限制。因此，推理结论是，我们应该把原告送回家，欢迎他们以后有需要再来。
在我看来，这一答复只是提出了何时干预的理由。原告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通过司法系统将他们的案件提交给我们。在此期间，他们受到违宪的限制。现在，就在本法院准备就他们的申请采取行动的时候，州长放松了他的限制，同时继续主张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行使再次收紧限制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驳回这个案子，没有什么能阻止州长明天就恢复受到质疑的限制。而且当一个新的质疑被提交到我们面前时，他就可以再次改变它们。州长可以在任意阶段推翻这个案子。在我看来，仅仅因为州长决定在我们审查阴影的（压力）下按下“关闭”开关，就拒绝宗教领袖提出的有价值的要求，只是另一种以司法谦抑的名义牺牲基本权利的行为。
即使我们持反对意见的同事也不认为这个案子没有意义[即州长改变了措施不意味法院不能根据其之前的行为作出裁定——译者注]，或者在其他方面超出了我们的决定权。他们建议延迟，只是因为“与疾病有关的情况正在迅速变化”。[40]但看看这些“迅速变化”的环境意味着什么。库莫州长和德·布拉西奥市长都“表示纽约市所有五个区都从黄色变成橙色只是时间问题”。[41]因此，就任何人而言，这一争端似乎不可避免地需要法院的关注。
可以很容易地说，要求当事人未来“重新提出他们的申请”是一件小事。[42]但我们当中没有犹太教拉比，无法像他们一样知道未来的仪式是否会像犹太新年（High Holy Days）一样中断，或者像那些为圣诞节做准备的神父一样。我们也不能低估那些在纽约州违宪政权统治下生活了数月而无法参加宗教仪式的信徒的负担。该法院是否能够迅速决定重新申请的问题不在此列。我们面前的各方已经表明他们有权获得救济。我当下的对策将建立明确的法律规则，并使双方能够将精力投入到生产上，而不是投入到无休止的紧急诉讼中。我当下的对策也将消除人们对宪法在危机时期的作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已经被允许持续太久。
虽然已经晚了，但现在是时候澄清了，尽管大流行带来了许多严峻的挑战，但在这个世界上，宪法并没有容忍重新开放酒类商店和自行车商店的同时却关闭了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的颜色编码行政命令。
卡瓦诺（Kavanaugh）大法官持并存意见
我投票同意罗马天主教布鲁克林教区和美国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提出的初步禁令申请，该申请反对纽约州规定的参加宗教仪式10人和25人的人数上限。在这方面，初步禁令是有必要的，因为纽约州对参加宗教仪式的严格限制可能违反了第一修正案。重要的是，法院今天的命令不是关于案情实质的最后决定。相反，法院只是给予初步禁令救济，直到12月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然后本法院可以酌情更充分地审议案情。
首先，纽约州对参加红色和橙色区域（COVID-19较为普遍的地区）宗教仪式的10人和25人的限制比大多数其他州的限制要严重得多，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在南湾联合五旬节教会诉纽森案[43]中的限制。在南湾案中，礼拜场所限于100人（或在容量不足400人的建筑中，限于容量的25%）。在加略山案中，礼拜场所限于50人。
纽约州更加严格。在纽约州的红色区域，大多数礼拜场所仅限于10人；在橙色区域，大多数礼拜场所仅限于25人。这些严格和不灵活的数字上限甚至适用于大型教堂和犹太教堂，那里通常可以容纳数百人，而且，由于社交距离和要求戴口罩，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容纳远超10人或25人。
此外，纽约州对礼拜场所的限制不仅严厉，而且具有歧视性。在红色和橙色区域，礼拜堂必须分别遵守10人和25人的数字上限，但这些上限不适用于同一社区的一些世俗建筑。例如，在红色区域，教堂或犹太教堂必须遵守10人出席的上限，而沿街的杂货店、宠物店或大型卖场则不受到同样的限制。在橙色区域，对宗教的歧视甚至更加明显：基本企业和许多非基本企业根本不受出席人流限制。
纽约州对宗教的歧视引发了一个严重的第一修正案问题，引起了严格的审查，要求州为歧视提供充分的理由。[44]但纽约州没有足够的理由比世俗企业更严厉地对待礼拜场所。
纽约州争辩说，它没有不公正地歧视宗教，因为一些世俗企业，如电影院，必须保持关闭，因此受到的限制比礼拜场所更严格。但是，根据本法院的先例，一个州只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与礼拜场所相比，一些世俗企业受到同样严厉甚至更严厉的限制是不够的。[45]相反，一旦一个州创建了一个被优待的企业类别，就像纽约州在本案中所做的那样，州必须为为什么礼拜堂被排除在这个被优待的类别之外辩护。因此，在这方面，州必须证明对礼拜场所施加10人或25人的限制——而不是对被优待的世俗企业施加限制——是合理的。[46]而纽约州没有这样做。
