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裕固族主要由河西回鹘与河西蒙古联合构成，其形成地并非学术界常言的吐鲁番，而应为敦煌和瓜州。从9世纪中叶开始，裕固族回鹘裔先民即活动于敦煌一带，13世纪下半叶，蒙古裔入居河西，与回鹘裔水乳交融，逐步发展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至明初“黄番”一词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民族已经初步形成。敦煌发现的裕固族古文献数量众多，既有回鹘文，也有蒙古文、八思巴文，这些文献既是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重要贡献，也是裕固族至今尚存的最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裕固族；回鹘；蒙古；西夏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今分布于河西走廊东起武威，西到酒泉的狭长区域。该民族人口虽少，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裕固族古代文化，尤其是古代敦煌裕固族文化的研究缺乏应有的关注。其实，敦煌就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回鹘文、蒙古文、八思巴文、汉文历史文化资料，而且有为数众多的由裕固族及其先民开凿的石窟和辉煌的石窟艺术，这些不仅是维吾尔族、蒙古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裕固族来说，更具有填补古代文化史空白的意义，他们不仅见证了裕固族从孕育到形成的发展历程，更是裕固族对敦煌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实物依据。本文拟就历史与文献进行论述，关于石窟部分请另见拙文《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

一、敦煌——裕固族的形成地

学界谈裕固族的来源，奢谈吐鲁番，因为学界长期来一直把裕固族东迁之歌中的西至哈至定位为西州火洲，即今天的吐鲁番，认为裕固族就是从那里东迁至河西走廊的。今天裕固族传唱的民歌《我们来自西至哈至》唱词曰：

yoɣur kïsi arddïng öyden gel de

尧熬尔人啊来自那西方

šizhinïnghazhidan mangïv gel de

从那西至哈至来的

ğöylernï uhguslernï haydev gel de

赶着那牛和羊

sarïɣ teynï men mïnïv ğangğangğïv gel de

骑着那黄驼一路走来

mangïvla qanfotunwanfošağa et de

经过了千佛洞和万佛峡

bazitunbašïndan uzağa qayqav

登上那高高的八字墩顶四下瞭望

bazitunbašïnda bïr yol dïro

八字墩顶上有条横路

mangïvla balɣïmlïɣ yerɣe et de

来到了这长满红柳的地方

其中的“西至哈至”由于不见于史籍记载，故具体指何地，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视“西至”为“盐渍”之音转，“哈至”乃“甘州”的音转；也有的认为应系明代撒里维吾尔居地安定、曲先的音转，用以概括裕固族东迁之前的所有驻牧地；还有人指“西至”即“肃州”，“哈至”为“artdaq（西方）”的转音，意为“肃州以西的地方”；还有的言称是从哈密、于阗、喀什乃至撒马尔罕来的。但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吐鲁番，指“西至”为“西州”之音转，“哈至”为“火洲”之转音。才让丹珍在整理该传说时，更是直接命题为《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1]导向意义极为明显。

反观吐鲁番史籍，却只字不见裕固族来自吐鲁番的记载，即使在今天，研究吐鲁番历史和高昌回鹘史的著作汗牛充栋，却始终都对裕固族东迁事不置一词。何也？因为除了东迁传说之类文学作品外，没有任何文献依据可以支撑此种说法。相反，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裕固族东迁之地西至哈至指的就是沙州与瓜州。[2]东迁入肃州后，与当地的蒙古人、回鹘人进一步融合，现代意义的裕固族共同体得以最终定型。

尤有进者，现在传唱的裕固族东迁之歌，全部押脚韵（又称尾韵），不太符合裕固族先民的文化传统。古代回鹘文、蒙古文诗歌一般都是押首韵的，其中有部分既押首韵又押脚韵，但只押脚韵而不押首韵者比较少见。[3]押首韵之传统，即使在回鹘文失传200年后，在裕固族中尚继续得到保留。1910~1911年、1913~1915年，俄罗斯学者马洛夫（С. Е. Малов）曾二度赴裕固族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40首裕固族民歌，全部押首韵，而且大多数既押首韵又押脚韵，而未见仅押脚韵者。[4] 1949年以后，由于汉文化影响的加剧，尤其是1976~1984年民歌改写潮的洗礼，裕固族民歌韵律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押脚韵而不押首韵的情况越来越多，出现了“以押尾韵为主”，只有少量民歌押头韵的状况。[5]就裕固族东迁传说言，杜秀英（曲木塔尔）演唱（2006年录音）的《西至哈至》既押首韵，也押脚韵，[6]裕固族至今仍在演唱的民歌《祝福歌》《哭嫁歌》和《戴头面歌》都是如此，而且，都是两句一韵，四句合为一首。这些民歌显然为回鹘文化传统和蒙古头韵诗传统的延续。仅从韵律的运用即可判断，今天传唱的《我们来自西至哈至》民歌只押脚韵而几乎不关照头韵，而且不合两句一韵，四句一首的格律（只有第6、7句首之bazitun押韵，但不合裕固族民歌之韵律和格律），必为近二三十年来的新创作，而非传统裕固族民歌之旧貌，甚至连原作的改编都算不上。类似情况又见于《裕固族简史》，其所录裕固族东迁“民歌”[7]实为叙事长诗，与裕固族民歌之短小质朴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合裕固族传统民歌之韵律与格律，甚至还有很多在裕固族传统民歌中不可能出现的“寡不敌众”“宁死不降”“民族的历史永记心上”之类内容，充其量可勉强够得上新创“民歌”。这些新创“民歌”误导了学术界对裕固族形成史的研究。裕固族来自吐鲁番之说可以休矣。

