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或同事过问案件登记制，应具有操作价值和实践力度！
10月26日，《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通过颁布，其中在“保障行使职权”一章里，都有一条“对于领导干部等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或者内部人员过问案件情况的，办案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并报告；有违法违纪情形的，由有关机关根据情节轻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立法规定“过问案件登记制”，旨在让法官、检察官独立办案，免受案外干预，立法目的明确。不过，现实中，有多少法官、检察官会将领导或同事的过问情况记录在案，记录了能对自己产生消极还是积极的影响，是否能发挥将来一旦事发分担责任的作用那？这是该法条能否实现立法目的需要考虑的现实基础。
为平息业主投诉开发商乱建车库，某市领导们开会形成“会议纪要”，允许开发商增高楼层抵销损失。开发商拿着“会议纪要”找建设局规划办主任，要求给新增楼层办规划许可证。规划办主任和科长按照“会议纪要”上的领导要求给办了证而被追究违法办证。去年，两级法院一致判决二人构成罪，法院认为，作为规划单位主要领导明知“会议纪要”违法但仍去执行，应属滥用职权。
这个判例一经公开，引发不少网友质疑，首先就是，是否存在选择性司法的问题。既然够罪，为何不追究形成“会议纪要”者滥用职权共同犯罪责任，而是让执行者独自背锅。尽管公务员法规定，下级对上级的违法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意见，但现实中，跨级别提出意见的后果是什么？自己会不会因不执行上级规定先被“一票否决”了？为了个案的领导决定去公然异议领导们的集体决定，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毕生的职业生涯。
这还是有据可查的，有明确的“会议纪要”，更多的是没有明确指示的“依法依规”干预。这样的司法判例就更多了，如本号发布的某法官被判枉法裁判一案。原告一方是庭长的亲戚，受领导支招通过诉讼解决债务纠纷，领导电话通知某法官优先办理。领导交办的，而且又是关系户，法官一手帮办了起诉、保全材料，根据到场的原被告出具了调解书，领导给保全裁定、调解书也签字了。调解书还没送达案件被检察院查办了，法院后来定性法官枉法裁判，而签字的庭长、副院长则以证人身份作证，坚决否认有干预之事，指认法官是违法办案，自己是依规审批签字。
这不明摆着的事吗？如果是依法依规签字，原告怎么会立案之前就点名找这个法官办理案件，会口口声声说某某领导让这么办的？这不是干预办案是什么？有人会说，法官不是应该直言抗上，有问题向上级反映吗？还别说没反映，后来这个法官真投书反映了，而且是跨级反映的。投诉了七八九十多年，结果是，干预办案的官是越做越大，法官自己这几年司法改革中屡次参加遴选，业绩得分再高也选不上。你整天投诉几个院领导，遴选时人家又有决定权，能给你高分？弄不好还给你个处分。
分析所有的法官被判决枉法裁判的案例可以看出，背后或多或少都有领导或同事干预办案的影子，而最后定案追责的，往往只是承办法官而已，少有领导或同事被定为同案犯的。背离法理的是，明明是利害关系的领导或同事，案发后多以证人身份出来指认法官违法，这在前不久王成忠枉法裁判案中多有表现，可以自己去查看一审刑事判决书的证人证言。
这也可能正是这次《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禁止领导或同事干预办案的现实基础吧？不过，既然规定了禁止干预，就应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明确区分什么是正当干预和违规干预，防止有人以正当干预的名义行违法干预的事实。有领导就是这么干的，某当事人找到了，又不好直接干预，积极献言，你去信访吧，这样我就能“正当干预”了。信访后，过问、集体研究，给个提醒，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是要在具体案件中追究干预人与办案法官同等违法责任。如果不从产生问题的土壤上下手，只能是给人经办人就是“背锅侠”，干预人稳赚不赔的印象，而且现实中，多数的司法案例也就是这么干的。追究干预人同等责任，也是有法理依据的，比如，共同犯罪、斡旋受贿犯罪里，授意人、斡旋人都是追求共同犯罪责任的。
立法规定“办案过问登记制”，进步意义重大，但能不能发挥实效，还需要出台具体操作规程和适法机关实践落实，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不接地气的花瓶条款。当然，在中国目前还是人情社会的不少人认识中，领导或同事过问案件是够给予考量，是摆在每个法官、检察官的眼前利益与事发背锅的抉择问题。
出事后的个人担责与不出事情的大家和气，该如何处理，记录还是不记录那？立法不该把这个问题留给法检官两难抉择，应增强该法条的操作价值和实践力度，为法检官独立办案撑起“腰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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