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近期被推定为西夏国时期之物，认为敦煌在西夏统治时期繁荣，元代衰落，元代没有能力修造诸如61窟之类大窟。其实，恰恰相反，西夏时代敦煌地位不彰，元代后期敦煌成为蒙古西宁王所在地，经济发达，文化昌明；文殊洞外的皇庆寺由西宁王速来蛮修建，此人驻守敦煌20余年，却被误读作访客；助缘僧多用汉文西夏文合璧题名，被误认为西夏国时代特有现象，其实元代西夏文流行范围更广，汉夏合璧题名更是元代多见，西夏国时代少见；甬道南北壁的助缘僧题名，汉姓与西夏姓各居其半，与元代情况近似，而与西夏国时代迥然有别；甬道北壁的供养人被误解为僧人守朗或西夏国师，甚至被误视作出家为尼的西夏罗太后，其实应为元代后期施资重修莫高窟61窟甬道和皇庆寺的施主西宁王速来蛮，其瘗窟很可能就在该窟甬道之北壁。莫高窟第61窟是元代敦煌西夏遗民在蒙古豳王家族支持下重修的，可称作元代西夏遗民窟。至于“西夏艺术风格”，目前的界定较为混乱，不足作为石窟断代的依凭，需要结合银川山嘴沟石窟、鄂尔多斯阿尔寨石窟等，予以重新界定，从而为西夏石窟的确定建立较为可信的坐标。

关键词：莫高窟第61窟；皇庆寺；蒙古豳王家族；西夏遗民；速来蛮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为五代窟，但甬道经过多次重修，最外一层长期被认定为元代重修之遗墨，[1]  但近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可能为元代重修，而应为西夏国时代遗墨。[2]  西夏说几乎成为定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略申己见，冀以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西夏国、元代敦煌盛衰及速来蛮身份辨正

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西夏国时期重修，虽说者众，但予以系统论述者寡，唯沙武田博士对这一观点从立论到依据都有系统叙述，从西夏、元代敦煌的盛衰、皇庆寺及相关问题、61窟前上层殿堂遗址的时代、供养人画像的分析、壁画内容、绘画风格等方面对61窟甬道进行了系统论述，[3]  对笔者的启发最大，相应地，与本人观点迥异处也最多，故而本文的讨论也主要集中于沙博士之论文。敦煌在西夏国与元代的盛衰，就本文而言，兹体事大，故率先引录如下：

元代在莫高窟的营建极为有限，是没有可能修建如此大窟的可能性（原文如此——引者）。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敦煌走向衰退。在莫高窟，我们基本上已看不到元代人的开窟活动，皇庆寺的重修，是由于西宁王速来蛮的来访而为。[4]

这一观点旨在说明，敦煌在西夏国时代是繁荣的，在元代则是衰落的，此为其立论的核心依据。若此说可信，那么，以之为据判定莫高窟第61窟甬道重修于西夏国时代抑或就有成立之可能了。问题是，此说对西夏、元代敦煌盛衰状况的判断恰恰与历史事实是颠倒的。

如所周知，沙州位置偏僻，距离西夏国的政治中心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甚远，在整个西夏国时代地位并不显要，在《宋史·夏国传》中，沙州仅被提到二次，少于瓜州的四次。总体而言，瓜沙二州在西夏国地位均不高，但瓜州有西平监军司之设，地位又在沙州之上。[5]  就敦煌发现的西夏文文献而言，属于西夏国时期者居少数。俄罗斯著名西夏文专家索罗宁（K.J. Solonin）先生告诉笔者，他近期对敦煌出土西夏文献的时代进行研究，发现除了西夏文《六祖坛经》[6]  和《瓜州审判档案》[7]  外，时代明晰者差不多都为元代文献。由是观之，西夏国时代的沙州并没有沙武田博士想象的那么繁荣。其实，元代的敦煌，也没有沙武田博士想象的那么衰落，尤其在元朝后期，敦煌的繁荣昌盛远非西夏所可比。

既言元代敦煌衰落，那么，何以会有西宁王速来蛮之规模巨大皇庆寺之建呢？为解决这一矛盾，沙武田博士给出了如下解释：“皇庆寺的重修，是由于西宁王速来蛮的来访而为。”[8]

言速来蛮为访客，颇有违史实。

史书记载，天历二年（1329）蒙古豳王（一等诸王）出伯子忽答里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沙州。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继其英年早逝的侄子喃答失之位而成为第四代豳王，改驻肃州（酒泉）。[9]翌年，空缺出来的沙州西宁王位由忽答里迷失侄速来蛮继袭。[10]  嗣后，沙州成为元政府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

至正八年（1348）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二年后，速来蛮、养阿沙父子重修皇庆寺，[11]  并于次年立《重修皇庆寺记》（图1）以记其事。碑文曰：

沙州皇庆寺，历唐宋迄今，岁月既久，兵火劫灰，沙石埋没矣！速来蛮西宁王祟尚释教，施金帛、采色、米粮、木植，命工匠重修之。俾僧守朗董其事，而守朗又能持疏抄题以助其成，佛像、壁画、栋宇焕然一新。为今生之福果，作后世之津梁，其乐施之德可谓至矣！呜呼！寺成而王薨……时至正十一年岁次辛卯八月上日刘奇谨志。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守朗立石……牙罕沙西宁王、孛罗大王、王子速丹沙、阿速歹。功德主速来蛮西宁王、妃子曲术、公主必列怯、附马桑奇答思。[12]

图1：《重修皇庆寺记》

可见，皇庆寺唐宋时早已存在，后来因遭遇兵火而毁，元末速来蛮予以重修。对此“兵火”，杨冰华解释说：豳王统治时期，敦煌社会稳定，并无战乱，所以应建于西夏时期。[13]  且不说结论十分唐突，即使真的修建或重修于西夏，也无碍元末速来蛮之重修。

学界常以碑文有“寺成而王薨”之语而推定速来蛮去世于1351年。[14]  然莫高窟第464窟出土Or. 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叶46a~46b有下述文字：

či čing onunč-ïbars yïl altïnč ay tört yangï-qa üč lükčüng balïq-lï qulut mn yangï bošɣutčï sarïɣtutung asuday oɣul-nïng lingči-si üzä bitidim sadu ädgü∷[15]

至正十年（1350）虎年六月初四日我三鲁克沁（Üč Lükčüng）城之后学胜光法师（Sarïɣ Tutung）奉阿速歹（Asuday）王子之令写。善哉！善哉！

回鹘文《吉祥胜乐轮》缮写于敦煌，写成时代为元至正十年（1350），其中有《度亡书》，施主为阿速歹，乃为超度其父速来蛮亡灵而抄写，时当至正十年（1350），此应系速来蛮亡故之年，与《重修皇庆寺记》所言“寺成而王薨”恰相契合。

速来蛮于天历二年（1329）出任沙州西宁王，于至正十年（1350）亡于任，驻守敦煌20余年，地位显赫。在敦煌莫高窟第144窟甬道北壁有蒙古文题名Qod Ši Ning Ong（福禄的西宁王）。[16]  尽管不明所指，但属于速来蛮的可能性应是比较大的。在速来蛮统治期间，敦煌地位重要，交通发达，佛教昌盛，文化繁荣。[17]  沙武田博士言其为访客，完全失据。

先前，学术界大体确定的元代洞窟有14个，其中莫高窟有其十，即1、2、3、95、149、462、463、464、465和477，[18]  榆林窟有其四，即3、4、6、27。[19]  另外，莫高窟332窟绘有三身男供养像，身着被称作“塔护”的蒙古族骑士装束，后有随从二身，女施主像均头戴顾姑冠，[20]  与榆林窟第6窟前室西壁北侧明窗所见蒙古贵族供养像（图2）[21]  几无二致，应为元窟，至少在元代有重修。这些足以说明，“元代在莫高窟的营建极为有限”之谓恐有失依据。

图2：榆林窟第6窟蒙古贵族供养像[22]

