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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有为 | 王绍新与量词因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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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有為
2021年12月18日，第十九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公布获奖结果，绍新所著《隋唐五代量词研究》荣获二等奖。消息传来，同窗群里纷纷为之祝贺。同窗绍新，笔耕不辍。虽几次遭遇生死大考，仍锲而不舍，默默耕耘，不弃初心。2018年，八十之躯，出版宏篇。厚厚一册，近九百页，不易不易！家有病老，伺候在侧，空余零星，完成此论，艰难可想，更是叹服叹服！此番获奖，因果缘报，确为实至名归。
第十九届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共四项（一等奖空缺）。除量词研究一书外，其他三项为：
《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刘洪涛，商务印书馆，2019年）；
《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译注及语言学研究》（胡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汉语名词铺排史》（吴礼权，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
致敬绍新
她来自天津名校南开中学，还是位国家一级体操运动员。在校时只觉得她文文雅雅，细声细气，不像有些人左得吓人。61年毕业后，她和施光亨二人就作为教育部出国储备师资，留在北大东语系继续学习，攻读阿拉伯语。以后就分配到了北语，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兢兢业业。也曾公派至埃及教学四年（1981—1985），回国后仍继续教授阿拉伯地区与越、缅、韩、日等四十多个国家的学生，辛勤劳累，甘苦自知。她只喜干些实事，拒绝张扬，自知并非担任领导的材料，虽被委任副系主任，但不久就借身体不适辞职了。在北大时，语言班曾跟风“大跃进”，发起编写《汉语发展史》。她分在词汇组，对明清时代词汇变化，包括口语词和借自日语的科技词汇很有兴趣。从此种下科研小苗，伴随一生。任教课余，不忘初心，继续关注并从事汉语史及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虽然多次罹患重病，晚年时老伴施光亨（资深教授，曾任北语教务处长）患病，她日夜照看，却仍笔耕不辍，实实地难能可贵。
绍新夫妻合影
评职称时，绍新恰巧在日本探亲，课时不足，但研究成果累累，因此评了个研究员。她也甘之如饴，反正不用去抛头露面。她的确爱科研。研究集中于词汇，尤其与教学有关的量词。计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代表者有《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从唐诗中的场、遭、觉、回、度看唐代动量词的发展》《从稼轩词中语气词的运用看宋词与唐代近体诗语气的一点差异》等等。此外还创作散文、小说，并翻译阿拉伯语中短篇小说《老街轶事》等二十余篇，出版论文集《课余丛稿》，独立或合作编写词典两部，其中有《汉语教与学词典》，并合作编写《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全五册）。交往越久，了解越深，她确实是位不可多得的天津才女。此次得奖著作《隋唐五代量词研究》，为国家教委九五社科基金项目，同时也获得北语出版基金资助，可见上下对此的重视。书分九章，系统描写了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通用量词、计量单位词、临时量词、不定量词以及动量词四百多个，展现出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继承、产生和发展的面貌。曾经的北语校党委书记李宇明，也是我们的同行，为此书写了长长字的序言，指出“其前，曾有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而至王氏此著出版，魏晋至五代740年的量词使用情况，就算是基本清楚了”，赞佩她“老树春深更著花”。序言书影
王绍新先生便是一位仍在创造生活的“著花老树”。在退休的十数年里，在身染重病的悠悠岁月里，她以顽强的毅力，著就了《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读后记
祝贺之余，想起两年前的读后记。当时奉绍新兄之命，要我提出意见，尤其是绪论部分。于是随读随记，也有约千字，回报同窗。写下的只是一些感想，随看随记，随兴写来，不严谨，也不成系统，没有找资料、添例句核对。此番获奖，找了出来，觉得还可能有些参考价值，可以助兴获奖。但因为太简单，局外人看不明白，不得不多说两句，还加了些附注。谨录如下：
微观认真，宏观不弃。材料丰富，细节过硬。诸家岐见存照，据史考证评说。
理论与实证俱重，
史料共类型齐飞。
1 量词的范畴化。过去认为量词是表“量”的，所以叫“量”词。其实错了。量词在数词后面只是对于名词的记数单位。数词本身已经有了“量”，“一、二、三”在“人、马、树”前面都是量。量词只是表示“人、马、树”的个性化计量的分类标记。所以许多学者主张消灭“量词”，改称“单位词”。然而约定俗成，要驱逐“量词”一名谈何容易。量词两个音节，这就是优点，难以更换。名量词或叫物量词，有两种：甲种如“一个人、一棵树、一匹马”，用于自然原样的分离物。这里的量是用数词表示的。量词只是个非必要的个性化标志。它们在古代汉语里大都尚未出现。乙种如“一杯水、一滴水、一滩水”，是用数量组合共同来表示“量”的。它们用于人为或外力分离之物，无法缺席。因此甲类量词更像是语法词，起类别标志作用。乙类量词更多是词汇词，就是名词的降维使用。量词就是在语法词与词汇词之间的一种多状态词。