显然，COVID-19大流行仍然异常严重和致命。而且至少在疫苗可以随时获得之前，美国许多地区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宪法“主要把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托付给负有政治责任的州官员”。[47]因此，联邦法院必须向州和地方当局提供实质性的尊重，说明在大流行病期间如何最好地平衡相互竞争的政策考虑。[48]但在紧急情况或危机中的司法尊重并不意味着全盘放弃司法，特别是当提出宗教歧视、种族歧视、言论自由等重要问题时。
鉴于这一毁灭性的大流行病，我不怀疑州有权对参加宗教仪式和类似的世俗集会施加有针对性的限制，甚至非常严格的限制。但是，纽约州对礼拜堂的限制并不是根据第一修正案所涉利益的具体情况制定的。要重申的是，纽约州对礼拜场所的限制比南湾案和加略山案中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也比大多数其他州对参加宗教仪式的限制要严格得多。纽约州的限制歧视了宗教，因为他们对待礼拜场所的态度比对一些世俗企业要差得多。
出于这些原因，我同意首席大法官的观点，即纽约州的“10人和25人的数量容量限制……似乎是不适当的限制”，并且“很可能这种限制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49]但我与首席大法官就关于禁令时间的一个狭义的程序问题分道扬镳。首席大法官此时不会发布禁令。正如他所指出的，几天前，州改变了颜色划分，现在在这些案件中提出申请的教堂和犹太教堂都没有一个位于红色或橙色区域。就我个人理解，除非直到一个礼拜堂申请强制令，并且在强制令最终发布之日仍处于红色或橙色区域，否则首席大法官将不会发布强制令。但是，州尚未撤销或修订相关行政命令。此外，州并没有表示申请人没有资格对行政命令规定的红区和橙区上限提出质疑，也没有表示这些案件尚无定论或尚未成熟。换言之，州不否认申请人今天面临迫在眉睫的伤害。特别是，州不否认一些礼拜场所，包括这里的申请人，位于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归类为红色或橙色区的地区。因此，我认为现在颁布禁令没有司法或审慎的障碍。
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推迟发布禁令。如果没有礼拜场所最终出现在红色或橙色区域，那么法院今天的禁令将不会对州造成任何损害，也不会影响州对COVID-19的应对。并且，如果礼拜场所最终变为红色或橙色区域，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今天的禁令将确保宗教组织不受违反宪法的10人和25人的限制。此外，现在而不是几天后颁布禁令不仅将确保申请人的宪法权利得到保护，而且还将为州和宗教组织提供一些必要的明确性。
在这一记录中，申请人已经表明：法院有可能批准复审令并发回重审；不可挽回的损害；并且衡平法有利于禁令救济。因此，我投票同意初步禁令救济申请，直到12月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然后本法院可以酌情更充分地审议案情。
罗伯茨（Roberts）首席大法官持反对意见
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给予禁令救济。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在天主教教区和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提出申请后，州长修改了受影响地区的颜色。申请中涉及的礼拜堂现在都不受任何固定的数量限制。在这些地点，申请人可以举办人数最高达容量50%的仪式，这至少与他们目前寻求的救济一样有利。
视适用区域而定，10人和25人的人数限制似乎限制过大。并且很可能这样的限制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然而，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就这个严重而困难的问题作出裁决。州长可能会恢复红色或橙色的限制，但也可能不会。推翻公共卫生官员关于在致命流行病中什么是公共安全所必需的决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州长确实恢复了数量限制，申请人可以返回本法院，并且我们可以就他们的重新申请迅速采取行动。然而，目前的情况是，申请人没有证明他们有权获得“特别的禁令补救”。[50]命令州长不要做他没有做的事，并不符合严格审查标准。