沙州作为蒙古豳王家族下 属西宁王的驻地，不管政治还是军事，都可以说是河西的中心之一，其地位是西夏国时代所无可比的。

学术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敦煌石窟墙壁上若出现随笔漫题之类，就说明石窟已荒废或近乎荒废。就莫高窟第61窟而言，甬道南北两壁都有游人题记，故而言其在元代已荒废或近乎荒废，以此为西夏说寻找佐证。[23]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行。敦煌石窟的营建与当地的世家大族关系密切，本身可谓“古代敦煌豪门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24]  在唐宋以前，在这些石窟中游人漫题比较稀见，至元代骤然增多。究其原因，唐宋时期，敦煌世家大族鼎盛，儒学比较盛行，故而胡刻乱画者稀；及至元代，敦煌的民族成分发生重大变化，汉族退居次要地位，[25]  而且军士当道，文教发展自然大不如前，漫题之风遂兴。有一点值得注意，观这些壁题，多写于榜题框内、空白壁面、壁画脱落处或装饰性图案处，一般都没有破坏壁画主体，说明保护意识多少还是存在的。对斯时之题壁者来说，说不定还会认为那是一种功德善举呢。以此而推演出荒废说，未免武断。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旨在对作为国宝的敦煌石窟进行保护，但由于没有安置防护门，莫高窟中的游人漫题时有所见，直到1987年以后始得终止。断不能因为出现游人漫题而推定莫高窟被敦煌艺术研究所废弃了。

二、汉文西夏文合璧书写意味着什么？

沙武田博士指莫高窟第61窟为西夏窟的另一个依据，是因为在该窟中发现有汉文与西夏文对照的题记。沙武田先生论证说：

第61窟甬道南北两壁的供养人画像题记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用汉文和西夏文对译，即夏汉合璧的形式书写，这一书写形式主要流行于西夏统治时期，如所见夏汉文合璧西夏钱币……到了元代西夏字的使用少见有两种文字并用的现象。[26]

这段叙述颇有违史实。

首先说西夏钱币。今天所知西夏钱币分别使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前者有福圣（禀德）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五种，正面西夏文，光背（图3），形制均为小平铜钱，非常罕见。汉文钱币品种较多，有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正面汉文，光背。[27]  不管汉文钱币或西夏文钱币，都是光背，只有正面书文，根本不存在沙博士所谓的“夏汉文合璧西夏钱币”。 

图3：西夏文钱币

其次说西夏文的使用。如所周知，西夏文创立于西夏国兴之初，但并非只流行于西夏国时期，在元代也很流行，甚至流行至明朝中期，其流行区域也在元明时代变得更为广袤。就敦煌而言，曾先后发现三件印有“僧禄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印记的西夏文佛经。其一由伯希和于1908年发现于伯希和181号洞（即今第464窟），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二乃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使人挖掘北区洞窟所获，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其三于20世纪90年代发现于北区B159窟。管主八是元代一位僧官，任松江府僧录。他曾主持印制多部西夏文大藏经，元刊西夏文藏经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到仁宗皇庆元年（1312）先后刊印五次。

沙博士言夏汉合璧形式主要流行于西夏统治时期，此说与史实不符。唯一可信的为武威发现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碑阳为西夏文，碑阴为汉文。至于夏汉对照字典之属，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在为数巨多的西夏国文献中，西夏文与汉文并书的情况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在于“西夏虽视汉人为国人，但仍保持番、汉界线”，[28]  汉人地位总体来说比较低下。在西夏国创业阶段，比较重用汉人，如继迁、德明时有张浦、何宪、郑美等，元昊时有杨守素、钟鼎臣、张延寿、张元、吴昊、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等。此后，汉人势力逐步萎缩，乾顺时任得敬因其女为妃而入相，一度权倾朝野，但为时甚短，且其权力膨胀之背后原因在于西夏宗室的内部斗争，他只不过充当了傀儡而已。

以汉人为主的宋朝与西夏长期为敌，引致汉人，尤其汉僧在西夏国的地位一直比较低，如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开始移译汉文大藏经为西夏文，主持者却非汉人，而是来自龟兹地区的，先为白法信，后为白智光，应为回鹘僧人。[29]  在西夏国时期，有许多高僧被封为国师或法师，史料所见达二十多位，其中身份可以确定的多为党项人或吐蕃人，也有少量来自西域的僧人，却全然不见汉族僧人。[30]  汉僧地位之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状况的改变，应始自元代。蒙古贵族集团“以马上得天下”，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统一了全国。为巩固政权，统治被征服民族，如同历朝历代统治者一样，元朝统治者也采取了“刚柔并济”“威德兼施”的策略。[31]  就蒙古豳王家族言，其辖地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区，不仅民族成分复杂，而且势力很大，如汉、吐蕃、回鹘、西夏等族都颇具影响力。妥善处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势必有利于同心协力、共同抵御来自西域的反叛势力。出伯家族重视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在许多方面都可表现出来，如多体文字六字真言的出现，其实就是豳王家族团结各民族，以求同御外侮的一种具体措施。除了前文提到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使用梵、汉、藏、回鹘、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同样情况又见于永昌圣容寺的六字真言题刻。[32]  此外，在北京居庸关过街塔（修建于1342~1345年间）也可见梵、汉、藏、八思巴、回鹘与西夏六种文字合璧撰写陀罗尼经和《造塔功德记》的情况。[33]  这一传统直接影响至明代，保定发现的西夏文陀罗尼经幢虽书以西夏文，但幢文首末都夹写汉字年号和刻工姓名。[34]  上述所举，不是说但凡出现夏汉合璧即必然视作元代之物，只是在于证明沙博士所谓“元代西夏字的使用少见有两种文字并用的现象”之说难以成立。

尤有进者，王惠民博士进一步推测：“以西夏文与汉文对应书写，也是西夏时的通例。”[35]  其理由是在西夏文推行初期，人们对西夏文不熟悉，故而并书汉文，当人们熟悉西夏文以后，就不再书写汉文了。揆诸莫高窟第61窟甬道之题名，内层（早期）只用西夏文，外层（晚期）却用汉文与西夏文合璧书写，与王博士的理论恰好相反。

质言之，西夏国时代，由于民族歧视政策的存在，汉人，尤其是汉僧社会地位低下，一般不会出现西夏文与汉文题铭合璧而书的情况，这一状况在元代有所改变。推而论之，莫高窟第61窟供养人题名合璧并书情况的存在，更倾向于元而非西夏国。

三、皇庆寺与文殊洞安在？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有“岩（莫高窟）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之说。[36]  其中的文殊洞，金维诺考为敦煌写本《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所谓之“文殊堂”，即莫高窟第61窟是也。[37]  兹后，潘玉闪、马世长、宿白亦均持此说。[38]  近期，关友惠先生另提新说，认为皇庆寺或非建于第61窟前，应另有所指，[39]  此说为沙武田、王惠民先生所秉承。[40]  最近，王慧慧、刘永增进一步撰文指出：

通过对徐松记录莫高窟有关情况的背景、年代以及洞窟游人题记的研究，我们终于确定在清代文殊洞是指第94窟，而非第61窟，同时指出皇庆寺寺址可能与第94窟有密切的关系。[41] 

王、刘二氏之所以认定清代文殊洞是指第94窟而非第61窟，基于1942年6月石璋如先生与1943年12月苏莹辉先生在莫高窟的考察，两者都记录皇庆寺碑原在94窟。尤有进者，在1943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呈报《呈送工作报告书》公文中有这样的叙述：

窟内之残片断碑，以及倾倒之小型塑像与可以移动之古碑，为易于保存与便利观赏计，特辟一陈列室数藏入，计已陈列者有：至正八年莫高窟石碑一、至正十一年重修皇庆寺石碑一。

这些记载说明，皇庆寺碑，连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曾放置在第94窟，于1943年7月或稍前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搬离，入藏于一个特批的陈列室。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94窟甬道现存有游人题记多方，其中北壁东侧一方（图4）言：

佛洞何年造，神功不易知。

惟观沙里碑，重兴在唐时。

大清道光二年四月初八日信士弟子路坦何书。 

图4：第94窟北壁东侧游人题记

王、刘由此推定“清人徐松所指之文殊洞是第94窟无疑”。

史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皇庆寺碑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曾放置在第94窟内，并不代表这里就是原址，徐松明确记载“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明言在洞外而非洞内。内外有别，不可混为一谈；

