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人丨文秋芳：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的若干问题

    摘  要：本文是对文秋芳教授的访谈录。访谈中，文教授就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特色应用语言学理论——“产出导向法”的构建、应用语言学研究要“顶天立地”的内涵、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壮大面临的任务以及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应具备的素质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为今后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中国应用语言学; 产出导向法; 顶天立地; 发展任务; 研究者素质

文秋芳（以下简称文），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国际应用语言学) 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国应用语言学》和《中国外语教育》主编。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兴趣包括二语习得、教师发展、语言政策和外语教育等。文教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外语》、《外语界》和《现代外语》等各类核心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50 多篇，出版专著、编著、教材等各类作品 30 余种，主持多项国 家级研究项目并获得国家级奖励 5 项。 

文秋芳教授长期致力于应用语言学研究，在多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笔者近期对她进行了“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的若干问 题”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孙丰果（以下简称孙） : 1978 年是我国外语教育史上的重要一年。是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召开。会上，桂诗春先生发出了“引进应用语言学”，创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应用语言学体系” 的呼吁( 桂诗春，2008，参见庄智象，2008: 31) 。同年，我国开始招收首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并创办第一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刊物———《现代外语》，这标志着中国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初步建立。时至今日，该学科已经走过了近 40 年的发展历程。请您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程。

文：上世纪 70 年代末，桂诗春先生在全国率先举办各种应用语言学培训班，把全国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召集起来进行集中培训。很多学员学成后回到全国各地，扯起应用语言学风帆( 桂诗春，同上) 。从此，我国的应用语言学逐步发展起来并走过了近 40 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我想从研究方法角度回顾一下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变迁。之所以选取这一角度，是为了凸显应用语言学各阶段研究方法所呈现的主要特征，借“研究方法”管窥“应用语言学”发展。事实上，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内容相当广泛，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受篇幅所限很难把不同时期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或内容全面交代清楚。另外，对发展阶段的划分，我借鉴其他学者经常采用的 10 年分期法，如束定芳、华维芬( 2009: 37) 就“以每十年为一个阶段”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依据研究方法，我们大致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7 年为第一阶段，在此期间，我国应用语言学侧重理论反思与引进，非实证研究一统天下。1988— 1997 年为第二阶段，其间我国应用语言学的方法意识崛起，量化研究上升、质性研究起步( 高一虹等，1999) 。1998—2007 年为第三阶段，该阶段实证方法得到应用与普及。上世纪 90 年代，我博士毕业回国任教，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国内实证研 究比较薄弱，实证方法亟待加强，于是我开设了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课程，并出版了专著《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其他学者也先后推出了各种实证方法论著( 如刘润清，1999; 秦晓晴，2003; 郭纯洁，2007) 。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还在暑期举办了一系列研究方法研修班。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推动了实证方法的应用和普及。2008 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该阶段我国应用语言学得到全面深入发展，实证方法获得公认，更多相关专著涌现( 如秦晓晴，2009; 周丹丹，2012; 杨鲁新等，2013; 许宏晨，2013)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发展势头强劲，混合法的应用渐成趋势; 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逐渐兴起，叙事法( 如战菊，2010) 和民族志法( 如李茨婷、郑咏滟，2015) 的应用亦不鲜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我国承办了第 16 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标志着我国应用语言学在与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根据对我国学者所发文章的粗略考查来看，我国与国际应用语言学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这主要得益于高科技，而网络的普及更为我们及时接触和了解国外资源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现在我们 已经与国外应用语言学学者站在了同一个起点 上。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应用语言学的不足也很明显，其最大不足是缺少具有本国特色的应用语言学理论。