元代，在今甘肃西部、宁夏、青海一带设立甘肃行中书省，治甘州，统辖七路与二直隶省部之州，河西走廊中西部的甘州路、永昌路、肃州路、沙州路皆属之。[8]史载，至顺二年（1331）七月，元政府曾“调甘州兵千人、撒里畏兀兵五百人守参卜郎，以防土番”。[9]至元元年（1333）六月，“有司言甘肃撒里畏兀产金银，请遣官税之”。[10]上述记载表明，元代撒里畏吾人的居地应在甘肃西部，更确切一点儿说，应在沙州路境内。学界有言“黄头回纥与沙州回鹘是一个群体”，[11]信有征矣。及至明代，始明确将裕固族的居地厘定在沙州、瓜州，如李应魁《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记载：

黄番，亦沙瓜等地之番，原系都督俺章之部落也……明国初在沙瓜州等地。[12]

这里的“黄番”，顾名思义，“黄”即sarïγ之意译，“番”即畏吾之谓，实即“撒里畏吾”“黄头回纥”的意译。有意思的是，《肃镇华夷志》却称其“原系都督俺章之部落”。俺章，即豳王后裔“安定王”之讹读。洪武八年（1375），豳王卜烟帖木儿被明太祖改封为安定王。《明史》记载：

[洪武八年]正月，其王遣傅卜颜不花来贡，上元所授金银字牌。请里安定、阿端二卫，从之，乃封卜烟帖木儿为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刺等为指挥。^[13]

无独有偶，民国年间修《创修临泽县志》亦对“黄番”有大体相同的解释： 

黄番住甘肃境内者，称黄番，又称熟番，系古西喇古尔黄番蒙古裔也。^[14] 

只是这一解释更耐人寻味。西喇古尔，亦即乾隆《重修肃州新志》所谓之“师剌国”，即撒里畏兀儿（Sarïγ-Uigurs）之音译，却又言其为“蒙古裔”。直到今天，裕固族中的蒙古裔仍自称尧乎尔（畏兀儿）而不言蒙古族，情形何其似也。质言之，这里的“黄番”，除瓜沙地区的回鹘人外，还应包括与“撒里畏吾”已融为一体的蒙古豳王家族成员，亦即李应魁所谓之“都督俺章之部落”。

1911年，马洛夫在裕固族中进行调查，当地裕固族人传说：

尧乎尔人先前来自千佛洞（Чембудун）和万佛峡（Ванфуса），这是汉人的叫法，尧乎尔语称作西至哈至（Сиджо-Хаджо）。那里属于米拉固（Милагу）地区，尧乎尔人就是从那里来的。^[15] 

按，这里的米拉固（Милагу）实乃西拉固（Шилагу）之讹，俄语М、Ш之手写体接近，极易混淆，即“撒里畏吾”是也。如前文所言，西至哈至就是沙州瓜州，那里有千佛洞和万佛峡，学界言“黄头回纥与沙州回鹘是一个群体”，其实，在裕固族民歌中早就已经讲明了。在明初裕固族得名“黄番”之前，裕固族就已经在沙州、瓜州地区客观地存在着，具体时间无法确认，但元代回鹘人与蒙古人水乳交融之时，裕固族即已踏上形成之路。

纵观裕固族历史，有几个节点是非常关键的：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至河西走廊。

10世纪中叶~1028年，甘州回鹘立国。

1036~1068年，沙州回鹘立国。

1081年，“黄头回纥”最早出现于史册。

1226年，速不台征服撒里畏兀儿，撒里畏兀儿成为蒙古帝国之一部。

1276年，出伯、哈班兄弟脱离察合台汗国东归，入居河西。

1307年，出伯被封为豳王，驻节地由甘州移至肃州，与当地回鹘人发生密切联系。

1329年，哈班子宽彻被封为肃王，出伯子忽答里迷失被封为西宁王，分别瓜州和沙州。

明初，“黄番”名称出现于史册。

1446年，沙州卫裕固族奉明甘州镇总兵官任礼之命，全部东迁入塞。

自1307年始，河西蒙古与河西回鹘发生密切联系，互相融合，原来的回鹘人逐步发展为裕固族的回鹘裔，与之相应，入居河西的蒙古则发展成为裕固族之蒙古裔。此前的历史可称作先民阶段，此后至明初，可称作裕固族的形成阶段，明朝中期裕固族东迁以后则可称作发展阶段。裕固族的东迁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全部由敦煌、瓜州启程的，此外还有一支应由柴达木盆地东迁。由西至哈至东迁之歌主要在西部裕固族中传唱（今天东部裕固族所传唱者系由西部传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瓜沙东迁者主要是回鹘裔，而游牧于柴达木盆地的安定卫、曲先卫和阿端卫属民主要是蒙古裔，他们沿祁连山南麓东迁。明政府将这些东迁裕固人“分散安插”在“甘州南山”，即裕固族民间传说中的“八字墩”（今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草原。回鹘裔主要居住在沙州地区，可以推想，西至哈至传说反映的应是1446年沙州卫部众的东迁，乃裕固族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本文之所以不将“裕固族先民”这一概念用诸元代，个中原因即在于此。

明清时代，裕固族一直被称作黄番，清康熙年间，黄番被划分为七族，即：大头目家、杨哥家、五个家、八个家、赛丁家、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康熙三十七年（1698）设“七族黄番总管”，以厄勒者尔顺为首任，获赐黄马褂和红顶蓝翎子帽，被习称“大头目”。[16]乾隆二年纂《重修肃州新志》记载：“黄番，本师剌国。今在肃镇界者有七族，设有正副头目，部给守备、千、把总职衔。”[17]

