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冒名顶替，伤的是国本

2020

06.29

星期一

最近，我读到罗培新教授的文章《冒名顶替的罪与罚：教育公平是底线公平，什么价值都应该让路》，罗教授在文中呼吁对陈春秀事件、苟晶事件中的涉事人员重罚，他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盗人钱财尚且入刑，何况盗人身份，偷取人生？

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冒名顶替，说明为什么我支持罗教授的主张，为什么应该彻查陈春秀、苟晶事件，重罚涉事人员。

作为政治机制的教育

—

我上学的时候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直很不理解一个问题：《理想国》总共十卷，第一卷讨论“正义”，从第二卷开始，到第七卷，每一卷都包含大量篇幅讨论“教育”，其中三卷更是直接以教育为题。

我很奇怪：一本主要讨论政治学的传世经典，怎么好像全在讲上学问题？教育和政治有那么强的相关性吗？

这个问题我琢磨了许多年，慢慢才琢磨出一点门道出来。

研究生一年级，《北大法律评论》搞了一个学生书评比赛，我趁机把自己的思考总结成文章，投过去，发表在官网上。

我评论的是朱苏力先生的《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那几年网上流传着朱苏力先生的开学及毕业致辞，有思想，有温度，许多人赞叹。

我书评的主旨是，长期以来各种有关政治学、政体的讨论，都把视线集中在统治者的合法性、选拔程序的合理性上，这可能使我们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合格的公民。

任何一种社会都需要合格的公民，谁也不能低估普通人的力量，但也不能高估。

政治两个要素，领导人和公民，他们都要符合一定的标准。

在我看来，朱苏力先生的致辞，其实是一种“公民教育”，希望学生学会做合格的“社会人”、“政治人”。

不要轻视这种教育，这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应该已经让人看到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拿当下的美国（谁叫美国一直是我们学习和追赶的目标）举例，当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红脖子们挟着民粹主义的飓风将川普拱上高位，不合格的公民加上不合格的政治家，灾难一个接一个来临。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讨论的是高考冒名顶替事件，之所以从教育的政治机能开始说起，是因为我想强调一个观点：

古往今来，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命运，它也兼具重要的政治使命，是一个政治命题，关乎国运。

为什么我们不能轻忽对陈春秀和苟晶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因为这就是国家大事。

高考原本是社会的舒压阀

—

具体来说，教育里高考的作用，更应该获得足够重视。

在我们这个社会，教育是政治问题，不仅体现在它对公民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它是弥合社会矛盾、促进阶层流动的舒压阀。

高考就是那个主要的阀门。它是社会中下层人士改变命运最容易、最有效、最重要的途径。

从这个角度讲，高考关乎的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

我不需要再多讲，任何人只要去看看各地高中教室里亮到深夜的电灯、眼袋深重的学生、神情紧张的老师和放弃工作陪读的家长，就知道高考里寄托了多少中国家庭的深切希望。

我至今记得我自己高考前，校长在动员大会上反复强调的一句口号：“高考多考一分，人生大不相同。”

可能对一些家境优渥的孩子，这句话有夸张之嫌。但对绝大多数像我这样出身城镇普通家庭的人来说，这句话说的是我们的信仰。

如果有什么看得见、摸得着、又能信任的上升途径，那就是高考。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恢复高考的四十年。狂飙突进的岁月里，中国人的日子在变好。可是也不能忘了，在激荡的年代，观念的冲突更加剧烈——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国内和国外。大部分中国人的日子是在变好，但大部分中国人同时也觉得，还不够好。

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处在一个格外敏感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正以难以想象的力度冲击我们的观念和情绪，一点点火星，就可能燃烧起不满的滔天大火。

原本我们至少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再不满，我们还有高考，还有舒压阀——至少人人都有相对公平的改命机会。四十年来，成功的例子也并不稀少。

可是如今，我们忽然听说，十年寒窗苦读，有可能前脚刚参加完考试，后脚就不明不白被人给替换了。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舒压阀不再舒压了，它堵住了气体流动，制造了紧张的高压。