如前所述，受到质疑的限制引起了宪法的严重关切，并且我同意卡瓦诺大法官的意见，即这些限制与我们在南湾联合五旬节教堂诉纽森案[51]中所考虑的限制是不同的。[52]在这方面，我采取的论证方法与其他持不同意见的法官不同。
显然，我不认为我持反对意见的同事有“在大流行病期间放松宪法”，屈服于“在危机时期置身事外的特定司法冲动”，或“在宪法受到攻击时就地避难（shelter[ing] in place）”的情形。[53]他们只是在仔细研究和分析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反映了他们为履行宪法规定的责任所作的最大努力。
今天一个单独的并存意见针对的是我在南湾案中的并存意见。[54]今天的整体意见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为了证明其结果的合理性，它在美国报告中追溯到100年前，以抓住我们在雅各布森案[55]中的决定”。[56]今天的整体意见指出，雅各布森案“是南湾案并存意见在法院的实质性法律问题上加以引用的第一个案件”，并且“这是唯一一个涉及大流行病的案件。[57]并且这表明，在南湾案之后，一些人“将本法院在雅各布森案中的审慎裁决误认为是在大流行病期间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权威”。[58]但是，尽管雅各布森案占据了今天的同意书中的三页，但在南湾案中，它确实需要一句话。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就是“我们的宪法主要把‘人民的安全和健康’委托给负有政治责任的州官员来‘保卫和保护’”。[59]目前我还不清楚今天这两段单引号中哪一部分会如此令人困惑。该并存意见推测，我们对于这个句子的解读不应停留于字面意思，还需更多解释工具。但是，该意见所主张的实际命题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并存意见必须超越文字字面本身，以找到它正在寻找的目标。
布莱耶（Breyer）大法官持反对意见，索托马耶尔（Sotomayor）大法官和卡根（Kagan）大法官加入本意见
纽约州的条例旨在打击迅速蔓延的——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致命的——COVID-19病毒，让州长能够查明感染率急剧上升的热点，并将这些热点指定为红色区，将紧邻的周边地区指定为橙色区，并将外围地区指定为黄色区。[60]这些条例对这些地区施加限制（红色区域的限制最严格，黄色区域的限制最不严格），以遏制病毒的传播，防止病毒扩散到附近地区。10月，州长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部分地区指定了红色、橙色和黄色区域。[61]除其他外，这些地区的限制限制了在礼拜堂举行集会时可以一次在场的人数：红色区域为10人以下或最大容量的25%；橙色区域为25人以下或最大容量的33%；以及黄色区域为最大容量的50%。[62]
罗马天主教布鲁克林教区和美国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连同Kew Garden Hills的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及其雇员和麦迪逊的阿古达以色列宗教团体及其宗教领导拉比）都对纽约州州长提起诉讼。他们声称，对红色区域10人和橙色区域25人的固定容量限制过于严格，以至于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双方都要求联邦地区法院发布初步禁令，禁止州执行这些红区和橙区限制。
在收到证据和听取证人证词后，地区法院在天主教教区案中认定，纽约州的条例是“基于科学和流行病学目的制定的”。[63]它写道，他们对待“宗教集会……比相似的具有类似风险的集会更有利”，如“公共讲座、音乐会或戏剧表演。”[64]法院还承认天主教教区的论点，即该条例对宗教集会的优待不如州所称的“基本业务”，例如杂货店和银行。[65]但法院认为这些基本业务与宗教仪式是不同的，并拒绝“怀疑州对什么是基本业务的判断”。[66]地区法院驳回了初步禁令的申请。天主教教区提出上诉，地区法院拒绝在上诉前发布初步禁令。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也拒绝了天主教教区提出的在上诉前发出初步禁令的请求，但它同意要求政府迅速通报情况，并计划于12月18日举行全面听证会，以处理上诉的案情。与下级法院不同的是，该法院现在决定发布一项禁令，禁止州在双方等待第二巡回法院作出裁决时，对红色和橙色区域的礼拜场所实行固定容量的限制。我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首先，现在没有必要发布这样的禁令。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那些地方，天主教教区的教堂和两个申请的犹太教堂已经不在红色或橙色的区域。[67]因此，现在没有一个申请人受到他们在申请中质疑的固定容量的限制。具体的申请礼拜场所现在都在黄色区域，他们可以在那里举办最多容纳50%的人的仪式。并且申请人不会质疑任何黄区限制，因为黄区的条件为他们提供了比他们在申请中所要求的更多的救济。