《肃镇华夷志》的记载表明，至迟在明初，裕固族这一民族共同体——黄番即已正式出现于史册。

上述记载说明，有元一代至明初，由撒里畏吾和豳王家族融二为一的黄番一直活动于敦煌、瓜州一带。这一记载很有说服力，惜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只有把裕固族历史置于河西回鹘（尤其是沙州回鹘）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将河西回鹘之源与蒙古豳王家族之流做通盘考虑，才能真正解决裕固族形成史研究中的诸多难解之谜。

裕固族之所以能够于敦煌形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交合作用的结果。就其形成史而言，大致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为河西回鹘及其后裔，其次为河西蒙古（尤其是沙州西宁王系和瓜州肃王系）及其后裔，其三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裕固族及其东迁。三者都与敦煌密不可分，而这些内容又是早期裕固族研究领域最基本的内核。

河西回鹘，学界常以甘州回鹘概言之，实则非也。840年，回鹘西迁，其中一支居于河西，其中，甘州是回鹘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而且势力比较大，建立甘州回鹘国。至于其立国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立国时间应在884年以前，也有人认为是在872年，此外还有将立国时间定在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概言之，至迟于10世纪初期，甘州回鹘国已经建立，经东征西讨，一度控制河西走廊，1028年亡于西夏。除甘州回鹘外，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部落尚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回鹘等。其中，瓜沙回鹘以敦煌为中心建立沙州回鹘国，只是存世时间较短，仅有32年（1036~1068），而且势力不大，主要局限于瓜、沙二州地区，史书无明确记载，唯有间接资料所构成的证据链表明，沙州回鹘政权曾一度存在过。[18]这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政权，在文化上虽与高昌回鹘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二者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但沙州回鹘有其独特性，如莫高窟第409、237、148窟和榆林窟第39窟所见回鹘王都身穿盘龙纹袍，而且有题记标明其可汗身份，如莫高窟第409窟供养人有回鹘文题作“arslan xan（阿尔斯兰汗或狮子汗）”，明确标明了施主的可汗身份。[19]榆林窟第39窟回鹘装女供养人之回鹘文题名为“qatun tngrim（可敦殿下）”，[20]可敦犹言汉语之皇后也。这些证明了沙州回鹘王国的存在，而其所着盘龙纹袍又是高昌回鹘所不具备的，“明显地可以看出莫高窟第409窟的回鹘王及其王妃的供养像与柏孜克里克，甚至北庭西大寺，即西州回鹘（或称高昌回鹘）的供养人像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表明两者并非一个政权。西州回鹘王与沙州回鹘王虽然都是回鹘族政权的国王，但他们的服饰制度差别很大，说明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可以说明高昌回鹘没有统辖到沙州，高昌回鹘和沙州回鹘都是各自独立的政权。”[21]而非像森安孝夫所推想的那样，沙州回鹘政权附属于高昌回鹘。[22] 关于唐五代宋时期河西回鹘的活动，笔者已在多个场合有详述，相关成果集中发表于拙作《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和《甘州回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之中，可参看，此不复赘。

及至蒙元时代，河西地区，尤其是敦煌一带，仍然是回鹘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尽管史书缺乏记载，但敦煌出土的大量元代回鹘文写本可以证明这一点，与之相佐证的还有为数丰富的回鹘文题记、回鹘文碑刻等。至元十七年（1280）前后，高昌回鹘因受到不服忽必烈统治的蒙古西北叛王的侵袭，不能自保，居民陆续迁往河西，史载，是年二月，忽必烈诏“畏吾户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23] 至元二十年，高昌城破，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以不屈战死，继任者纽林的斤在元军的保护下东迁永昌堡（今武威北永昌镇）。[24] 回鹘由高昌东迁河西，势必强固回鹘在河西的势力。

裕固族的另一大族源为元明时期活跃于河西走廊的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豳王家族成员。豳王家族指的是察合台曾孙出伯、合班兄弟及其后裔。至元十三年（1276），由于不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等于西域发动的叛乱，出伯、哈班兄弟率万骑东奔元廷，投于忽必烈麾下。出伯兄弟由此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相继获封豳王（驻肃州，1307年）、肃王（驻瓜州，1329）、西宁王（驻沙州，1329年）、威武西宁王（驻哈密，1334年），受命镇守河西走廊与西域东部地区。[25]豳王家族对于上述地区的戍守，不仅确保了元朝西北边疆的安宁，同时亦极大地促进了蒙元陆路丝绸之路的复畅，保障丝路贸易的顺利进行。

明朝建立后，于西北地区设置七卫，诸卫中除原游牧于青海湖北部的罕东卫与新设的罕东左卫外，分布于撒里畏兀儿、河西西部、哈密等地的安定、阿端、沙州、哈密诸卫的蒙古贵族均由豳王集团转化而来。明初，以出伯家族及其后裔安定王家族为首的察合台后裔仍是嘉峪关外重要的游牧军事集团。及明朝中后期，随着西域瓦剌、吐鲁番等部的崛起，关西七卫备受侵扰，相继残破，被迫罢黜东迁。诸卫内徙嘉峪关后，在河西走廊诸地辗转流移，最终驻居祁连山下，发展为今天的裕固族。[26]显而易见，裕固族的民族发展过程从未脱离过河西走廊这片热土。 