孙：为了弥补我国应用语言学的上述不足，近年来您做了大量工作，并最终构建了“产出导向法”的理论体系。请您简要回顾该理论的形成过程。

文：“产出导向法”的原型是“输出驱动假设”。最初，我提出“输出驱动假设”是针对英语 技能课程改革的( 文秋芳，2008) 。后来，我进一步探讨了该假设对大学英语教学的适用性问题 ( 文秋芳，2013) 。当时，受 Swain 的“输出假设”启发，我认为( 1) 输出比输入对语言学习的驱动力更大; ( 2) 把输出能力作为学习目标更符合学 生就业需要( 文秋芳，2014: 4) 。但是，“输出驱动 假设”与 Swain 的“输出假设”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前者针对中、高水平学习者， 后者不区分学习群体; 前者更多考虑的是教学过程，而后者更多聚焦于二语习得过程; 前者认为输出包含说、写、译，而后者认为输出不包括译的 能。之后，在实际应用“输出驱动假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输出驱动假设”( 以下简称“旧假设”) 突出了输出的重要性，但没有清晰界定输入的作用，致使教师在实践中不易处理两者之间的 关系。为此，我( 2014) 对旧假设进行了改进，将其修改为“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 以下简称“新假设”) ，并明确了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新假设认为，输出既是语言习得的动力，又是语言习得的目标; 输入是完成当下产出任务的促成手 段，而不是单纯为培养理解能力和增加产出性知 识服务、为未来的语言输出打基础。基于新假设， 师生可以根据产出任务需求对输入进行选择性处理，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集中精力学习和理解与 产出任务密切相关的语言形式和百科知识。在 2014 年和 2015 年，经过慎重思考并听取其他专家建议，我最终将该理论发展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 (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 ) ( Wen，2014; 文秋芳，2015) 。在该理论体系中，“产 出 ” ( production ) 既 强 调 产 出 过 程 ( producing) ，又强调产出结果( product) 。完整的 “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包括 3 部分: ( 1) 教学理 念; ( 2) 教学假设; ( 3) 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 程。教学理念包括“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 说”、“全人教育说”; 教学假设涵盖“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和“选择性学习”; 教学流程由“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阶段构成，在整个流程中教师要恰当地发挥引领、设计、支架等中介作 用。教学理念是其他两个部分的指导思想，教学 假设是教学流程的理论支撑，教学流程是教学理念和教学假设的实现方式。应该说，与“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相比，“产出导向法”理论体 系的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包括“输出驱动假设”和 “输入促成假设”，还增加了“选择性学习假设”。更重要的是，该体系并不限于 3 个假设，还包括 3 个教学理念和相应的教学流程，其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更强。

孙：您如何看待“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的产生在我国应用语言学理论建设史上的意义?

文：可以说，“产出导向法”的提出是应用语言学理论中国化的一次尝试。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两点。第一，构建该理论是为了解决我国外语教学“学时不足，成效不佳”的问题。近年来经常听到有人用“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等批评外语教学。其实，如此批评有失公允，因为这些批评忽略了教学时间这一最关键变量对外语教学效果的影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总学时远远少于其他国家，甚至仅仅相当于国内英语专业两年课时数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FLLTP) 2016 年第 2 期的三分之一( 文秋芳，2012) 。没有足够的教学时间，何谈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然而，有些校长和 领导却对大学英语老师提出很不切实际的要求， 而我们的老师作为弱势群体，又不敢争辩。有鉴于此，我就提出了“产出导向法”。从教学试验的效果来看，采用“产出导向法”，虽不敢保证学生能达到怎样的学习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运用这种方法能够使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学会做一些事情，增强学习成就感，提高学习成效。第二，构建该理论旨在实现“学用结合”，克服“学用分离”的趋向。传统外语教学过分强调打基础和基本功，认为语言运用是学生自己的事，以为学生语言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应用，课堂上没有时间教学生使用。这样，学生的惰性知识( 即接受 性知识) 越积越多，而教师在语言使用方面的指导却往往不充分，从而导致学生学了不会用，出现 “学用分离”的问题。采用“产出导向法”，可以帮助学生将学和用结合起来，使学生学会使用教师所教的内容，让学生每节课都有所收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产出导向法”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有利于解决“课时少，教学效果不佳”和“学用分离”的问题。当然，这一方法的提出，也借鉴了国外的二语习得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产出导向法”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语言学理论。

孙: 这一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应用语言学理 论的提出，令学界欢欣鼓舞。下一步要考虑的恐 怕就是如何将该理论应用到我国外语教学的实践中，使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并指导教学实践。您认为各高校如何应用这一理论，才能提升本校大学英语教学的成效?