其次，既言“文殊洞”，洞内必有文殊菩萨。莫高窟第61窟主室供文殊，后室绘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图。称其为文殊洞，言之成理。94窟则不然，不仅主供非文殊，甚至整个窟内不见文殊菩萨的踪影，言为文殊洞，何堪当之？1362至1365年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巡礼西北，其间曾对敦煌的两座文殊窟进行布施。[42]  这两座文殊窟，其一应为敦煌莫高窟第61窟，其二未详所指，笔者推测为榆林窟第3窟。[43]  敦煌研究院陈菊霞博士函告笔者：“如果从塑像和壁画内容来看，这其二不是榆林窟第3窟，而是榆林窟第2窟。理由如下：榆林窟第2窟东壁（正壁）中央绘大型的文殊菩萨组合像，中央佛坛上塑新样文殊组合像，这是明显特征。”因其大作未公刊，无缘寓目，不便置喙。笔者之所以推测榆林窟第3窟为文殊窟，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该窟有两则回鹘文题记： 

(a)šakyapal uday-qa barïr-ta kinki-lär-kä ödig qïldïm

我沙加班（Šakyapal）至于五台，作为给后人的纪念。(a)

 (b) täväči tuḍung uday-qa barïr-ta ödig qïldïmsadu bolzun

我帖瓦赤（Täväči）都统至于五台，作为纪念。善哉！(b)[44]

两则题记佥称榆林窟第3窟为五台山，而该窟窟门西壁上确实也有巨幅“文殊变”和五台山图，不能言其无由。

其二，该窟甬道西壁上部绘西夏女供养人，下部绘蒙古贵族男供养人，应为蒙古豳王家族成员；东壁上部绘西夏男供养人，下部绘蒙古贵族女供养人。这一因素说明，榆林窟第3窟有可能为元窟，至少元代由西夏遗民重修过，可以称作元代西夏遗民窟。敦煌石窟中，有五台山图、内容为文殊变者虽不在少数，有11个之多，但兼有蒙古贵族供养人像而且被时人视作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者仅有莫高窟第61窟和榆林窟第3窟。推而论之，如同莫高窟第61窟一样，榆林窟第3窟亦应与蒙古豳王家族存在密切关系，乳必多吉仅对两个文殊窟进行布施，原因盖出乎对该家族的尊崇。榆林窟第2窟的文殊变虽然规模大于第3窟，但没有文献言其为五台山，窟内更无蒙古贵族的供养人画像，故言其为文殊窟不若第3窟显得证据更充足一些。

如上推测是否妥当，有待进一步探讨。论者或曰：文献里不是明明白白标注为“沙州文殊窟”了吗，与瓜州榆林窟何干？问题是，在记载乳必多吉西北巡礼活动的文献《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Mtshungs med bla ma dampa’i rnam par thar pa yon tan mi zad pa rab tu gsal ba’i me long）》中无法确认瓜州一词，却有“沙州……此处附近所有地面，以三王之府衙（Dbang gi khrims ra）为首”之语。[45]  三王者，指肃州豳王、瓜州肃王、沙州西宁王。看来，该文献中的沙州涵盖瓜州在内，并非不可能。

乳必多吉活佛是应元顺帝之邀而赴大都弘法的，归程途次甘州。本应由甘州南下经扁都口返回西藏，他却没有走近道，而是绕行千里，亲赴敦煌，顶礼石窟，而且为两座文殊窟布施，然后再返回甘州，经由扁都口回藏。斯时敦煌南下格尔木之道路尚未开通，必须如此绕行。以乳必多吉活佛地位之高，何至如此大费周章？盖二文殊窟所在皆为“三王”之辖地也。而莫高窟第94窟本无文殊菩萨，乳必多吉活佛将如何布施？又如何顶礼呢？

其三，上引第94窟甬道题诗有云：“惟观沙里碑，重兴在唐时。”是见，道光二年（1822）路坦何前往莫高窟观瞻时，看到有碑刻被掩埋在砂砾之中，通过该碑刻中的文字而得知寺院的兴建是在唐代。皇庆寺碑首句即谓“沙州皇庆寺，历唐宋迄今”，与路坦何所言相合；第61窟和94窟近在咫尺（140米）。推而论之，该“沙里碑”实指当时已被沙漠半掩的皇庆寺碑。

其四，皇庆寺碑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一样，都属于功德碑，亦即丰碑。“树碑表墓，昭明景行”，[46]  古来传统，这种碑应在处所大体不外二端，一者置于建筑物门外，二者立于交通路口，均为显要位置，供人观瞻，旨在“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47]  一般不置阴暗角落，也不置建筑物内，况且，《皇庆寺碑》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立于不同年代，立碑者西宁王家族以皇家之尊，何必如此局促地将两个功德碑安置在同一所洞窟内呢？再说，中国古来传统认为木主阳，适于活人建房；石主阴，用于亡者造墓，所以，石材常用来修建陵墓而不用于民居。基于这种观念，人们一般是不会把石碑之类阴物置于宫、庙与居室之内的。这里需要特别提点的是，在莫高窟内，的确可以看到多方碑刻或放置碑刻的小龛，如148窟曾一度放置《大历碑》[48] ，另有《圣历碑》的下半截[49] ，现存敦煌研究院文物中心库房，发现时均置于前室清代天王像之下角，不仅地方狭小，不适宜放碑，而且破坏前室的总体结构，根本不可能是原来的安碑所。更有意思的是，《圣历碑》的上半截于2015年发现于莫高窟第4窟，现尚存于此。一碑二置，必非原始，一定为后世迁移所致。有一点需要说明，莫高窟第16窟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勒立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50] ，镶嵌于甬道南壁；第146窟有中华民国五年（1916）的木碑，亦镶嵌于甬道南壁。二者同为木质，其安置处也都破坏了原来壁面与壁画。类似情况还见于143窟、196窟前室等。1936年建立的王道士舍利塔中也有类似木碑，庶几都为晚清、民国期间当地民众所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很简单，一者晚清、民国时期敦煌经济凋敝，以木代石，可节约立碑的成本；二者，莫高窟前已被砂砾掩埋，缺乏置碑之良所。纵然有置碑之所，木质碑刻置于风沙之中，也难以长久；三者，斯时敦煌文化落后，传统不传，碑刻置于室内有可能不再成为太大的忌讳；四者，木质碑刻本身缺乏敦实厚重感，而且易于变形，镶嵌于墙壁内，多少可起到一点遮丑并防变形的作用。碑刻处置有违古制，端的属于无奈之举。比较特殊的是莫高窟第85窟，前室北壁凿一龛，呈碑状，但腰部二侧凿对称的平台，颇类克孜尔石窟之佛龛。若言其为置碑之所，则腰部平台无法解释，而且地方狭小，无法置碑；若言其为佛龛，却不见背光之类纹饰。究为何物，需进一步探讨。总之，笔者通过对上述与碑刻有关的洞窟的一一观察，发现其碑刻有的位处甬道壁所开小龛内，多数则位处前室。总体感觉，置于前室，有损原窟整体布局的对称与和谐，在甬道开龛置碑，明显破坏了洞窟的完整性，也有碍观瞻。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可能是原来的安碑处，必为后人为保护处于风沙中的碑刻而移入洞窟的。

质言之，文殊洞当为莫高窟第61窟，皇庆寺则应处于第61窟大门外侧。

四、元末西夏遗民重修莫高窟第61窟甬道考说

由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莫高窟第61窟甬道西夏国时期重修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笔者认为，甬道外层可视壁画应为元代西夏人之故墨。除了上文诸证外，尚有如下证据：

其一，该窟甬道南壁绘炽盛光佛一铺，北壁绘助缘僧及诸星、天宫、乐女等。在炽盛光佛像两旁和后面有十一曜神像，甬道南北壁上部天空中均绘有二十八宿，分为七组，每组4位。十二宫图形穿插其中，在十二宫中有双子座，二童子皆着典型蒙古装（图5），故而早期学者一般将其推定为元代之物。[51]据刘玉权先生回忆，最初为该窟甬道进行断代时，曾因壁面有众多西夏文题记而考虑为西夏窟，后因为发现双子座之蒙古装而最终定为元窟。