二、裕固族古文献在敦煌的遗存

裕固族不仅于河西地区创造出了辉煌的历史，更以河西为基地造就了绚丽灿烂的古代文化。敦煌所发现的古代回鹘文、蒙古文文献就是裕固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敦煌（包括沙州、瓜州二地）留存的回鹘文文献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莫高窟藏经洞（今编第17窟）所出的早期文献，其二出自莫高窟北区，尤其是第464、465、B53、B163等元代洞窟中发现的晚期文献，其三为敦煌石窟墙壁上留下的为数丰富的回鹘文题记。其中的纸本文献被发现后，经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纸本文献大多流落海外，主要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日本京都有邻馆和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等处，只有不可移动的石窟壁画题记及很少一部分纸本文献现藏于我国的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处。

早期回鹘文文献共有50余件，其中19件为世俗文书，内容系往来书信与商品帐目等，乃研究9~10世纪敦煌地区回鹘之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史的珍贵资料。由文书观之，唐宋时代，沙州回鹘与周边地区、周边民族保持着相当频繁的贸易往来，其经商者不仅有普通商人，而且还有佛教僧侣、文武官员，甚至还有回鹘王室成员。贸易物品种类繁多，既有丝织物、生丝、熟丝、毛布、棉布、麻绸、手帕，也有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用品，更有用于农业生产劳动的工具和纺织用具。其经商区域也相当广袤，西起于阗、吐鲁番、哈密、仲云，北抵蒙古高原，东迄辽朝，都有回鹘使者与商旅活动的踪迹。[27]

除了上述世俗文书外，敦煌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早期回鹘语宗教文献，其中大多为摩尼教、佛教文献，还有少量未能确定性质的宗教典籍。

敦煌发现的早期回鹘文佛教典籍数量不多，比较重要的有《善恶两王子的故事》、《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和《阿烂弥王本生故事》，与藏经洞以外出土的后期回鹘语文献几乎全为佛教著作的状况迥然有别。

敦煌发现的后期（蒙元时代）回鹘文佛教文献数量较多，且篇幅较长，保存比较完整，成为研究蒙元时代回鹘语文、佛教状况、哲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至宝。文献内容丰富，种类多样，经藏有《阿含经》、《大白莲社经》、《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佛说十王经》及《净土三经》等，论藏方面有《阿毗达磨俱舍论》、《妙法莲花经玄赞》、《俱舍论颂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等，佛教文学作品有《佛教诗歌集》、叙事诗《常啼与法上的故事》及韵文体的《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等，另有密宗文献《吉祥胜乐轮》、禅宗文献《说心性经》以及回鹘文书信等，还有“中土所撰”《玄奘传》和《佛祖历代通载》等。[28]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回鹘文于西域地区已经变成“死文字”后，河西地区的裕固族仍在继续使用这种文字。1910年，马洛夫于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卷四有题跋（IV. 74a-b）称：

kang-siyigirmi altinč yïl altïnč aynïng säkiz yungïsï, či tigma tutmaq kün sim sičqankün üzä bašlayu bitip, säkizinč aynïng ay tolunï biš yigirmisintä bitiyü toluqïldïm kinki-lär-kä ulalmaq bolz-un! sadu ädgü!

我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辛鼠日开始写，至八月十五日满月时写竟。让其流布后世吧!善哉！善哉![29]

文献发现于文殊山，但抄经地点却在沙州，说明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敦煌至酒泉一带尚存在有信奉佛教的回鹘集团，更确切一点说，应为裕固族佛教团体。故沙畹、伯希和早就把酒泉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定性为裕固族（Sary-Ouïgours）之遗物。[30]三位抄经人BilgäTalui Šabï、Ratna VijraŠabï和ČaxsapatManggal Toyin的名字中，有两位都带有Šabï一词。Šabï者，即汉语“沙弥”之音译也，多见于晚期回鹘文文献，尤其是敦煌发现的元代回鹘文、蒙古文题记中，故可进一步推定，此人很可能为蒙古裔裕固人。[31]

与之情况相仿，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收藏有编号为Or. 8212/75A-B的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ś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和《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二者由同一人抄写，有题记曰：“tükäl tämür tu-qya čïzïndïm qoyn yïl onunč aybiš otuzqa saču balïqta（余吐坎·铁木耳·吐喀雅书写。羊年十月二十五日于沙州城）。”其后又有题记曰：“qudluγbičin yïl ikint(i ay) biš yangïqa saču balïq ödig qïlïp biditim（幸福的猴年二月五日于沙州城发愿书写）”。从回鹘文题记看，该写本应为元末之物，抄写地点在沙州。羊年应为1355年，猴年应为1356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写本末尾出现有回鹘式蒙古文题记：

bad(a)raguldutaičing ulus-un bad(a)raguldu tůrů-iyn gučidugar un-a arban sarain sine-iynnigen-ů edůr degedů bogda lama-iyn ulimar(?) bad(a)tdatgu(?)-iyn

辉煌的大清朝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为上圣喇嘛题写。

光绪三十年为1904年。该写本有可能原藏于莫高窟第464窟，后流落民间，再经蒙古人之手而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蒙古文题记。[32]也有可能如同《金光明最胜王经》一样，长期在裕固族或者某精通回鹘文的蒙古佛教团体中流通，后于1907年以不明原因落于斯坦因之手，亦未可知。