相反，申请人指出，州可能在未来重新实施红色或橙色区域限制。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可以在这里重新提交他们的申请，如有必要，简短的函件就可以申请。并且如果有必要，本法院可以在一两天内，甚至在几个小时内作出决定。为什么在没有法律或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本法院现在就不进行辩论或在正常过程中（以及在上诉法院审议该事项之前）进行充分审议？我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另一方面，法院的裁决违反了普通的管辖法律。我们以前曾说过，禁令是一种“特殊的补救办法”。[68]特别是在本案中，申请人在充分辩论之前就寻求一项禁令，并违背下级法院的裁决。在这里，我们考虑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将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限制在10名和25名信徒（不论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与否）。这些数字确实很低。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数字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还远不清楚，而且在我看来，申请人必须在这里对此作出证明，以表明他们有权获得“特别的强制令补救”。[69]
COVID-19已经感染了超过1200万美国人，并在全国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这些死亡中至少有26000人发生在纽约州，仅纽约市就有16000人。而COVID-19病例的数量是死亡人数的许多倍。国家现在正经历第二次感染激增。例如，在纽约州，每7天的新确诊病例平均数从夏季结束时的700多例上升到上周的4800多例。在全国范围内，每天新确诊病例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70]
同时，科学界和医学界的成员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或一群人互相交谈、唱歌、咳嗽或呼吸时，病毒通过飞沫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71]因此，专家认为，当人们长期密切接触时，尤其是在室内或其他封闭空间内，传播的风险更高。[72]这一流行病的性质、激增、不确定性以及迅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共同意味着州基于健康、安全和行政方面的考虑可以对抗相关的反驳，而且这些考虑必须与申请人声称第一修正案被挑战相平衡。这一事实，连同索托马耶尔大法官所描述的其他事实，意味着申请人对违反宪法的指控（他们提出禁令救济请求的依据）还远不清楚。[73]（所有这些事项都可在以后的正常程序过程中审议和讨论。）同时，公众严肃的健康和安全需求要求政府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迅速采取行动，这也意味着“衡平法的平衡有利于申请人”或“禁令符合公众利益”这一点还远不清楚。[74]
相关先例也是如此。我们以前曾认识到，若当选官员“有义务在充满医学和科学不确定性的领域采取行动”时，法院必须给予“广泛”裁量权。[75]这是因为“宪法主要将人民的安全和健康委托给负有政治责任的州官员”。[76]民选的州和国家政府部门可以调动科学知识和制定具体政策，以应对“当地不断变化的事实”。[77]他们能比法庭更快地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对不进行证据听证的法院尤其如此，例如本法院。在采取行动的需要迫在眉睫、信息可能有限、制定例外情况困难以及与疾病有关的情况迅速变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我补充说，我认为上诉法院将而且应该迅速采取行动。纽约州将而且应当设法适当承认这里涉及的宗教利益不会危及纽约州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但我认为没有实际必要发布强制令来实现这些目标。更确切地说，正如我所说，我没有找到必要立即发出禁令。我认为，根据现行法律，不应发布初步禁令。我对法院的决定持反对意见。
索托马耶尔大法官持反对意见，卡根大法官加入本意见