图5：莫高窟第61窟北壁双子座

其二，在甬道北壁有Irinčin Köbeg使者所书写的题记。[52]  这里的Irinčin Köbeg，被刊布者译作“亦仁真王子”，实为蒙古诸王亦怜真。史载：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章吉寇甘木里，诸王术伯、拜答寒、亦怜真击走之”。[53]  这里的术伯即豳王家族始祖出伯，亦怜真乃窝阔台系阔端大王之后裔，长期驻戍于凉州、永昌一带。亦怜真所辖军队主要为窝阔台拨赐给阔端的三个蒙古草原千户，他们源自拖雷系统辖属的逊都思、雪你惕等部。出伯总兵西北之际，亦怜真曾多次率兵随同出战。[54]  亦怜真之名在莫高窟第61窟甬道的出现，间接证明了出伯家族与该窟的关系。

对于这一条题记，杨冰华提出疑问：“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题记会出现在元末至正时期（1341—1370）重修的壁画上吗？”[55]  此问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无的放矢，因为没有哪位学者（包括本人）会出此下言。至元二十七年（1290），亦怜真出征，至正十年（1350），甬道修复完成，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元史·兵志》记载：

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56]

是见，蒙古各部成年男子（15岁到7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不管其贵贱，也不论家中人口多少。设若1290年亦怜真年15出征，至1350年75岁，派使者出使敦煌，有何不可？根本无法得出“甬道壁画重修的年代不可能是元末”[57]之结论，更遑论“元末西宁王速来蛮说就有再讨论的必要”之语了。

其三，甬道北壁绘炽盛光佛经变，西侧绘制助缘僧人像，分上下两排排列，皆有竖形榜题框，用西夏、汉两种文字书写（图6），其中汉文题名清晰者有“助缘僧索智尊之像”“助缘僧梁惠觉像”“助缘僧吴惠満像”“助缘僧讹特惠□像”“助缘僧嵬名智海像”“助缘僧尽惠嵩像”“助缘僧杂谋惠月像”“助缘僧翟嵬名九像”；在南壁又有“洒扫尼姑播杯氏愿月明像”“助缘施主沙门翟智宝像”。其中的讹特惠□、嵬名智海、杂谋惠月、播杯氏愿月明等都属于西夏僧人，殆无疑义。[58]  然在西夏姓氏之外，还出现有梁、索、吴、翟等汉姓，史金波先生皆视之为汉族。[59]  其实未必，如“梁”本为西夏著姓，涌现出“恭肃章宪皇后”和“昭简文穆皇后”，分别为凉祚和秉常之妻，二者前后专权约30年，族人中著名于史者尚有国相梁乙埋、梁乙逋父子，以及梁格嵬、梁阿革等。与之相类的还有索氏，为元昊之妻。“吴”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西夏姓氏。[60]  只有翟姓在西夏核心地区未出现，可能来自河西。在黑水城出土Дх.2822《杂字·汉姓名》中记载有汉姓138个，[61]  其中35个为蕃族汉姓。[62]  由是以观，若仅据汉姓而判定其为汉人，未必确当。再说，言汉僧以西夏文来题名，可能性微乎其微。西夏国时代，蕃姓占主流，见于记载的就有300多个。[63]  及至元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诚如韩荫晟先生所言：“党项原有八大氏族，五代时又出现了折氏一族，在接受汉族文化后，又多有改为汉姓者。”[64]  西夏国时代，蕃姓占主流，有元一代，西夏遗民改汉姓成为一时风尚，如西夏皇族嵬名氏后裔有的改姓李，彭城郡侯刘完泽先世本姓唐兀，河南濮阳杨崇喜、安徽合肥余阙，皆本姓唐兀。汤开建先生根据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罗列元代有官宦与事迹的西夏遗民334位，其中以汉姓行者居半。[65]  莫高窟61窟助缘僧姓氏清楚者共有10人，而汉、蕃姓者各居其五，与元代西夏人姓氏情况完全相符而迥异于西夏国时代。

图6：莫高窟61窟甬道北壁绘炽盛光佛经变及供养人像

其四，伯希和早在1908年即注意到甬道北壁头顶幢幡的中心供养人（图7）、助缘僧及炽盛光佛身边的两个佛弟子，称其“都画在更厚的一层上，似乎是事后补画的……当我把这一中心底面上的石灰刮去之后，便发现了第一条题识的右边缘。这就证明这条题识写于用石灰粉刷之前。在刮去中心的题识之后，我在石灰粉之下又发现了相当清楚的痕迹，足可以断定3条题识完全是用西夏文写的，没有相对应的汉文。在其中一名弟子的名字处，我基本上还可以释读出其中的西夏文。”[66]

 a 现状

 b 1908年伯希和拍摄[67]

图7：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中心供养人

笔者经认真观察，发现甬道北壁确曾经过多次重修，底层应为曹元忠开窟时所绘壁画，已被完全覆盖；第二层又被第三层覆盖，只是由于有的地方覆盖层比较薄，第二层原有壁画有一些尚依稀可见。通过仔细观察可以看出，第二层壁画中有僧人画像和西夏文题名，但无相对应的汉文；第三层绘炽盛光佛经变和供养人像等，甬道北壁西侧之助缘僧都有汉—西夏文合璧题名。将第二层理解为西夏国时期之物，将第三层（即外层）理解为元代西夏人留下的遗墨，应是顺理成章的。果若是，则可为前文所言元代多汉文、西夏文并书之谓添一佐证。图7所示的中心供养人像即属于第三层之遗墨。局部覆盖原有壁画，在其上绘制蒙古豳王家族供养像，在莫高窟并不罕见，如莫高窟332窟甬道南壁下层有蒙古供养像三身、侍从二身，底层露出五代画男供养人二身；北壁下层有蒙古女供养像二身，戴罟罟冠，另有侍从一身，底层露出五代画男供养人二身。[68]  虽覆盖原来壁画，却并未完全覆盖，原有画迹仍依稀可见，其状与莫高窟61窟甬道北壁所见几无二致，盖为元代重修壁画之一特征欤？

综上，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当为元代覆盖西夏国时代壁画后重新绘制的，非西夏国时期之物，昭然若揭。沙武田、杨冰华等都注意到了甬道第二、三层壁画间的覆盖关系，但均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若沙武田博士将自己的论点限定在中间层而非外层，则其西夏说端的可以信从。问题是在西夏国时期壁画的上层又覆盖了一层壁画，那么，这层新壁画又是什么时代的呢？沙博士显然也将其解释为西夏国时期绘画。西夏统治敦煌一个半世纪，时间不长，而且未出现政权交替与大的社会变革，在此情况下重复绘制壁画，在敦煌石窟中实属罕见。

图7所示的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中心供养人，前贤或释之为主持重修皇庆寺的僧守朗之供养像。[69]  似有不妥。依皇庆寺碑，西宁王速来蛮布施金帛、米粮、木料等财物，延请工匠，重修皇庆寺，[70]  那么，速来蛮应为施主。该像身后有持伞盖的侍从，身份特殊而高贵。杨冰华解释说：“按照莫高窟常见图像配置和修窟传统，即便绘制供养人像，出现在甬道墙壁上的也应该是大功德主速来蛮西宁王。僧守朗只负责皇庆寺的具体营建工作，还没有资格占据理应是功德主的位置。”[71]  这种解释有其道理，但未能继续下去，笔锋一转却回到了西夏国，推定其“理应是帝后或国师级别”。

帝后属于俗人，国师属于僧人，而且男女有别，揆诸壁画的画面，应该是清楚的。这里先从“国师”之谓说起。陈炳应先生曾针对该供养人的真实身份言道： 

莫高61窟甬道北壁第一身供养人也应是国师，因为他的形象和榜题虽都已消失，但留下头顶上的伞盖，第二身供养人是为第一身掌伞的，与榆林29窟国师供养像的规格一样。[72]