上述文献之外，裕固人还留下了三通非常珍贵的碑刻，其一为勒立于酒泉文殊沟的汉文—回鹘文合璧《有元重修文殊寺碑》，碑立于泰定三年（1326），立碑人为第三代豳王喃答失（Nom Taš）太子，记录了豳王家族修复文殊山佛教寺院的过程。[33]其二为勒立于武威永昌堡的回鹘文—汉文合璧之《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碑石勒立于元顺帝元统三年（1334），内容详细记载了从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到太平奴八代的回鹘亦都护高昌王世系、事迹及回鹘族起源、流派及西迁等。[34] 1283年前后，高昌回鹘遗民先后迁入河西，亦都护被迫东迁后居于武威永昌堡，其民至少应有一部分后来融入了裕固族。榆林窟第12窟主室甬道北壁回鹘文题记（题记3）所见沙州路将军和尚（Xošang），即高昌回鹘的末主，1372年7月11日，他与豳王卜烟帖木儿（Buyan Tämür）一同到榆林窟朝山。[35]说明在元明之交，迁居河西的高昌回鹘遗民就已与豳王家族结为一体了。在元朝于1368年灭亡后，高昌回鹘遗民仍协力豳王家族，继续保有西北一隅故元旧土。其三为酒泉发现的汉文—回鹘文合璧《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立于元顺帝至元二十一年（1361），立碑人为元代西夏遗民唐兀善居，碑文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150多年间六代十三人的官职世袭及其出仕元朝的情况，对了解元代河西地区西夏移民的活动和回鹘文的使用情况具有重要价值。[36]该碑何以不用西夏文而用汉文与回鹘文并书？尚为值得思考之问题。立碑地位处豳王统治区，而斯时也是多民族文化杂糅最频繁，也最具特色的时代，抑或正是豳王家族所推行的宗教宽容、文化融合政策催生的产儿。[37]

蒙元时期，崇奉藏传佛教的豳王家族成为沙州、瓜州的统治者，在其推动下，河西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敦煌回鹘文化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元代回鹘文文献不仅数量丰富，而且部头较大。尤其重要的是，近期在对莫高窟北区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从其中的“十三个洞窟出土了回鹘蒙古文文书52件，另外还出土回鹘蒙古文书碎片17片。在三个石窟发现八思巴文书6件，另外还出土八思巴文碎片4片。”[38]B163窟出土有蒙古文《克德门巴特尔令旨》，文曰：“因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穿梭于八儿思阔、别失八里及高昌其它[地方]，旅途应做事虔诚（即佛教的宗教仪式）并祈福众生，谁也不得阻其旅程，不许征用他们的川资、车辆、骆驼和马匹，不能说‘这些是驿站牲畜或给养’，没人可拿取其任何东西。”[39]其意显然在于要确保新疆吐鲁番至敦煌佛教香客之安全。同在B163窟出土的回鹘蒙古文《阿剌忒纳失里令旨》虽为残片，但句首有“遵依皇帝圣旨，[我]阿剌[忒纳]失里（Aradnaširi）令旨向诏讨司……”[40]字样，可见其应出自蒙古诸王之手。越王阿剌忒纳失里为察合台四世孙，[41]与豳王出伯为堂兄弟。此人曾于泰定元年（1324）出镇沙州。《元史·泰定帝纪》载，是年七月，“诸王伯颜帖木儿出镇阔连（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东部，阿剌忒纳失里出镇沙州，各赐钞三千锭”。[42]《元史·文宗纪三》又载，至顺元年（1330）五月：“诏豫王阿剌忒纳失里镇西番”。[43]这里的“豫王”乃“越王”之误。[44]越王移镇西蕃即吐蕃后，沙州由西宁王速来蛮独力支撑。这里的伯颜帖木儿即第三代豳王喃答失之兄，[45]他和速来蛮一样，都是阿剌忒纳失里的堂孙。

此外，比较重要的文献还有回鹘蒙古文驿站管理法律文书残片、卖身契残片、《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般若心经》抄本残片、《因明入正理论》印本残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印本残片和八思巴文《萨迦格言》印本残片本等。[46]这些也是裕固族古代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敦煌石窟回鹘文、蒙古文游人题记与裕固族之关系

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中，还保存有不少回鹘文、蒙古文[47]朝山题记（有时并书八思巴文或藏文），差不多都属于元代晚期，其中有部分题记注明了书写者及其他香客的来源地。兹据现刊文献，将香客来源地明晰者列为下表： 

香客来源地罗列清楚的汉文、蒙古文题记

本表缩略语：

敦煌研究院/内蒙古师大 1990: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1~19页。

哈/巴/嘎 1992：哈斯额尔敦、巴音巴特尔、嘎日迪：《榆林窟第12窟道尔吉题记释读》，《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5~7页。

哈/嘎/巴 1990：哈斯额尔敦、嘎日迪、巴音巴特尔：《安西榆林窟第12窟前室甬道北壁回鹘蒙文题记释读》，《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107~110页。

哈/嘎/梁 1987: 哈斯额尔敦、嘎日迪、梁尉英：《敦煌莫高窟元代回鹘蒙文〈图勒黑图古思题记〉释读》，《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第43~48页。

哈/杨/牛 1998: 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54页。

Hamilton-Niu 1998: J. R. Hamilton-Niu Ruji, Inscriptionsouïgoures 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 JournalAsiatique 286, 1998, pp. 127-210.

菊地 2008：菊地淑子：《石窟寺院の洞窟を艺术作品として解释する试み——敦煌莫高窟第217窟の享受の历史——》，《高梨学术奖学金年报》（平成20年度），2009年，第230~235页。

Kara 1970: G. Kara,Petites inscriptions ouigoures de Touen-houang, Hungaro-Turcica, Studies in Honour of Julius Németh, Budapest 1970,pp. 55-59.