乙类量词可能起源更早，因为没有这种量词就无法表达准确的量。“水”是活的，不可能自然天成一种稳定的分离态，必须借助容器才能分离，才能计数。Water（水），在英语里也是不可数名词，必须要借助cup（杯子）一类的容器名词才能计数。这一点和汉语一样，具有共性。而甲类应该是晚起的。古汉语中有许多都是数词直接加名词，缺乏量词。这才是汉语的个性。
数量组合可能要经过一个句法过程，从谓语位置到达定语位置。例如从“马一匹”慢慢到达“一匹马”。“名+数量”（马一匹）可能有两个阶段，一开始是“话题+说明”的格式，到后期发生质变，在句法大格式里，在特定的宾语位置上转变为“中+定”，形成另一种定语格式（后定语）。例如“我棺中可著百张纸，笔两枚”就是。这里的“百张纸”与“笔两枚”在性质上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定+中”的性质，名词性的。后面的“笔两枚”还保留着较早的后定语形式。统计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统计中最有意义的应该是甲类。唯有甲类以及甲类与乙类之间的消长才能决定量词的阶段。
书中说魏晋以后量词“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这个说法可以商榷。“全面”可以，但以“成熟”来说明一种词类，似乎还可以考虑。一个词类如果确认成立，就是“确定”了，有了符合语法要求的位置与功能。至于发展的程度，其实大都是根据今日的程度去观察和判断。今日的小类有多少，何时已经达到，那就是相对于今日的“完整”。“成熟”是一种站在人的主观立场的判断。此是我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
第九章第九节说：诗歌中的“非典型数量名结构”——兼谈量词的修辞作用，其中的“四、一点启示”里指出：
四
一点启示
量词多数来自名词，用作量词原本就与其形象有关，而当量词义占据一词的主要义项后，其它义项，包括较为形象的意义便逐渐弱化，这也可称之为语法化。对此，我有个想法：量词本来就应该有两个语义功能。甲功能：表示物体单位（一株柳树）；乙功能：表示物体形象（一轮红日）。量词一般都以对象的某个形象来立词。形象就是单位的理据或依据。形象是量词创立中的必要因子。在量词中，形象与单位始终是两个方面，不会缺席，只是常有侧重。“一株柳树”侧重单位，“一轮红日”侧重形象，形成不同的量词使用类型。
7 一段遗憾。
“后记”写得情真意切。其中写道：
后记
参见附注
1958年我们北大中文系56级语言班曾发愿要编出一部‘全新的’《汉语发展史》，甚至已请郭沫若先生写好了书名。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只出了油印的四册初稿。已故先辈张清常教授曾对我说，可惜你们的书没有正式出版，否则也算一家之言。谢谢来自北大以外的关心，而且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汉语词汇研究家的恳切之言。关于此书，我倒是有个想法，能否原封不动出版，即使不能成一家之言，也应该成为历史的见证。如果可以，则可瞅机会试探。否则可惜了。
附注汉 语 发 展 史
《汉语发展史》是在当时“大跃进”“向科学进军”的集体冲动。当时停掉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课，模仿起55级文学班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先例，甩掉老教授、自己动手编写难度更大的“汉语发展史”。经过许多个日夜，总算编写出来了，还在北大内部印刷了。本人是插班生，因病从55级下来，当时编写已到末尾。我也只能当下手。唯一出力的是封面上的红色大印，是我用红砖磨平以后用随身小刀刻制的，也算是一个纪念吧。毕业后，各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和工作，没有人再提起它。几个当时的科研领导者同学，以后再也不提此事，好像从来就没有写过这本书。这番劳动算是白白地付之东流了。我曾经想张罗出版，也征求了北语出版社等家的意见，但当时有一位以说话管用自居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断然表态说：“没有必要再出”，那我这个当时打打下手的插班生，就再也不敢管此闲事。对呀，何必多事呢！然而，历史是不会抹去的，总有一天，研究“汉语研究史”的人们会从旧书堆里发掘出来，看看当时就被抛弃的四册“汉语发展史”，究竟写了些什么，有哪些洋相，又是否都一无可取。
8 余言
数量与类-例的关系。句子总体是讲事件个例，也即事例（token），而大部分不是讲类或事类（type）。而我们的词（包括库房里的短语），基本上都是类，通用性的。要让由词构成的句子变成一个事例，就需要动员一些项目，让人们觉得这是表达事例。其中的手段之一就是数量词。比如“我吃了饭”不能成句，只能成为某事件的一种条件，但“我吃了一碗饭”就是个合格句。其中的“一碗”消除了事类的印象，变成了个性化的一件事。当然要实现事例还有其他手段，但数量词是含义与作用比较明显的一个。其实英语也有这种情况，*This is book不能说，而This is abook就合格了。这个“a”虽是冠词，实际含有的意义却相当于单数“一”，应该也是一种事例化。因此，包含在数量词里的量词，并非单纯是个词汇问题，也是句法手段的一部分。
写作要趁热。我曾独力编写过《现代汉语量词手册》，算是有一点发言权。
第三节写于2019.5.15
全文增写于2022年元旦前后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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