此说为杨冰华所继承。他们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首要原因在于他们所秉持的西夏国时期重修说，其次，他们都认为有伞盖的供养人是高僧。杨冰华进一步言，这个人是光头。既是光头，自然为和尚，又有伞盖，那就无疑应为高级别僧侣了。此说貌似有理，实则存在关键性问题，即对壁画的观察有误。从图7看，他们所谓的高僧，即中心供养人有着明显的发际线，与周边的光头僧人形成鲜明对照。为防走眼，笔者专程赴洞窟再做仔细辨识，结果查实，发际线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以之与图8所示莫高窟第61窟南壁洒扫尼姑播杯氏愿月明像对照，有发与无发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不妨再以之与黑水城出土西夏高僧像（图9）做比较，光头还是蓄发，可立判。复观其衣饰，不像僧装。由于现存壁画残破，由图7a观之，衣服整体情况不明，幸赖1908年伯希和拍下了残破前的画面（图7b），画面完整而清晰，很明显，该供养人身着俗人装束而非袈裟。

图8：莫高窟61窟甬道南壁洒扫尼姑

图9：黑水城出土西夏高僧像

此供养人既非光头，又不着袈裟，穿着俗人袍服，兼及二者，可以推断其必不为僧人。在敦煌壁画中，僧人一般为光头，而且身着袈裟。有部分比丘不为光头，有明显发际线，但都身着袈裟，且多有头光或背光（图10）。[73]  这些都是61窟中心供养人所不具备的。再说，如果周遭助缘僧都被绘成光头，标示为和尚，却偏偏把作为中心人物的高僧画出头发，不免有失恭敬，难合情理。是证，该中心供养人必非僧侣身份。若此观察不误，则西夏国师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图10：莫高窟第245窟北壁回鹘时期比丘

这里再说帝后问题，杨冰华认为61窟甬道北壁中部的中心供养人应为一度出家为尼的西夏罗太后。罗太后者，本夏仁宗李仁孝皇后，号章献钦慈，立于1167年。1193年仁宗驾崩，罗氏子纯祐即位，是为桓宗，罗氏被尊为皇太后。1206年，纯祐被废，襄宗继立。不久之后，罗太后失势。罗太后一生好佛。[74]  杨冰华认为，罗太后被排挤出西夏政治中心后，有可能流落到河西或者黑水城的寺院之中，出家为尼，故而被绘成僧尼形象：

供养人就是一身光头形象……笔者甚至怀疑出家为尼的罗太后作为供养人将天庆二年九月所绘太后形象又改绘成了现在的僧尼形象。[75]

然而，此中心供养人不是光头形象，而且身着俗装，为男式而非女式，完全不具备女尼身份特征，已如前述。故罗太后之说无以自立。据作者言，他之所以将莫高窟第61窟甬道的重修与西夏王室相联系起来，出自如下原委：

段文杰长期从事敦煌艺术临摹和研究工作，对西夏统治敦煌时期莫高窟和榆林窟营建活动的判断颇有见地，史金波也将莫高窟第409窟供养人像及大量石窟的龙凤图案藻井作为切入点，对西夏皇室参与敦煌莫高窟营建做了讨论。[76]这给笔者很大启发，将第61窟甬道壁画的重绘与之联系起来。[77]

这样的立论依据非常危险。如所周知，莫高窟第409窟确曾一度被刘玉权先生定为西夏窟，[78]  但五年后刘先生又将之改定为沙州回鹘窟，[79]  相应地，供养人像也被定为回鹘王像（图11）。史金波先生的西夏王之说来自刘玉权的旧说而没有关照刘先生的修订。段文杰先生则一直称其为回鹘王像，[80]  不曾言其为西夏王。其装束呈现出明显的回鹘风，身穿圆领窄袖盘龙纹袍，腰束带，着靴，头戴云镂冠，面型丰圆，眼似柳叶，高鼻，嘴角上翘，手持香炉。这些都与吐鲁番柏孜柯里克石窟及吉木萨尔北庭西大寺中的回鹘可汗（图12）、贵族画像中的那种装饰极为相似。最为紧要的是，供养人像北侧有回鹘文榜题2行，内容为：“ilarslan xan män sävg(i)或šacu……”[81]  其中，il又做el，为“国、人们、部众、国家”之意。其后的arslan为“狮子”之意。xan即可汗，为“君主、王”之意。其中的“阿尔斯兰汗”或“狮子汗”，明确标明了施主的可汗身份。其中的arslan xan多见于高昌回鹘的文献，于是，松井太先生遂将莫高窟第409窟之回鹘王解释为高昌回鹘的可汗，认为此说似乎可证明森安孝夫所谓沙州归西回鹘管辖的观点。[82]

图11：莫高窟409窟回鹘王供养像图   

12：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1窟回鹘王供养像

其实，arslan之谓并非高昌回鹘所专有。喀喇汗王朝（含东部王朝）有称号的可汗共有14位，其中5位拥有arslan称号。[83]  甘州回鹘有arslan部。《辽史》卷13《萧惠传》载：“太平六年，讨回鹘阿萨兰部，征兵诸路。”同一事又见载于《西夏书事》卷10：“甘州回鹘阿萨兰部叛契丹。”这里的阿萨兰即arslan也。七河流域的突骑施首领同样有arslan之谓，那里发现的突骑施钱币多用粟特文标明，写作’rsl’n。[84]  葛逻禄（哈剌鲁）也有arslan可汗之谓。据载，1211年春，成吉思汗居怯绿连河，“时西域哈剌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85]  阿昔兰罕亦即arslanxan也。此外，中亚的塞尔柱王朝也有同样的称谓。一言以蔽之，arslan汗之谓乃河西、新疆、中亚回鹘乃至其他突厥部落共同使用的可汗称号。这一称号在莫高窟409窟出现，明确标明了施主的回鹘可汗身份。

杨冰华之西夏罗太后说是以莫高窟409窟的“西夏王”为依凭的。既然409窟之西夏王之说有误，应为回鹘王，那么，西夏罗太后之说是不是也就随之瓦解了？质言之，将61窟甬道之重修与西夏仁宗、罗太后相联系，颇有未安。

尤有进者，裕固族自古以来就特别尊奉文殊菩萨，今天之酒泉文殊山就被裕固人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不管是构成西部裕固主体的河西回鹘还是构成东部裕固主体的蒙古豳王家族及其属部，也都是文殊菩萨的虔诚信奉者，莫高窟第61窟、榆林窟第3窟，也都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86]  至正年间西宁王速来蛮、养阿沙父子于61窟文殊洞外重修皇庆寺，其实也是裕固族先民文殊菩萨信仰的具体体现。在修建完皇庆寺之后，将61窟甬道一并予以修缮，乃水到渠成之事。

元朝后期，中原板荡，至顺四年（元统元年，1333），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在血雨腥风中即位。在此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元朝皇位经历了三次更迭。是后，宫廷内党争愈发激烈，全国各地民变蜂起，尤其是至正四年（1344）的黄河决口，山东、河北受灾严重，于是，河北、山东很快发展成为民变的重灾区。终元顺帝一朝，伴随的大多是连绵不断的祸事。至正十年（1350），元朝更钞法，行中统交钞，铸至正通宝。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件难得的喜讯，是值得庆贺的。恰在此年，皇庆寺落成，作为蒙古黄金家族成员的西宁王养阿沙绳其祖武，坐镇沙州，遂取“皇庆”以示庆贺，亦未不可。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臆测，有失依凭，但似乎比通行的观点，即因建于元皇庆年间而得名的说法更容易为人接受。是也非也？请诸君子教焉。

至此，问题大体清楚了，61窟甬道为元代后期西宁王速来蛮家族所重修，与皇庆寺的修建当在同一时间段。果若是，则图7所示中心供养人像既非僧人守朗，也非某西夏国师，更非西夏罗太后，而是元朝末期一位身份高贵的俗人。求诸各种信息，笔者判断，此人必为重修61窟甬道和皇庆寺的施主——西宁王速来蛮。61窟为西宁王家族供养之窟，内有速来蛮供养像，此抑或为乳必多吉活佛专门对该窟进行布施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五、也谈莫高窟第61窟之“西夏艺术风格”