Matsui 2008: Dai Matsui, Revising the Uigur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 Studies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III, The 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Studies, 2008, pp. 17-33（[日]松井太著，张铁山、李刚译：《榆林石窟回鹘文题记重考》，张公瑾主编：《民族古籍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4~44页）。

牛 2002：牛汝极：《敦煌榆林千佛洞第12窟回鹘文题记》，《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0~129页。

松井 2013：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30，弘前市：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13年，第29~50页。

松井 2015：松井太著，白玉冬译：《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的回鹘语题记》，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0~225页。

杨 1998: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杨 2012: 杨富学：《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中央文史研究馆、敦煌研究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编：《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4~218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回鹘文、蒙古文题记，以榆林窟最为集中，在已释读的21则（其中，题记3之香客来源地有二，分别为沙州、肃州）署明香客来源地的回鹘文、蒙古文题记中，来自肃州者就居其九（题记1、3、6、9、11、12、14、18、21），所占比例最高，以下依次为哈密（题记2、10、13、20）、沙州（题记3、4、19）、吐鲁番（题记5、8）、西夏路（题记16、17）、高昌（题记15）和永昌府（题记7）。元代设永昌府，取代了武威的政治地位，军事上归豳王节制。年代明确或较为明确者有其八（题记2、3、4、6、7、11、18、19），[50] 皆在元朝晚期或北元初期，基本属豳王统治瓜沙时期之物。

榆林窟位处瓜州之境，为豳王家族肃王（一等王）系之所在，而肃州则为豳王（一等王）所居，为该家族大本营所在，故往来香客最多。其次为沙州和哈密。沙州为西宁王（二等王）之所在，为肃州豳王的析出机构，哈密为威武西宁王（三等王）之所在，又为沙州西宁王的析出机构。吐鲁番和高昌实为一地，1283年，由于西域战乱，高昌回鹘亦都护在元军的保护下迁居武威永昌堡。是以，署明吐鲁番、高昌的香客未必就一定来自西域。西夏路不明所指，有可能指元朝于西夏国旧地所设宁夏府路。豳王家族的统治中心虽在河西走廊西端至哈密之间，但其统辖范围却很广，东起巩昌府（甘肃陇西），西到和田、吐鲁番，南包吐蕃地区，皆归其节制：

出伯……置本营于甘州，兼领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陇右诸王驸马及兀丹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吐蕃乌斯藏宣慰司、巩昌等处便宜总帅府并听节制。[51]

出伯作为西北地区的军事首领，不仅管辖范围大，而且地位极高。大德六年（1302）十一月，元廷命甘州军隶诸王出伯。[52]甘州当时为甘肃行省所在地，其兵同样隶出伯所辖，足见出伯地位在行省之上。斯时出伯尚为三等王威武西宁王，大德十一年，出伯由三等王晋升为一等王豳王，其地位就更为显贵了。这就是元末河西走廊西端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要言之，敦煌石窟现刊21条香客来源清晰的题记中，来自豳王家族统辖区中心区域者有15条之多（题记1、2、3、4、6、9、10、11、12、13、14、18、19、20、21），占绝对多数，其余6条（题记5、7、8、15、16、17）来自非中心区域，其中又有8条明确为元朝晚期或北元初期之遗墨，其余年代不清。不管来源地为何，也不论其具体时间清楚与否，可以肯定的是，上述题记都指向裕固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题记19有Qod Ši Ning Ong（福禄的西宁王）题名，题记2有威武西宁王Buyan Qulï（不颜嵬厘）题名，题记3有豳王BuyanTämür（卜烟帖木儿）题名。另外，在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有Irinčin Köbeg使者所书写的题记。[53]这里的Irinčin Köbeg，被刊布者译作“亦仁真王子”，笔者认为很有可能为蒙古诸王亦怜真。史载，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章吉寇甘木里，诸王术伯、拜答寒、亦怜真击走之”。[54]这里的术伯即豳王家族始祖出伯，亦怜真乃窝阔台系阔端大王之后裔，长期驻戍于凉州、永昌一带。亦怜真所辖军队主要为窝阔台拨赐给阔端的三个蒙古草原千户，他们源自拖雷系统辖的逊都思、雪你惕等部。出伯总兵西北之际，亦怜真曾多次率兵随同出战。[55]莫高窟第61窟甬道由出伯家族重新修复，故亦怜真之名在此窟出现，毫不足怪。

上述题记中的裕固人既有回鹘裔，也有蒙古裔。就回鹘文题记言，大多出自回鹘裔，自不待言，但也有出自蒙古裔者，如榆林窟第12窟前室南壁题记第2行之Müg-gä Torčï（蒙哥道尔基）。其中，Müg-gä大概为Mönggä“蒙哥、蒙格”的音译，显然为蒙古人名。[56]榆林窟第12窟更有豳王家族成员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及其僚属由哈密至瓜州榆林窟朝山时用回鹘文书写的题记（题记2），体现了豳王辖区内回鹘裔与蒙古裔在文化上的趋近与融合。

另外，在酒泉文殊山万佛洞也有大量回鹘文题记，涉及年号有万历十五年（wän li ygrmi törtünč yïl）、万历二十年（wän li ygrmi yïl）、万历四十二年（wän li qїrq ikinč yïl）、顺治八年（šün či säkizinč yïl）、大清顺治十五年（tay čin šün či on bisinč yïl）和康熙十三年（kang ši on üčünč yïl）和康熙五十二年（1713）等。[57]过去学术界一直将1687年抄写的文殊沟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定性为时代最晚的回鹘文文献。然而，文殊山万佛洞康熙五十二年题记，时代更是比之要晚26年。是证，回鹘文在裕固族的使用要比西域延迟了二三百年之久。