在已经夺走25万美国人生命的大流行病中，法院今天下令禁止一项纽约州公共卫生措施，该措施旨在遏制COVID-19在面临最严重疫情的地区蔓延。而今年早些时候，当被要求发出类似的特别救济时，本法院两次袖手旁观。[78]我认为法院改变态度是没有道理的，并且我担心，批准诸如罗马天主教布鲁克林教区提出的申请只会加剧国家的苦难。[79]
南湾案和加略山教堂案为试图控制COVID-19传播的州官员提供了一个明确和可行的规则：只要类似的世俗机构面临至少同样严格的限制，他们就可以限制礼拜堂的出席人数。[80]纽约州的安全措施完全处在这些范围之内。与南湾案和加略山教堂案中的州一样，纽约州“对类似的世俗集会适用类似或更严格的限制……包括讲座、音乐会、电影放映、观众体育和戏剧表演，因为在那里，大批人在很近的地方聚集了很长时间。”[81]同样，纽约州“只宽容地对待不同性质的活动，如经营杂货店、银行和自助洗衣店，人们既不聚集在大的群体中，也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近距离。”[82]这应该足以决定这个案子了。
天主教教区试图绕过南湾案和加略山教堂案，质疑纽约州的做法，即参加宗教仪式比在例如大型卖场购物更有风险。[83]但地区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认为它没有得到事实记录的支持。[84]哥萨奇大法官提供了他自己的世俗活动的例子，他认为这些活动可能会像宗教集会一样带来类似的风险，但根据纽约州的规定，这些活动会受到更宽松的对待（例如去酒类商店或修理自行车）。[85]但哥萨奇大法官却没有试图使他的例子与医学专家告诉我们的促进COVID-19的传播的条件来进行一致性的对比：大量的人长时间在室内近距离地聚集、演讲和唱歌。[86]与宗教仪式不同的是，AMA6的简报“每一个风险因素都有”，自行车修理店和酒类商店通常不会有顾客聚集在里面一起唱歌和说话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87]这个法庭的法官玩了一个致命的游戏来质疑卫生官员的专家判断，在当下这种环境中，一种传染性病毒很容易传播，现在每周感染一百万美国人。
事实上，本案件比南湾案和加略山教堂案更简单。虽然在这些情况下的州条例一般对人们聚集在大群体中的礼拜场所和世俗机构适用同样的规则，但纽约州对待礼拜场所的态度远比他们的世俗参照者更好。[88]尽管南湾案和加略山教堂案的限制在全州范围内适用，但纽约州的固定容量限制只适用于COVID-19病例激增的特殊指定地区。
天主教教区建议，由于纽约州的规定以点名的方式挑出礼拜场所，因此它在宗教实践方面没有保持中立。[89]因此，该论点认为，防疫规定当然必须根据事实本身受到严格审查。诚然，纽约州的政策表面上是指向宗教。但正如我刚才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这项政策将宗教机构与世俗集会相比后给予了优惠待遇，而不是因为它歧视他们。当然，天主教教区不能通过指出它已经被比类似的世俗机构更好地对待来要求宽松的限制。[90]
最后，天主教教区指出，库莫州长的某些言论证明，纽约州的规定是不合理地针对宗教活动的，特别是打击纽约州东正教犹太社区中19起阳性COVID-19病例的高发率。[91]天主教教区建议，这些评论提供了“实施严格审查的独立基础”。[92]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州长的评论根本不值得根据本法院的先例进行严格审查。就在几个审期之前，该法院拒绝对限制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移民的总统公告实施更严格的审查，尽管特朗普总统将该公告描述为“穆斯林禁令”，最初被认为是“在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穆斯林完全被禁止进入美国”。[93]如果总统的声明没有显示“受到质疑的限制违反了对宗教的‘中立的最低要求’”，那么很难看出库莫州长的做法如是显示了这一点。[94]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最珍视和最谨慎保卫的宪法权利之一。州不能歧视宗教机构，即使面临与当下疫情同样致命的危机。但这些原则今天并没有受到威胁。宪法并不禁止州通过与类似的世俗机构同等或更有利地对待宗教机构的条例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特别是当这些条例是在拯救生命时。因为纽约州的COVID-19限制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恭敬地表示异议。
注释：
[1] 美国最高法院No. 20A87，罗马天主教纽约州布鲁克林教区诉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姆·M·库莫关于禁令救济的申请，判决日期2020年11月25日，案号：592 U. S. ____ (2020).