文: 如前面所述，“产出导向法”面向中高级英语学习者。不同高校学生的英语水平往往差别较大，故“产出导向法”的应用应因校而异。针对重点高校，我们专门开发了基于“产出导向法”的 《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并请有关出版社牵头制作了大量微课; 而且，我们还在假期开展有关“产出导向法”和《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应用的培训。这些举措可以帮助教师熟悉“产出导向法” 的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教学流程并更好地应用配套教材。换句话说，重点高校要实践“产出导向法”理论并提高其教学成效，需要参加有针对性的理论培训、教材培训并真正用好《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高职高专或普通高校，因为没有配套教材，加上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其学生未必能很快适应“产出导向法”，所以全面采用“产出导向法”可能有困难。对于这类高校，我们建议其年轻教师自发组成教学团队，从所用教材中选取一两个单元，开展“产出导向法”教学试验。试验课前，教学团队共同讨论交际场景的设计和话题的选择，并将协商好的场景和任务呈现给学生，同时向他们提供恰当的语言输入材料; 学生根据交际场景、任务及输入材料，与组员一起准备课堂汇报内容并进行预演。试验课上，当值小组进行课堂展示并同其他同学和老师有效互动; 临近下课，教师对当值小组的课堂展示做出评价并回应其他同学的共性问题。即便高职高专或普通高 校教师只是在教授部分内容时采用“产出导向 法”，其意义也是很大的，至少有助于学生克服“学用分离”的倾向并树立“学用结合”的意识。

孙: 2011 年，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在我国召开期间，您对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希望中国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者能够“顶天立地”。请您结合“产出导向法”理论，再深入谈谈“顶天立地” 的内涵?

文: “顶天立地”是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应树立的重要意识。“顶天”主要指“理论创新”，“立地”则指“使理论落地”。应用语言学研究应该尽量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将“理论创新”和“使理论落地”统一起来，而非对立起来。毋庸讳言，对同一个人来说，同时做到“顶天”和“立地”实际上很 难。因此，在中国应用语言学界出现了两类研究 者: 一类侧重理论创新，另一类更倾向于使理论落地。换句话说，一类侧重“顶天”，另一类侧重“立地”。虽然两类研究者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顶天”和“立地”结合起 来。比如，从事理论创新的人固然要侧重理论的建构，使其理论建构过程首先符合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要求; 与此同时，如果他们的研究也能符合国家需要和学生发展需要、符合外语教学实践的要求，就可以认为做到了“顶天立地”。也就是说，理论研究者不应为建构理论而建构理 论，他们应当有一种情怀和理念——希望自己所做的理论研究能够为实际服务。正如我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一样，虽然我不太可能亲自到各个学校去上课，但是我头脑中要有这么一种情怀——我希望自己这方面的研究能够解决中国外语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如果理论研究者根本不考虑其理论能否为实际服务，那么其理论无异于空中楼阁，毫无价值。实践研究者也可以做到“顶天立地”。他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既有理论，使之更具可操作性; 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实践中发现理论的不足，为理论的发展和优化做出应有贡献。比如，我的博士生张文娟的研究侧重的就是如何使理论落地。她所关注的正是如何使我提出的“产出导向法” 理论更具有可操作性，如何把这种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同时在实践中发现其缺陷，从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

孙: 具有本土特色应用语言学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请您谈谈，要发展壮大我国的应用语言学，今后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文:“产出导向法”理论的提出还谈不上使我国应用语言学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至多是我们在理论构建方面的一种积极尝试。其实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例如，王初明教授提出了“写长法”以解决长期困扰英语教学的“投入大，产出小”的难题(王初明等，2000)。后来，他又顺应当今二语习得研究潮流提出了“学相伴，用相随”原则，即“学伴用随原则”(王初明，2009)。今后，要发展壮大我国应用语言学，我们至少需要做好以下3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理论自主创新，丰富我国应用语言学理论体系。过去我们注重理论的引进和介绍，在理论自主创新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担忧，如胡文仲(2009:168)指出，我国的外语教学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和独立的学派”，这说明“我们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还有比较大的缺陷”。束定芳(2013:432)也认为，“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主要是借鉴国外相关成果，缺乏有自己特色的理论”。现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但我们不能就此止步，相反，我们的理论建设还需要加强。一方面，我希望今后更多教师试用国内学者提出的新兴理论，使他们的理论在为大学英语教学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我希望国内学者在介绍和吸收国外优秀理论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我们国家本土的教学特色，提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语言学理论，从而使中国应用语言学形成强大的理论体系。