沙武田诸氏将莫高窟61窟甬道推定为西夏窟的另一个依据是“西夏艺术风格”。那么，何为“西夏艺术风格”呢？我们且看其界定者刘玉权先生的判断：

调查过程中，发现原定宋代洞窟中，有一批洞窟在题材布局、艺术造型、壁画作风等方面，与瓜、沙石窟群中那些明确的宋代曹家晚期洞窟有所区别。我们认为，这批洞窟应该是在西夏统治瓜、沙时期内完成的。[87]

这是西夏窟被划分出来的最初动因，可以看出，刘先生是把那些不具备宋代风格特点的洞窟都归入西夏窟的。从这一理念出发，在敦煌石窟中估定了88个西夏窟（莫高窟77个、榆林窟11个），并以这些石窟为依据总结出西夏窟的风格特点。不久之后，刘玉权等先生有缘对高昌石窟进行考察，发现他五年前所定的西夏窟中，有“一批沙州回鹘装修的佛窟”，于是将西千佛洞的5个洞窟和他不久前归入西夏的18个洞窟划定为沙州回鹘洞窟。[88]

刘玉权先生的石窟分期，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敦煌之回鹘石窟个性突出，尤其是其中的回鹘王，早已引起学者关注，故当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将具有回鹘特色的洞窟列为西夏窟后，段文杰先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折中办法，使用了“西夏时期的回鹘王”[89]  这一称谓。当这些回鹘洞窟被剥离出“西夏窟”后，原来界定的西夏风格还能不能成立，确乎需要给出答案。但刘先生一直没有给出新的界定，以至于后来造成了比较大的混乱。

其二，刘先生从西夏窟中剥离出“沙州回鹘窟”后，将回鹘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相对年代为11世纪初至11世纪后半期，所涉洞窟有莫高窟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窟，榆林窟21（前室甬道）、39窟。后期相对年代为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所涉洞窟有莫高窟409、237（前室、甬道）、148（甬道及内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窟，西千佛洞4、9（甬道）、10（甬道）、12、13窟。这些洞窟除莫高窟330窟是回鹘新修建的外，其余全为回鹘对前代洞窟的重修重绘。[90]  这一分期与回鹘、西夏在敦煌的活动无法对应，有待继续探讨。

特别需要提点的是，这些回鹘窟在原来所划分的“西夏窟”中，都处于莫高窟第二期或榆林窟第二期。如是，敦煌石窟便出现了西夏窟→回鹘窟→西夏窟这一奇怪的过渡现象，这种划分与回鹘、西夏在敦煌活动的历史情况无论如何都无法合拍。于是乎，刘玉权先生开始对西夏石窟的时代进行重新调整，把莫高窟和榆林窟重新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莫高窟前期石窟有58个，后期有4个；榆林窟有早期石窟7个，晚期3个。[91]  这样一来，他1982年的西夏窟分期几乎瓦解，[92]  同时，由于这一调整“没摆脱传统西夏分期的制约”，[93]  未触及西夏石窟分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于事无补的。

其三，在刘玉权先生的分期中，没有适当考虑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行时代较晚这一因素。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行始于晚期，严格一点说，应始于1159年以后。[94]  诚如段文杰先生所言：“西夏仁宗仁孝天盛十一年（1159）从西藏迎来了噶举派迦玛支系初祖都松钦巴的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尊为上师。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大量西夏石窟就是这一时期兴建起来的。”[95]  在刘先生的分期中，莫高窟66西夏窟中，第一期46，第二期11，第三期9。[96]  在榆林窟11个西夏窟，第一期7，第二期2，第三期3。[97]  将二者统合，也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莫高窟第一期第二期、榆林窟第一期；第二期包括莫高窟第三期和榆林窟第二期；第三期包括榆林窟第三期，其中第二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中期”，第三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晚期”。[98]  如是一来，许多具有明显藏传佛教风格的石窟却被归入第一期，而当时藏传佛教在西夏尚未流行；西夏晚期，藏传佛教流行，其佛教发展进入兴盛期，然而归入这一期的石窟却只有榆林窟第29、2、3三个石窟。后来虽有调整，把莫高窟第206、491、395、4号塔婆亦并入西夏晚期。[99]  但根据他的分期表，西夏早期有洞窟65个，而晚期只有7个，这仍然与西夏晚期敦煌佛教与前代相比更为兴盛的历史明显是相背的。

其四，刘先生认为莫高窟第3、465窟为“明确的元代洞窟”，认为这些洞窟与西夏洞窟“有明显的差别”。[100]  至于差别何在，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述和依据，以至于后来的西夏石窟研究者把这两个“明确的元代洞窟”归为西夏窟，甚至言其为典型的西夏窟。这么一来，西夏窟与元窟的区别又在哪里？其典型性又当如何凸显呢？不得而知。

其五，近期，银川山嘴沟石窟西夏壁画发表，尽管数量不多，但那里是西夏文化的核心区，其壁画自然具有坐标意义。遗憾的是，早期的刘玉权先生未能亲眼目睹这些壁画，今天的研究人员又未能把这些新发现艺术品与敦煌石窟的艺术风格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原来总结的敦煌西夏石窟的几个特点——壁画内容密集、千佛千篇一律、色调大红大绿——在山嘴沟石窟全然不见。山嘴沟石窟画风以疏朗为主，绘画内容也很灵活，未见千篇一律的千佛，颜色多土红，亦非大红大绿。在敦煌诸石窟中，唯有榆林窟第29窟的疏朗画风与山嘴沟石窟基本持一致（图14~15），比较接近的还有榆林窟第19窟、25窟等。

图14：瓜州榆林窟第29窟，西夏[101]

图15：山嘴沟第3窟南侧[102]

以上五点不能不令人生疑：西夏石窟艺术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就莫高窟61窟言，刘玉权先生将其排除在西夏窟之外，而沙武田先生却视之为典型西夏窟。那么，“西夏艺术风格”的界定应以何为标准呢？在这一风格未能得到明确界定之前，即以其作为判断石窟时代的标尺，可信度又有几何？

另外，沙武田博士根据61窟前上层殿堂遗址的花砖而推定“此殿堂（即皇庆寺——引者）遗址也应系西夏时代建筑”。[103]  据考古报告，这里曾出土有不少花砖，时代为五代、宋、西夏、元。因最晚者为元代，故而考古人员将上层殿堂遗址推定为元代。[104]  然，沙武田博士认为这些花砖属于西夏风格，故而推定其上层殿堂遗址的时代为西夏。殿堂遗址虽非61窟甬道本身，但对其时代的确定有重要参考意义。据笔者所知，是类花砖不见于西夏中心区域，仅见于敦煌莫高窟。如何通过花砖的风格对其进行断代？沙博士没有明言。此非本人能力所可及者，故录此有待识者明辨。

那么，是不是由上可推定敦煌石窟中西夏窟为数不多呢？就目前“西夏风格”概念、特质之模糊状况言，急于给出答案是不现实的。如所周知，1036年，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统治者曹氏归义军政权亡于西夏。只是由于当时回鹘势力强大，西夏并未对沙州、瓜州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直到1068年。[105]  兹后，瓜沙二州一直归西夏统治，直至1227年西夏国亡于蒙古。

曹氏归义军时期有画院之设，“大约延续了百余年，曾一度兴盛，在曹元忠任节度使之后日渐衰落”。[106]  曹氏晚期，势力衰微，在其灭亡后，画院也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绘画颜料来源出现问题是很自然的事。兹后敦煌壁画出现色彩单调贫乏、大红大绿等诸种情形，就绘画风格言，承袭了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画风与题材，诚如刘玉权先生所言，回鹘前期的洞窟“壁画题材布局、人物造型（除回鹘供养人外）、艺术风格诸方面，都保留着较多颇为浓厚的五代、北宋时代之遗风”。[107]  西夏时期对曹氏风格与题材的延续也是明显的，故而容易造成混淆，如被刘玉权归入西夏窟的莫高窟第65窟，霍煕亮认为本为隋窟，唐、回鹘时期曾予以重修。[108]  关友惠则以专题形式对该窟进行探讨，认为其应为宋窟而非西夏窟。[109]  尤有进者，关友惠认为刘玉权所界定的“‘西夏早期’（第一期）的六十多个洞窟壁画装饰也应该属于北宋曹氏时期”。[110]  故而刘玉权先生断言：“在画风上相似，并不就等于相同。而画风不可能与政权、时代同步发展变化。” [111]  此言颇有见地。是以，对石窟的断代，画风只可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赖。对敦煌晚期石窟时代的判定，一方面不能受制于此前所谓的“西夏风格”，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脱离前贤的研究成果，同时需更多关注高昌石窟、山嘴沟石窟和阿尔寨石窟的相关内容，尤其要关注历史背景，同时也需要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服饰史研究者的共同参与和通力合作。