[2] 案情摘要为译者所加。
[3] “per curiam”元照英美法词典译为“由法庭全体同意”。但其仅是代表法院多数法官意见的生效裁定，较一般裁定不列出其他法官的反对意见（与整体裁定结论不同）或并存意见（与整体裁定结论相同但理由不同），而本案则因争议较大，专门给出了反对意见和并存意见，是per curiam的例外情形。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_curiam_decision.
[4]See https://www.vox.com/2020/12/2/21726876/supreme-court-religious-liberty-revolutionary-roman-catholic-diocese-cuomo-amy-coney-barrett.
[5]See https://www.vox.com/2020/10/30/21538202/supreme-court-amy-coney-barrett-religion-lgbtq;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politics/supreme-court-backs-churches-synagogues-on-n-y-c-covid-curbs.
[6] 本宗教为美国哈雷迪犹太人（即东正正统犹太人）领导的政治宗教团体。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gudath_Israel_of_America.——译者注
[7] 一种特别的选区划分方法，旨在通过少数人控制多数选区，后来指所有不公选区划分。在本案中，即通过特别的区域划分方法，利用小部分病患将该宗教团体所在的所有区域全部划入红色或橙色的高危区域。——译者注
[8] See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555 U. S. 7, 20 (2008).
本案确立了最高法院发布初步禁令需要证成的三个要件：胜诉可能性、不可逆伤害和公共利益，下文也围绕这三个要件的证成展开讨论。——译者注
[9] See Church of Lukumi Babalu Aye, Inc. v. Hialeah, 508 U. S. 520, 533 (1993).
本案确立了对宗教活动进行限制的幅度，即不得比一般世俗活动更严格。——译者注
[10] See F.3D , 2020 WL 6750495, *5 (CA2，2020年11月9日) （J.Park的反对意见）。
[11] Compare Trump v. Hawaii, 585 U. S. ___, ___ (2018) (slip op., at 29) (指令“表面中性”)。
[12] 见纽约州帝国发展组织（Empire State Development）根据最近的行政命令确定一个商业企业是否需要裁减劳动力的指南。
该发展组织包括纽约城市发展公司、经济发展部、纽约工作发展局、科学技术基金会，旨在促进国家经济，鼓励投资创造就业。See https://esd.ny.gov/.——译者注
[13] See App. to Application in No. 20A87, Exh. D, p. 83.
[14] See id., Exh. H, at 3; App. to Application in No. 20A90, pp. 98, 100.
[15] See Church of Lukumi, 508 U. S., at 546.
[16] See Calvary Chapel Dayton Valley v. Sisolak，591 U. S. ___ (2020)（限制面对面礼拜仪式50人的指令）；South Bay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v. Newsom, 590 U. S. ___ (2020)（行政命令限制面对面礼拜为可容纳人数的25%或100人，以较低者为准）。
[17] See ___ F. Supp. 3d ___, ___, 2020 WL 6120167, *2（EDNY, 2020年10月16日)。
[18] Ibid.
[19] See Application in No.20A90, at 36.
[20] See Elrod v. 427 U. S. 347, 373 (1976)（多数意见）。
[21] See App. to Application in No. 20A90, at 26–27.
[22] See Federal Election Comm’n v. Wisconsin Right to Life, Inc., 551 U. S. 449, 462 (2007); Friends of the Earth, Inc. v. Laidlaw Environmental Services (TOC), Inc., 528 U. S. 167, 189 (2000).
[23] See Susan B. Anthony List v. Driehaus, 573 U. S. 149, 158 (2014).
