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命运，常常也预示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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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点看来，知识和权力是两回事，知识是纯粹的，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于权力的。
但是，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是一体两面，权力的目标是用惩罚控制身体，也用规训控制知识。知识本身蕴含着权力，也在重构着人的主体，抗议和反抗权力的蔓延。
索尔仁尼琴甚至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好像拥有了另一个政府。”
由此，掌握知识的知识分子们，也就自然地站在了抵抗权力的最前沿。这也给他们带来了飘忽不定的命运。
对于我们来说，尤其要关注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脉络的传承者，不理解他们，也就无法找回这个民族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勇于改变、最有世界意识、最能开风气之先的群体，对他们所看到、所呼喊的东西的视而不见，会让整个社会变成瞎子、聋子。
1958年，风云突变，邵先生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下放劳动，他自称“死在1958”。讽刺的是，两年后，借特赦战犯之机，他被允许回到北京，在原单位北京电台工作。
本书记述的便是1960-1965年，大革命爆发前，作者短暂的宁静生活。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自身生活的回忆，也可以看到大时代的变化，如“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文艺界。1961年，邵先生初为人父，发自内心深处的巨大喜悦涌到心头。他抱着孩子，天生的父爱战胜了宏大的革命理想。高尔基等作家的伟岸形象和革命的崇高信念，就此在心中一点点崩塌......
聂绀弩曾说：“哀莫大于心不死”。邵先生心死了二十多年，然而，1979后，他还是对这个国家抱有一丝希望，不过，年近耄耋，呈现更多的，是反思的力量。
本书是邵先生的经典之作，自2014年出版，已绝版多年。如今再次出版，非常值得珍藏。
在《燃灯者》一书中，本文作者——“半文盲的小青工”的赵越胜，在那个极端年代，偶遇了中国伦理学泰斗周辅成先生，被他启蒙、唤醒，并点亮了一生。
身处时代转型的激流的他，如饥似渴地从周辅成先生介绍的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康德等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中，汲取无穷的智慧，走出蒙昧。这段被点亮的经历，被赵越胜写成了一部感人至深的书——《燃灯者》。
赵越胜笔下的周辅成先生，不仅是中国伦理学泰斗，而且是一位布衣中的贵族、凡人里的大师。周先生的智慧、寂寞、笃定，连同他与时代肝胆相照之时的呐喊，昭示出的乃是黑暗中的光亮，寒夜里的暖意。
这代知识人高迈的风骨、超拔的心性，已为现世所遗忘、权贵所鄙薄，却在问道、求善者心中长存。赵越胜为燃灯者立传，为思想找寻薪火相传者，也为这个价值与情操全面失守的世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为众人燃灯者，不应让其沉寂于暗夜。我们如何致敬燃灯者，其实也就决定了如何选择未来的方向。读本书，读六七十年代疯狂岁月下坚韧的人性，以及守望普适价值的哲人思考。
由于“史料不易还原”等原因，市面上一直欠缺一部真正全方位、多角度还原“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品。
本书最大的特点即为真实。书中收集了大量知青们不愿讲的一手访谈；市面鲜见的一些海外学者的抽样调查；散落各地、甚至尘封的大陆文档，还专门研究了中国台湾杂志中所有相关文章，最终获得一种纵观视角。
书中，不仅囊括了不同目标人群对该运动的评价，更从经济、人口、政治、意识形态等维度厘清了这场运动的动机、手法，以及运动前后的种种印记，堪称史料最充分、论述最广泛、分析最深入的权威之作。
曾有读者说，本书虽然足够权威，却绝非为运动盖棺定论，如非要找出作者记下了什么不容置疑的东西，那就是一代付出了最大热情的国人，被失落了的记忆。
如何看待历史，关系着当下的选择。尤其在“知青精神”一再被提及、被宣扬的今天，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无疑需要更全面地找回这段记忆、更透彻地理解其全貌.....因种种原因，本书多渠道停售，先知书店也曾一度断货，收藏要趁早。
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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