四、把裕固族历史写进敦煌学

敦煌是裕固族孕育、形成的摇篮，沙州回鹘，亦即史书上所谓的“黄头回鹘”“撒里畏吾”在敦煌地区的长期活动为裕固族的生成培育了适宜的土壤，元代蒙古人，尤其是豳王家族的入居，促成了本不相同的两个族系的交融、杂糅与趋同。蒙古裔统治者在政治上占有优势地位，但在文化上主动与回鹘裔趋近，接受回鹘文化的滋养。长期的水乳交融与文化上的趋近，使二者最终融为一体，明初出现的“黄番”一词，就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确认。明朝中叶，黄番由敦煌、瓜州东迁至肃州，与当地蒙古人、回鹘人进一步融合，从而催生了现代裕固族的诞生。

回鹘裔裕固先民自9世纪中叶以后就长期繁衍生息于河西一带，在敦煌地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有各种写本、刻本留存于世，而且在敦煌诸石窟中留下了数百条回鹘文题记，还有数方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碑刻，蒙古裔裕固人入居虽晚，但也有相当多的文献、题记留存于世，使用的文字既有蒙古文，也有八思巴文和回鹘文，这些既是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重要贡献，也是裕固族至今尚存的最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回鹘在漠北时期尊奉摩尼教，迁入河西后，受当地流行的佛教影响而皈依之，以汉传佛教为主，兼容藏传佛教。13世纪后期，蒙古人入居，藏传佛教在敦煌得到大力弘扬，受其影响，回鹘纷纷皈依藏传佛教。在豳王家族支持下，石窟修造掀起高潮，在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大量石窟开凿出来，一些旧窟得到修葺。元代石窟修造，回鹘裔裕固族佛教徒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由于莫高窟南区已没有可供开窟的地方，于是北区便成为豳王家族沙州系的王家石窟寺区，东千佛洞也发展成为豳王家族肃州系的王家寺院。元代开窟20余所，加上20余所沙州回鹘窟，敦煌留下的裕固族石窟就达到40余所（甚或更多，期待石窟艺术研究者细致甄别），[58]这些无疑都是裕固族文化史上亟待大书特书的内容，同时也应引起石窟研究者应有的关注。

综而言之，裕固族的形成历史与文化发展一直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端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未尝脱离这一地缘关系与历史文化背景。对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惟维吾尔学、蒙古学、元史学所不可或缺，更是敦煌学领域亟需展开的研究对象。敦煌学虽早已为国际显学，但其研究重点却一直围绕于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期，元明二代研究甚显薄弱。就敦煌石窟言，早期石窟的断代比较明晰，但晚期的回鹘、西夏、元代石窟却常常混淆不清，尤其是西夏与元代石窟，因为都受到藏传佛教影响，内容上都有诸多重叠处，区分不易，故断代分期问题尤为严重，长期成为制约晚期石窟研究深入开展的一大瓶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学者们以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为坐标，已成功地从原来所定的“西夏石窟”中剥离出20余所回鹘窟。西夏时期可供断代的资料极为匮乏，一来西夏国时期沙州、瓜州地位不彰，史书少有记载；二来，敦煌发现的西夏文文献数量虽不少，但无法判明时代，因为西夏文不惟流行于西夏国时期，在元代也很流行，而且其流行范围大大超过西夏国时代。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数量多，有些可以判明年代，但仍有相当数量不明；其三，西夏国时代的文化中心银川和武威地区虽有山嘴口石窟和下西沟岘石窟留存于世，但存留壁画不多，损毁严重，据之不易为西夏窟研究建立可靠坐标。以上诸因素，使西夏石窟的分期断代显得尤为困难。相较而言，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期敦煌的历史具有独特性，许多资料，如豳王家族成员的人名、王号、蒙古文、八思巴文、蒙古语词汇、人物形象、服饰等特点明晰，时代感甚强，故而通过历史记载与考古资料的比对，尤其是将敦煌石窟与元代的阿尔寨石窟、元墓壁画等进行比对，可为元代石窟的分期断代建立可靠坐标，从而将其从原定西夏窟中剥离出来。果若是，则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就有望取得突破。

与裕固族相关的新文献、文物不仅于敦煌有发现，于黑水城、酒泉等地也有发现，是以，裕固学研究对于进一步充实敦煌学，推动敦煌研究之纵深发展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显学，裕固学纳入其中，有利于裕固学尽早与国际学术接轨，驶入学术发展的快车道；敦煌作为裕固族文化中心之一，也是该民族的形成地和东迁起始地，谈裕固族历史，不能离开敦煌；裕固族对晚期敦煌文化贡献尤著，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敦煌晚期石窟的开凿，很多都与裕固族息息相关，是故，研究敦煌学，同样也不能撇开裕固族，否则就不能言其完整。相辅相成，得无可乎？

注释：

[1]  才让丹珍：《裕固族风俗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2] 杨富学：《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辩》，《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10页。另请参见胡小鹏：《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68~73页；胡小鹏：《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8~131页。

[3] 耿世民：《试论维吾尔古典诗歌中的韵律和形式》，《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0~491页；满都呼：《蒙古族诗歌格律》，《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435页；杨富学、阿不都外力·克热木：《回鹘文摩尼教诗歌及其审美特征》，《新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72~76页；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页。

[4] С. Е. Малов, Язык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 Тексты и переводы, Москва 1967, No. 163-202, стр. 172-207.