[24] 最近的改动作于下列日期：11月23日星期一；11月19日星期四；11月18日星期三；11月11日星期三；11月9日星期一；11月6日星期五；10月28日星期三；10月21日，星期三。
[25] See Application in No. 20A90, at 4.
[26] 即下一个周日，《出埃及记》中周日为上帝创世后的安息日。——译者注
[27] See Church of Lukumi Babalu Aye, Inc. v. Hialeah, 508 U. S. 520, 533 (1993).
[28] See Calvary Chapel Dayton Valley v. Sisolak, 591 U.S.___,___(2020)（J.GORSUCH的反对意见）。
[29] See South Bay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v. Newsom, 590 U. S. ___ (2020).
[30] Post, at 5（J.BREYER的意见）。
[31] See Jacobson v. Massachusetts, 197 U. S. 11 (1905).
[32] Ibid at 25（询问州计划是否“合理”）；Ibid at 27（同样）；Ibid at 28（同样）。
同样指也是在询问州政府计划的合理性。——译者注
[33] See Church of Lukumi, 508 U. S., at 546.
[34] 197 U.S., at 13–14.法院整体持反对意见。
[35] Id., at 12, 14.
[36] Id., at 36, 38–39.
[37] Id., at 25.
[38] Post, at 2（罗伯茨首席大法官的并存意见）。
[39] See, e.g., Elim Romanian Pentecostal Church v. Pritzker, 962 F. 3d 341, 347 (CA7 2020); Legacy Church, Inc. v. Kunkel, ___ F. Supp. 3d ___, ___ (NM 2020).
[40] Post, at 5（J.BREYER的意见）。
[41] See J. Skolnik, D. Goldiner, & D. Slattery, Staten Island Goes ‘Orange’ As Cuomo Urges Coronavirus ‘Reality Check’ Ahead of Thanksgiving, N. Y. Daily News (Nov. 23, 2020), https://www.nydailynews.com/coronavirus/ny-coronaviruscuomo-thanksgiving-20201123-yyhxfo3kzbdinbfbsqos3tvrk u-story-html.
[42] Post, at 3（J.BREYER并存意见）。
[43] See South Bay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v. Newsom, 590 U. S. ___ (2020) & Calvary Chapel Dayton Valley v. Sisolak, 591 U.S.___ (2020).
[44] See Church of Lukumi Babalu Aye, Inc. v. Hialeah, 508 U. S. 520, 533 (1993),537-538(1993); Employment Div., Dep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 v. Smith, 494 U. S. 872, 884 (1990).
[45] See Lukumi, 508 U.S., 537-538; Smith, 494U.S., 884; Calvary, 591U.S., at ___（J.KAVANAUGH反对驳回禁令救济申请的意见）(slip op., at 7).
[46] See Lukumi, 508U.S., 537-538; Smith, 494 U.S., 884.
[47] See South Bay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v. Newsom, 590 U. S. ___ (2020)（C.J.ROBERTS同意驳回禁令救济申请的意见）(slip op., at 2) .
[48] Ibid.
[49] Post, at 1.
[50] See Nken v. Holder, 556 U.S. 418, 428(2009)（省略内引号）。
[51] See South Bay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v. Newsom, 590 U. S. ___ (2020) & Calvary Chapel Dayton Valley v. Sisolak, 591 U.S. (2020).
[52] Ante, at 1, 3-4（并存意见）。
[53] Ante, at 3, 5-6（J.GORSUCH的意见）。
[54] Ante, at 3-6（J.GORSUCH的意见）。
[55] See Jacobson v. Massachusetts, 197 U. S. 11 (1905).
[56] Ante, at 3.
[57] Ante, at 5.
[58] Ibid.
[59] See South Bay, 590 U. S., at ___（ROBERTS, C. J.的并存意见）（quoting Jacobson, 197 U. S., at 38）。
[60] See Brief in Opposition in No. 20A87, p. 12.
[61] See Brief in Opposition in Agudath Israel of America v. Cuomo, O. T. 2020, No. 20A90, pp. 10–11 (Brief in Opposition in No. 20A90).
[62] Id., at 8–9.