第二，充分利用国际权威期刊，并且提升国内期刊的办刊水平。作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国际应用语言学)杂志编委会委员，我发现，我国学者近年来在国际应用语言学权威刊物上发稿依然不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学术期刊是学术话语发挥作用的阵地。国际权威应用语言学期刊由欧美发达国家把持，他们主导着该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更愿意刊登本国学者文章，以此向国际学界传递他们的学术声音进而引领国际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其二，中西文化差异较大，我国学者的研究与国外文化相距较远。理工科研究通常不受文化的影响，但应用语言学研究却往往会受文化因素的制约。这样，要跳出我们的文化，同时选择能为国际学术圈接纳的研究视角并不容易。今后，我们需要更加熟悉国际学术规范，提高学术写作能力，在学术研究创新和学术视角的选择方面多下功夫，争取向国际权威期刊多投稿，多发稿。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和国际知名学者加强学术创作方面的合作。另外，我们需要提高国内期刊的办刊水平，把国内期刊培育成具有国际水准的知名期刊。我们主编的《中国应用语言学》期刊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第三，利用国际会议舞台，传递中国学术话语。从我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和承办国际会议的经历来看，国际会议是互通有无、交流信息和思想的重要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我们既可以倾听国际声音、又可以传递中国话语。要利用好这一平台，一方面，我国学者应增强国际学术交流意识，精心准备高质量的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争取在国内举办更多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之类的国际会议。一句话，我们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

孙: 刚才您谈到，要推动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中国学者需要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上述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成效归根结底取决于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人才的素质。只有当国内优秀应用语言学研究者水平不断提高，群体不断壮大时，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才能有质的提升。您本人作为成功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多年来在应用语言学的10多个研究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近年来又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您的成功虽然难以复制，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最后请您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谈谈优秀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应当具备哪些素质。

文: 人才强，学科强。优秀科研人才队伍的壮大是中国应用语言学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概括起来，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应具备的素质主要是5个方面。其一，要找准个人兴趣点。我们只有对一件事情很有兴趣，才能持久钻研下去，所以一定要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我本人一直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之我当时意识到“研究学生如何学”是当时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热点，所以我以“英语学习者因素与英语成绩之间的关系”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侧重研究英语学习策略。博士毕业返校以后，我继续从事学习策略方面的研究。因为我认为学生学会学习可以终身受益，所以指导研究生时我也特别注重教他们研究方法。可以说，无论从事学习策略研究还是教授学生研究方法都与我的经验和个人兴趣分不开。其二，要顺应国家需要。研究只有符合国家需要，才能保障其社会价值。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我所在的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具有为国家外语教育规划建言献策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积极转向语言政策研究，希望能为国家外语教育的科学决策贡献力量。其三，要善于利用集体智慧，注重团队协作。我从事教师发展、形成性评估及现在的“产出导向法”研究都是充分利用了集体的力量。在南京大学工作时，我就特别重视团队建设、梯队建设，带领年轻教师申报了教师发展方面的项目，最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起完成。因为我始终坚信集体智慧大于个人智慧，所以此后的“形成性评估”和现在的“产出导向法”研究也是如此完成的。其四，要对研究前沿有敏锐的洞察力。学者只有瞄准前沿，站在高端，才能做出成绩。我对前沿的东西比较敏感，一旦认准了，就会认真做好。我当时认为语料库和计算机自动评分是很前沿的研究领域，就带领研究团队及时跟进，联合攻坚，终于分别取得了一批成果。其五，要权衡个人优势与不足，扬长避短。抓住前沿，未必总能站在前沿。科研是长跑。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经过努力也许可以一时占有优势，但长期保持优势地位却很难。从长远来看，始终处于某一领域“第一梯队”的通常是那些既擅长该领域又能为之持续努力的研究者。就我而言，虽然语料库和计算机自动评分等领域比较前沿，但我自己并不擅长，所以我果断选择了放弃，而让更长于此的博士生继续做下去。我本人则继续从事自己更擅长的外语教学和教师发展研究，毕竟我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孙: 通过这次对话，我们不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也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您对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经验和见解使我们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谢谢。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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