六、莫高窟第61窟北壁速来蛮瘞窟之推测

 在图6所示莫高窟61窟甬道北壁绘炽盛光佛经变及供养人像中，居于炽盛光佛和助缘僧之间的中心供养人速来蛮似乎身处一个方框之中，画面泛白，与周边壁画状况明显不协调。此前，学界多认为此像为后来补绘的，但近距离仔细观察，可以确认，与持伞盖的侍从其实是连为一体的，乃同一时间所绘。而侍从又与毗邻的助缘僧连为一体，也是同一时间所绘。可以断定，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壁皆为同时所绘。

既然绘于同时，那么，何以会有如上明显差别呢？唯一可行的解释就是支撑地仗层的墙壁有别，即速来蛮像之所在与其他墙面不同，说明该部分墙壁曾被扰动过。虑及古代蒙古族的埋葬习俗，笔者怀疑，被扰动之处应为埋葬速来蛮尸骨之瘞窟所在。

古代蒙古族有“密葬”之俗，明人叶子奇记载：元世葬法，“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112]  彭大雅记载成吉思汗葬地“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113]  这一葬制，在1246年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柏朗嘉宾的可得到佐证：“他们秘密地到空旷地方去，在那里他们把草地上的一切东西移开，挖一个大坑”，放入死者遗体后，“他们把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114]  职是之故，自成吉思汗至林丹汗，一共38位蒙古大汗，至今没有找到一座陵墓。这种“密葬”方式与61窟所见有近似之处。

可与之相佐证的是莫高窟第464窟之“元代公主”瘞窟。这里所谓的“元代公主”并非来自蒙古大汗宫廷而应来自宗室诸王，很可能为速来蛮之女。前文所述为超度速来蛮亡灵而抄写的回鹘文《吉祥胜乐轮》写本就是在该窟发现的。为掩饰瘞窟所在，人们对石窟整体结构进行了改造，特意重修了前室，将原来的甬道加长一倍以上，并绘以壁画，将位于前室西北角的瘞窟（由原来的小禅窟改造而成）严严实实地掩藏了起来。（图13）其状与61窟所见颇为近似。

图13：莫高窟464窟被前室甬道北壁掩盖之“元代公主”瘞窟

后来，由于甬道被毁坏，“元代公主”墓（箭头指向处）才得以暴露。[115]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的瘗窟较为多见，有25个，其中15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7窟是改造原来的禅窟而成。[116]  据笔者研究，莫高窟北区应为蒙古豳王家族王家石窟之所在，此地为元代佛事活动的中心区域。[117]  看来，在石窟内瘗埋佛徒，在元代敦煌应为常见情形。以此类推，笔者臆测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内有速来蛮之瘞窟当非空穴来风。如能在适当机会对该壁进行探测，真相当会大白于天下。

七、余论

上文所言证据皆指向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之遗墨，故言其为元代西夏遗民窟，当无大误。对于此说，杨冰华批评道，既言为蒙古豳王家族修复，又言为西夏遗民窟，自相矛盾，“让人不知是蒙古人重修还是西夏人重修”。[118]这一质疑看起来不无道理，实则全然不知蒙古至元代的国家体制。包括豳王家族在内的蒙古黄金家族是君，其余皆为臣，君作为统治者，不仅不担任任何官职，更不会亲行修建石窟之类的事情，具体工作都是由臣下来完成的，根本不存在“是蒙古人重修还是西夏人重修”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言元代窟，丝毫没有贬低西夏人历史作用之意味，窟内众多的西夏文题记就已经确切标明了洞窟主人的归属，严格一点讲，莫高窟第61窟是元代敦煌西夏遗民在蒙古豳王家族支持下重修的。其实，除莫高窟61窟外，还有一些洞窟，如榆林窟第3窟、东千佛洞第5、7窟等，就其时代言，都属于元代，但就营造者的民族属性言，也都属于西夏人，可称作元代西夏窟，其情形与莫高窟464窟[119] 、吐鲁番小、大桃儿沟石窟[120]  被称为元代回鹘窟几无二致。同样道理，莫高窟465窟（有可能还包括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可以界定为元代吐蕃窟。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西夏文化，不能把元代西夏石窟摒弃在西夏艺术范畴之外。不幸的是，就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情况看，这种倾向却是非常突出的，在洋洋大观的西夏艺术研究著作中，很难见到有人专门而深入地研究元代西夏的石窟艺术。难道西夏国时期辉煌发达的佛教文化，到元代就戛然而止了吗？元代敦煌西夏窟恰可弥补西夏文化研究的这项空白。

当前的西夏艺术研究成果虽丰，但一般把西夏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而没有顾及西夏国时期之艺术风格在前后期的发展变化，更没有顾及西夏国时代与元代的发展与区别，其历史线索与分期都是不明晰的。西夏国艺术在元代持续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但与西夏国时期相比，元代社会环境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夏艺术之风格、内容随之发生变革都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同时代的西夏艺术进行专门研究，势在必行。能不能找出西夏前后期的典型石窟并将其作为石窟断代的标尺？这些恐均需做认真的比对和细致的研究。只有将银川山嘴沟石窟与敦煌石窟进行比较，同时探寻西夏国时代与元代西夏艺术的区别与联系，才有可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西夏艺术发展史。

元代末期敦煌石窟营建趋于繁荣，当时的统治者虽为蒙古贵族，但发挥重要作用的则是回鹘、西夏、藏与汉等民族，笔者曾对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文书做过统计，在时代明确或相对明确的107项中，属于元代者占87项，其中以回鹘文数量最多，占36项，其下依次为蒙古文（25项）、藏文（8项）、汉文（6项）、西夏文（5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末敦煌民族的分布情况，[121]  这些民族都为元代敦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元代发达的回鹘文化、西夏文化、藏文化、汉文化，为蒙古王朝输入了重要的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元代敦煌石窟的营建，即体现了多民族共同参与的特点。对元代西夏石窟艺术的专门研究，需要尽早提上日程。

此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敦煌研究院陈菊霞、张小刚暨中国国家博物馆孙博等诸位的不吝赐教。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教授及其博士生杨冰华虽然与本人持不同意见，但也都慷慨赐教。这里对以上诸位的帮助表示由衷的谢意。

此文原刊《西夏学》2017年第2辑（总第15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75~100页。本文发表后，始得见杨冰华《敦煌莫高窟皇庆寺营建时代再探》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二文分别刊于《西夏学》2017年第2辑（总第15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49—160页；《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47—158页。与原来所见提交会议的论文相比，有若干不同，多出数处与笔者商榷之文字。为便于读者阅读，兹将我们互商之文字融于文中。如有不妥之处，希见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回鹘史研究”（编号14AZD0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编号14JJD770006）。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

注释：

[1]  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第3期（总第5期），1985年，第13页；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页；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文物》1989年第10期，第83页；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2]  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第64页；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74页；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1页；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9~1140页；吴军、刘艳燕：《敦煌古代石刻艺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朱生云：《西夏时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原因分析》，《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3期，第123~134页；杨冰华：《敦煌莫高窟皇庆寺营建时代再探》，《西夏学》2017年第2辑（总第15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49—160页；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47—158页。

[3]  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57~62页。

[4]  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1页。

[5]   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第52~53页。

[6]  K. J. Solonin, The Fragments of the TangutTranslation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Preserved in the FuSsu-nien Library,《中华佛学学报》第11期，1998年，pp. 365-424.

