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在表达对教师职业的不满。在“教师节”，争论尤其激烈：教师的感受是“活多钱少回家晚，位低权轻责任重”；大众却因为教育界的各种乱象，对教师普遍失望。这些感受和现象，当然都是真切的。然而，无论是对现象的总结，还是大而化之的口号，都无助于改善我们的教育。所有人都在呼唤好的教育，却常常忽略一个基本事实：教育的灵魂，在于教育家。什么是好的教育家？我们不妨从“中国两次文化繁荣中，最好的两位教育家”——蔡元培和刘道玉身上，找到教育兴盛的密码。为此，我们从《蔡元培传》《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这两本传记中，提炼出“伟大教育家四个特点”。
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国从不缺少人才，但如果没有教育家慧眼识珠、披沙拣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都只能被掩埋、被耽误。选拔人才，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教育家的首要品质，就是发现人才。他们不仅独具慧眼，而且开风气之先，使无数天才、偏才和怪才能够脱颖而出。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聘用教师不论出身、学历、学派和政治倾向，只看学术造诣，于是有了北大在民国的辉煌。
刘道玉先生被誉为“七十年来中国最好的校长”。在百废待举的80年代，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发掘了杨小凯、易中天、赵林等一大批人才，使他们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学者。
刘道玉还开创了学分制、转学制、插班生制等先进制度，让学生可以提前毕业、自选专业，让社会青年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作家野夫就是1986年武大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教父。他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野夫探望老校长：中风后，他改用左手书写
孔子的“有教无类”，苏格拉底的“产婆理论”，都在阐明一个道理：人才不是灌输出来的，而是在适宜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然而，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才，一旦被金钱、地位迷惑，或者被强权摧残，或者陷入自负自怜，都很容易走向歧路、半途夭折。《蔡元培传》记载，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时，学校里有很多北洋政府的官僚，师生巴结权贵的风气很重。于是他大力整顿教员队伍，坚决罢黜那些师德沦丧的学界败类。为了保证学术独立，他多次与政府正面冲突；为了替教师讨要欠薪，他不惜上街游行、公开罢职……同样的担当，成就了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时代”。正如《刘道玉口述史》记载，有无数老师和学子，都受过刘道玉的庇护。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废除辅导员制，实行导师负责、民主治校。有师生因为创办学刊，遭到政治审查，他主动揽下全部责任。易中天毕业后本来必须回新疆，但他是胡国瑞的唯一嫡传。为了让易中天留校，胡教授要拜见刘道玉。刘道玉却说“自古以来只有官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官员的道理。”刘道玉找到教育部长蒋南翔，又动员五个本科生去新疆，才换来易中天留校。而那五个本科生因为奔赴边远，学费由学校承担。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18岁时因写大字报被判刑10年，在狱中自学成经济学家。1980年，他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却因政审和户口不被录用，只能在印刷厂工作。
是刘道玉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将这个“反革命分子”聘为讲师，并解决了杨小凯的平反和户口问题。为了让杨小凯出国留学，他又与极左势力多次爆发冲突，直到惊动教育部和海外学者，才让杨小凯顺利成行。即便因为这些改革举措被罢免，刘道玉也无怨无悔。所以易中天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在大众看来，教育工作者教育子女，会有很大的优势，即便不能保证“世代书香”，也应该“健康成长”。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工作者，对子女的教育都非常失败。如果说“网红育儿大咖”的失败案例，还不具备代表性，那么北大徐凯文教授所做的调查数据，足以令人瞠目：子女自杀率排名第一的职业，就是教师，是第二名（医护和公务员）的4倍。说到底，教育的动力、媒介和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教育不是纯粹理性的事业，而是需要爱心的事业。家庭是最早的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一个教育家最有说服力的成就，就是家庭教育。梁启超先生不仅在多所名校授课、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而且9个子女全部成才，其中3个院士。蔡元培校长有七个子女，除了两个早逝，其余五个全部成才，其中有科学家、艺术家。刘道玉在教育事业上成就斐然，家庭也幸福美满。他与夫人是钻石婚，几个子女全部成才，留学归来后成为业界翘楚。
教育是传承知识和文明的事业，其终极目标不应该是“功成名就”，而是追求真理。一个教育家无论身处何地，都应该以真理为第一追求，以此改变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司徒雷登校长的一生，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表率。卜舫济校长，一生践行“光与真理”。蔡元培校长一生清贫，但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却使他彪炳史册。刘道玉校长一生践行的教育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创造不止”。“刘道玉时代”的武汉大学，师生们拼命钻研，“连走路都是跑步前进，图书馆、实验室灯火通明，教授自觉加班”。被免职后，刘道玉“生不愿封万户侯”——拒绝了某部部长的仕途安排，也拒绝了国外诸多名校的任职邀请。“隐居”武大几十年，他潜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国社会，不断有新的文章问世。
作家野夫的书出版后，刘道玉对他说：“我希望你一如既往，仍然要写真声，说真话。是的，说真话要有勇气，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如果你想取悦于谁，或者害怕失去了什么，那你就不敢说真话，只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成为一个跟着上司跑的可怜而又可厌的应声虫！”迄今为止，武大里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姓名。在官方出版的《湖北专家大辞典》4321人中，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当易中天回母校演讲，提到“刘道玉”三个字时，台下立刻掌声雷鸣。他不禁感慨：一个人的名字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记得，难道刘道玉真的是人们所说的“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吗？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不幸的，而一个有了伟大的人物，却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民族，是最不可救药的。
今天的中国人都在呼唤“好的教育”“爱的教育”，但是与其苛责教师，不如从伟大教育家的思想和生平中，切实汲取到改善教育的知识和心得。为此诚挚推荐先知书店独家好书——“中国伟大教育家传记”。唐振常《蔡元培传》，近现代史名家撰写的蔡元培传记，纪念蔡元培诞辰150周年特别版，学者熊月之全新导读。从其生平、事业、思想、文章入手，回顾了蔡元培与民国文化繁荣的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91岁高龄的刘道玉迄今最看重的一本书。真实还原了80年代的教育奇迹，以及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汇集了刘道玉最近三十多年的思想历程与研究成果。书中最后一章，更是刘道玉未完成的改革设想的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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