[63] See F.Supp.3d , 2020 WL6120167, *10（EDNY，2020年10月16日）。
[64] Id., at*9.
[65] Ibid.
[66] Ibid.
[67] See Brief in Opposition in No. 20A90, at 17.
[68] See Nken v. Holder, 556 U.S. 418, 428(2009) .（省略内引号）。
[69] Ibid.（省略内引号）。
[70] See Brief in Opposition in No. 20A87, at 1; COVID in the U.S.: Latest Map and Case Count (Nov.24,2020),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us/coronavirus-us-cases.html#states; New York COVID Map and Case Count (Nov. 24, 2020),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us/new-york-coronavirus-cases.html.
[71] See Brief in Opposition in No. 20A87, at 3（提到世界卫生组织）; Brief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s Amici Curiae 5–6.
[72] Id., at 3-6.
[73] Post, p. 1（反对意见）。
[74] See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555 U. S. 7, 20 (2008).
[75] See South Bay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v. Newsom, 590 U. S. ___ (2020) （C.J.ROBERTS并存意见）(sip op.，at2) .
[76] Ibid.（省略变更符和内引号）
[77] Id., at 3.
[78] See South Bay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v. Newsom, 590 U. S. ___ (2020); Calvary Chapel Dayton Valley v Sisolak, 591 U.S.___ (2020).
[7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纽约州公共卫生措施的成功，天主教教区不再受到它所要求的出席人数上限的限制。See Brief in Opposition in Agudath Israel of America v. Cuomo, No. 20A90, p. 17.然而，法院批准了这一申请，以确保如果感染率再次上升，州长将无法重新实施已证明被允许在纽约州自由地（相对安全地）行使宗教方面非常成功的措施。
[80] See South Bay, 590 U. S., at ___（C.J.ROBERTS的并存意见）(slip op., at 2).
[81] Ibid.
[82] Ibid.
[83] See Application in No. 20A87, p. 23 (Application).
[84] See , F.Supp.3d , – , 2020 WL 6120167，*8-*9（EDNY，2020年10月16日）。
[85] Ante, at 2（并存意见）。
此处即哥萨奇大法官的并存意见。——译者注
[86] See App. to Brief in Opposition in No.20A87, pp.46–51 (declaration of Debra S. Blog, Director of the Div. of Epidemiology, NY Dept. Of Health); Brief for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et al. as Amicus Curiae 3–6 (Brief for AMA).
[87] Id., at 7.（“流行病学家和医生普遍认为宗教仪式是最危险的活动之一”）
[88] Compare, e.g., Calvary Chapel, 591 U. S., at ___（KAVANAUGH, J.的反对意见）(slip op., at 8)（需注意的是，内华达州的电影院和礼拜堂都有50人上限的限制）with App. to Brief in Opposition in No. 20A87, p. 53（要求电影院、音乐会场地和体育场地完全关闭，但允许礼拜场所在遵守容量限制的情况下开放）。
[89] See Application 22.
[90] 卡瓦诺大法官引用Lukumi，508U.S., 537-538; Smith, 494 U.S., 884.和Employment Div., Dep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 V. Smith, 494 U.S.872, 884 (1990)，理由是，州必须证明比礼拜场所更有利于对待甚至不可比拟的世俗机构是正当的。Ante, at 2（并存意见）。但这些案例并没有形成这样的规则。Lukumi案废除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允许除动物牺牲外其他几乎任何目的的动物杀害，理由是该法律是针对萨泰里阿教信仰的“宗教弄虚作假”。508 U.S., at 535.史密斯案甚至走得更远，立足于一个完全不恰当的命题上，即“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并不免除个人遵守一项有效和中立的普遍适用法律的义务，理由是法律禁止（或规定）他的宗教规定（或禁止）的行为”。U.S., at 879.
[91] See Application 24.
[92] See Reply Brief in No. 20A87, p.9.
[93] See Trump v. Hawaii, 585 U. S. ___, ___ (2018) (slip op., at 27).
[94] Ante, at 2 (引用Lukumi, 508 U. S., at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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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Zorro
本期编辑 ✎ 张睿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