[7]   王静如：《引论》，《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484~2492页；松泽博：《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遗文——以橘瑞超带来在龙谷大学大官图书馆馆藏品为中心》，《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第73~83页。

[8]   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1页。

[9]《元史》卷33《文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45页。

[10]《元史》卷108《诸王表》，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739页；《元史》卷34《文宗纪三》亦载至顺元年（1330）三月“甲戌，封诸王速来蛮为西宁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55页）。

[11]  杨冰华言：“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速来蛮西宁王出资重修皇庆寺”，当误，速来蛮已于至正十年去世。见其所著《敦煌莫高窟皇庆寺营建时代再探》，《西夏学》2017年第2辑（总第15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

[12]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12~116页。

[13]  杨冰华：《敦煌莫高窟皇庆寺营建时代再探》，《西夏学》2017年第2辑（总第15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54页。

[14]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敖特根：《蒙元时代的敦煌西宁王速来蛮》，《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39页。

[15]  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viertibetischen Traktaten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8212 (109), Budapest, 1970, S. 162.

[16]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11页。

[17]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36页；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79~123页。

[18] 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

[19] 霍熙亮整理：《安西榆林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20]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图版161和162；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第10卷《西夏、元卷》，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图版175和176。

[21]  图片采自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180；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图153。

[22]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图180；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图153。

[23]  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1页；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47—158页。

[24]  史苇湘：《世族与敦煌》，《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

[25]  梅村坦：《住民の種族構成》，池田温編：《講座敦煌３敦煌の社会》，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

[26]  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60页。

[27]  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6~59页；杨富学、陈爱峰：《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西夏研究》2012年第4期，第3~28页。

[28]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29]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79、149页；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30]  樊丽沙、杨富学：《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第122~134页。

[31]  罗贤佑：《论元代的民族政策》，《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254页。

[32]  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第89~93页。

[33]  村田治郎编著：《居庸关》第1卷，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1957年；村田治郎、藤枝晃编著：《居庸关》第2卷，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1958年。

[34]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经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133页。

[35]  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63页。

[36]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8页。

[37]  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第5期，第52页。

[38]  潘玉闪、马世长：《敦煌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0页；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下），《文物》1989年第10期，第86页（收入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09页）。

[39]  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9页。

[40]  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58页；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52页。

[41]  王慧慧、刘永增：《皇庆寺碑原址考——兼谈皇庆寺与莫高窟第61窟、第94窟之关系》，提交“2017敦煌论坛：传承与创新——纪念段文杰先生诞辰100周年敦煌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2017年8月23-25日）论文。

[42]  Hugh Richardson, The Karmapa Sect: AHistorical Note, High Peaks, Pure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1998, pp.369-376; Elliot Sperling, Karma pa rol pa’i rdo rje and the Re-Establishment ofKarma pa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14th Century, ChristophCüppers (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tate(chossridzung ’brel In Traditional Tibet), Lumbini: Lumbini InternationalResearch Institute, 2004, pp. 229-244.谢光典：《绕呗朵儿只的大都之行》，沈卫荣主编：《大喜乐与大圆满：庆祝谈锡永先生八十华诞汉藏佛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218~239页；谢光典：《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的河西巡礼》，提交“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敦煌，2017年5月12-16日）论文。

[43]  杨富学、张艳：《裕固族文殊信仰及其心目中的文殊道场》，提交“清凉山与华严之经：有关文殊信仰、五台山与《大方广佛华严经》多学科、多文化与跨宗教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7月12-14日）论文；杨富学：《乳必多吉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提交“首届拉卜楞藏学（高级）论坛”（夏河，2017年8月6-9日）论文。

[44]  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号，2014年，第37页；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70~71页。

[45]  谢光典：《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的河西巡礼》，提交“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敦煌，2017年5月12-16日）论文。

[46]  [汉]蔡邕：《郭泰碑》，[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76，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65页。

[47]《隋书》卷48《杨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92页。

[48]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页图47。

[4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页图45。

[50]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页图48。

[51]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1页；史苇湘：《莫高窟榆林窟唐五代宋西夏元的壁画艺术》，氏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328页。

[52]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8页。

[53]《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3页。

[54]《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3页。

[55]  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52页。

[56]《元史》卷九八《兵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8页。

[57]  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52页。

[58]  史金波：《西夏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85~187页。

[59]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8页。

[60]  佟建荣：《西夏人姓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70~171、172、189页。

[6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8页。参见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70、178页。

[62]  佟建荣：《西夏人姓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

[63]  佟建荣：《西夏人姓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64]  韩荫晟：《“西夏人”及其姓氏——读史杂谈》，《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86页。

[65]  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党项西夏史探微》，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522~554页。

[66]  [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8~199页。

[67] Paul Pelliot,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Paris, 1921, Pl. cxcviii.

[68]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21页。

[69]  史苇湘：《灿烂的敦煌壁画——莫高窟榆林窟唐五代宋西夏元的壁画艺术》，《中国美术大全·敦煌壁画（下）》，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9页；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3~234页。

[70]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12页。

[71]  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49页。。

[72]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9页。

[73]  殷博：《敦煌莫高窟回鹘时期比丘形象初探》，提交“回鹘·西夏·元代敦煌石窟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敦煌，2017年10月13-17日）论文。

[74]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49页。

[75]  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提交“2017敦煌论坛：传承与创新——纪念段文杰先生诞辰100周年敦煌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2017年8月23-25日）论文。同一题目的论文后刊于《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但其中未见这段文字。观《辑刊》注明的投稿日期为2017年6月16日，早于8月23-25日在敦煌举办的“2017敦煌论坛：传承与创新——纪念段文杰先生诞辰100周年敦煌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但又引用了笔者10月份发表于“回鹘·西夏·元代敦煌石窟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敦煌，2017年10月13-17日）的论文《莫高窟第61窟为元代西夏遗民窟说》，故而未知作者观点以何者为准，推而论之，应以《辑刊》为准。其中观点或行文的改变，有可能是接受本人意见进行了修订的结果，但作者又避而不谈。故而只能照录其说。下同。

[76]  史金波：《西夏皇室与敦煌莫高窟刍议》，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171页。

[77]  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提交“2017敦煌论坛：传承与创新——纪念段文杰先生诞辰100周年敦煌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2017年8月23-25日）论文。这段文字同样不见于《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的刊文。

[78]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

[79]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80]  段文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11页。

[81]  石附玲：《唐前半期の農業接壤地帶におけるウイグル民族——東ウイグル可汗國前史——》，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第254页；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劄记》（二），《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编》第32号，2014年，第28~29页；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54页。

[82]  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劄记》（二），《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编》第32号，2014年，第28~29页。

[83]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0~241页。

[84] 李铁生编著：《中亚钱币（前伊斯兰王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330页，图9-103、104。

[85]《元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页。

[86]  杨富学、张艳：《裕固族文殊信仰及其心目中的文殊道场》，提交“清凉山与华严之经：有关文殊信仰、五台山与《大方广佛华严经》多学科、多文化与跨宗教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7月12-14日）论文。

[87]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3页。

[88]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89]  段文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11页。

[90]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91]  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3页。

[92]  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60页。

[93]  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第27页。

[94]  汤晓芳：《阿尔寨石窟的密宗壁画及其年代》，《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7、20页；陈月香：《内蒙古阿尔寨石窟31窟壁画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页；杨富学：《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第26页。

[95]  段文杰：《莫高窟晚期的艺术》，《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第170页。

[96]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296页。

[97]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1页。

[98]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2页。

[99]  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3页。

[100]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

[101]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图124；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图100。

[10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山嘴沟西夏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图版314。

 [103]  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59页。

 [104]  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105]  杨富学：《再论沙州回鹘国的成立》，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5~385页。

 [106]  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第3期（总第5期），1985年，第12页。

[107]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8页。

[108]  霍煕亮：《莫高窟回鹘和西夏窟的新划分》，《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敦煌研究院，1994年，第54页。

[109]  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9~1140页。

 [110]  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6页。

 [111]  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3页。

 [112]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杂制篇》，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页。

 [113]  [南宋]彭大雅著，许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8页。

 [114]  Ch. Dawson, The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1955, p. 13.

[115]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12页。

[116]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46~347页。

[117]  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第54页。

[118]  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僧尼供养人像探析》，《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49页。

[119]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8页。

[120]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大桃儿沟石窟调查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7~12页；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小桃儿沟石窟调查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22~25页。

[121]  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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