我们关心冒名顶替事件，不仅仅是关心陈春秀、苟晶，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关心我们孩子的命运。

陈春秀、苟晶、王丽丽、罗彩霞，这不仅仅是她们的不幸，每个人都能从她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高考冒名顶替，戳痛的是所有普通人家对未来的憧憬。

高考制度的补丁

—

高考制度本身已经存在许多问题、许多不公平了，所以才要一直给它打补丁。

比如，为了保证最基本的相对公平，高考的考核方式一直比较死板僵化，许多偏才无法发挥所长，于是，有了保送制度。

可保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也增加了暗箱操作的几率，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2020年，教育部取消了自主招生，改而推行更注重基础学科的“强基计划”。

可就在打补丁极力修复高考制度的时候，偏偏有一群人，干起了冒名顶替的勾当。

根据媒体的报道，还不是一桩两桩，而是持续十几年的老大难问题，呈现出地域性、规模化的倾向。

有地方干部坑害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有“优秀老师”坑害自己的学生。还有人把冒名顶替干成了中介式的“产业”。

这些人，他们顶风作案，撕的不单是教育的补丁，更是社会的伤口。他们毁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高昂的成本

—

我研究生学的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看作“快乐”和“痛苦”，进而研究“快乐”和“痛苦”的计算问题。

这种学说有时显得过于理想化，但它有一个基本原理大致是正确的：

在计算一单位的快乐与同样一单位的痛苦时，痛苦带给人的感受永远更深刻、更持久。

这符合普通人的日常感受。

一个陈春秀，牵引多少人的心？这背后是多少人的同情、失望与怀疑？

一个苟晶，又是多少人的错愕、担忧与愤怒？

得做多少工作去弥合这两道伤口？得用多少好人好事去抵消这两件事的恶劣影响（可能永远无法抵消）？

得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挽回人们的信任？

伤的是国本

—

原本是选拔人才，最后上去的是冒名顶替的骗子。

原来是想弥合社会矛盾，最后激起的是全民愤怒。

原本是为国家培育合格的公民，最后在一代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疤，埋下怀疑的种子。

试想有一天，农村的孩子发现高考改变不了命运，只能心怀怨气地生活；

大学里的冒名顶替者完成不了学业，白白浪费教育资源；

优秀的学生对国内选拔制度失望，纷纷选择留学；

家长们则对教育制度失去信任，进而看不到家庭的未来。

到那时，我们的公民群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国家会走向何方？

所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高考冒名顶替，看上去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看上去伤的是陈春秀、苟晶这样的个体，实际上最后伤的，是国本。

对相关的涉事人员，难道不应该从严惩处吗？

我昨天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公众号上读到一篇文章，《清朝如何惩治科考舞弊者》，里面提到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年间的几场舞弊大案，相关涉事人员被判斩首、绞刑乃至腰斩。

封建王朝尚且知道教育是国家根本，要用重典。我以为，新时代的新中国更应该严肃处理，不能糊弄过去。

回头看最近几起社会热点事件。

陈春秀事件中一开始拒绝受害者重新入学请求的山东理工。

苟晶的班主任和“动员”她删帖的一些人。

施压的筹码，居然是苟晶亲友孩子的中考——仍然在打教育的主意，只能说明有些人渣是没有底线的。

或者放宽一点范围，缪可馨事件中一边嘴上客气一边手上不客气的袁老师。

缪可馨妈妈晒出的老师收红包记录

这些老师，这些学校，这些地方上有一点权势就为非作歹的人，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作所为的严重性。

怎么能这样玷污普通人的希望？怎么能这样搞坏教育，摧毁公众对教育的信心？怎么能这样培育社会的公民？

我想再强调一遍本文的主旨——

搞烂教育，是会动摇国本的！

对陈春秀事件和苟晶事件中的涉事人员，难道不应该严查、严惩吗？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