[5] 杜亚雄：《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第88页；陈宗振、雷选春：《裕固族民歌的格律》，《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0页。

[6]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编：《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集》（一），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391~392页。

[7]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裕固族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46页。

[8]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0~458页。

[9] 《元史》卷35《文帝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88页。

[10] 《元史》卷38《顺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27页。

[11] 高自厚、贺红梅：《裕固族通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2] [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

[13] 《明史》卷330《西域传二·安定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50页。

[14]  张志纯校点：《创修临泽县志》卷3《民族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15]  С. Е. Малов, Язык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 Тексты и переводы, Москва 1967, No. 206, стр. 211.

[16]  杨富学、张海娟、安玉军：《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河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1~21页。

[17]  [清]黄文炜修，吴生贵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肃州》，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09页。

[18] 杨富学：《再论沙州回鹘国的成立》，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5~385页。

[19]  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劄记》（二），《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编》第32号，2014年，第28~29页。

[20]  森安孝夫：《2006年度内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查行动记录》，森安孝夫编：《ソゲドからウイゲルハ》，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第521页。

[21] 贾应逸、侯世新：《莫高窟第409窟与高昌回鹘供养人像比较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515~516页。

[22] 森安孝夫：《ウイゲルと敦煌》，山口瑞凤编：《讲座敦煌2 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331~338页；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ゲル王国》，《东方学》第74号，1987年，第58~74页；Moriyasu, Takao, The Sha-chouUighurs and the West Uighur Kingdom, ActaAsiatica vol. 78, 2000, pp. 28-48.

[23] 《元史》卷11《世祖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22页。

[24] 安部健夫：《西ウィグル國史の研究》，京都：汇文堂书店，1955年，第120页；L. V. Clark, Introductionto the Uyghur Civil Documents of East Turkestan, 13th—14th cc, Bloomington,1975, p. 16; 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2~104页。

[25]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5页。

[26]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裕固族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47页；高自厚：《撒里畏吾尔东迁和裕固族的形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106~120页；高启安：《明代哈密卫东迁与裕固族的形成》，《[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99~102页。

[27]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0~45页。

[28]  杨富学：《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82~86页；AbuduishidYakup, On the Newly Unearthed UighurBuddhist Texts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Sven Bretfeld-Jens Wilkens (eds.), Indien und Zentralasien. Sprach- und Kulturkontak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pp. 259-276；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学术价值》，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94~302页。

[29]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BuddhicaXVII), Delhi 1992, стр. 343-344; C. Kaya, UygurcaAltunYarukGiriş, MetinveDizin.Ankara, 1994, S. 207.

[30] Éd. Chavannes - P. Pelliot, Untraitemanicheenretrouveen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913 mar.-avr., p. 304；[法]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摘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0页。.

[31]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32]  萨仁高娃、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7~124页。

[33]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3页。

[34]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515~529页; Geng Simin - J. Hamilton, L’Inscription ouïgoure de la stèlecommémr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čo, Turcica 13, 1981, pp. 10-54; 卡哈尔·巴拉提、刘迎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1984年，第57~106页。

[35]  J. Hamilton - Niu Ruji, Inscriptionsouïgoures 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Journal Asiatique 286, 1998, pp. 134-139；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42~44页; Dai Matsui, Revising the Uigur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 Studies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III, The 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Studies, 2008, pp. 22-25.

[36]  史金波、白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第68~80页；耿世民：《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译释》，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0~454页。

[37] 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第89~93页。

[38]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

[39]  Dai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Peter Zieme (ed.), Aspects of Research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ōgi Kudara, Turnhout, 2008,p. 160；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仏教徒──敦煌新発現モンゴル語文書の再検討から──”，《內陸アジア史研究》第23號，2008年，第26~27页；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59~91页。

[40]  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阿剌忒纳失里令旨〉残片》，《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第34页；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41]  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阿剌忒纳失里令旨〉残片》，《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第30页；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95页；郭晓航：《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考述》，《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178页。

[42] 《元史》卷29《泰定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9页。

[43] 《元史》卷34《文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57页。

[44]  郭晓航：《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考述》，《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178页。

[45]  杉山正明，“豳王チュベィとその系譜——元明史料と『ムィッズル-ァンサーブ』の比較を通じて——”，《史林》第65卷第l号，1982年，第19页；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260页。

[46]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1~13页。

[47] 敦煌现存的回鹘式蒙古文题记，据调查，有50处28条（其中六字真言最多，有23处，合并为1条），见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3页。然伯希和记录的少数民族文字为227处，其中86处为回鹘式蒙古文。见萨仁高娃：《伯希和洞窟笔记所见少数民族文字题记》，《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5页。

[48]  原题记虽无“肃州”字样，但作为香客的豳王卜烟帖木儿（Buyan Tämür）驻肃州，故径列。

[49]  原题记虽无“沙州”字样，但题壁者西宁王（Ši Ning Ong）驻沙州，故径列。

[50]  第18号题记虽未署明日期，但西宁王存在于1330~1372年之间，时代也是明确的。

[51]  [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337页。

[52] 《元史》卷20《成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43页。

[53]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8页。

[54]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3页。

[55]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3页。

[56]  J. Hamilton -Niu Ruji, Inscriptions ouïgoures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 JournalAsiatique 286, 1998, p. 147；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46~47页。

[57] 伊斯拉非尔٠玉苏甫、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回鹘文题记》，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4~106页；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页。

[58] 杨富学：《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5期。

【说明】：本文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