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张海娟 | 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

杨富学张海娟敦煌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

2024-09-16

摘要：蒙古豳王出伯一族系察合台后裔，1276年，因不满中亚诸王的叛乱而脱离察合台汗国，投于元廷忽必烈麾下，被委以重任，长期驻守河西走廊西端的肃、瓜、沙及西域东部的哈密地区，始终处于抵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都哇等西北诸王叛乱的第一线。透过黑水城元代汉文文书，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仁宗朝文献（编号F116:W561）、TK204文书、TK248文书等，可见作为元代之军事集结地与物资供给地的亦集乃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元朝西北边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堡垒，而活跃于西陲重地的豳王出伯家族一直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引以为援，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之稳定。

关键词：蒙古豳王家族；亦集乃路；元代；敦煌

一、前言

豳王为元代出镇宗王之一，13世纪晚期崛起于河西。豳王乌鲁斯之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其曾祖为成吉思汗之次子察合台，祖为拜答里，父为阿鲁浑。以世祖忽必烈忙于南下攻宋，无暇西顾为机，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都哇等倡乱西域，势力范围迅速扩展，继而对元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恰值此时，出伯兄弟率领上万骑兵东归，使元朝西北边防军势力大涨，给岌岌可危的西北形势带来了转机，故而出伯兄弟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

出伯家族在对海都、都哇等叛军的征战中，屡立战功，相继受封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计四个王号，分别驻牧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市）、瓜州（甘肃省瓜州县）、沙州（甘肃省敦煌市）和哈密（又作哈梅里），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命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镇御有劳”，[1] 始终处于镇守与巩固元朝西北边防的第一线。

尽管豳王家族为元代活跃于西北地区的宗王之一，但是由于传统史料对其鲜有记载，且多为只言片语，疏漏者甚多，因此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豳王家族于西北地区的历史活动，特别是军事征伐行动不甚了解，致使研究稀少。可喜的是，20世纪初以来，敦煌、酒泉、黑水城等地发现了不少有关蒙古豳王家族的文献，尤其是黑水城所出土的一批元代文书，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仁宗朝文献（编号F116:W561）、TK204文书、TK248文书等，内容涉及蒙古豳王出伯家族之政治、军事活动，或直接或间接地描绘出了豳王家族于西北诸地的历史活动图景，特别是其与亦集乃路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拟就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做以探讨，旨在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亦集乃路与豳王家族之军政关系

自归附元廷迄元王朝倾覆，豳王出伯一族世受大汗之命镇守西陲，与同为察合台后裔的阿只吉构成了元代西北边防线，同时他们还与出镇漠北的晋王甘麻剌、安西王阿难答等互为犄角，遥相呼应。史载，出伯之军曾远足岭北之地，协助元廷镇压诸王叛乱。尽管这一军事征伐与西北地区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倘若作为元朝“祖宗根本之地”的漠北地区陷入叛王之手，唇亡齿寒，西北之地势必会受到威胁。因此，出征岭北，也是豳王自保的措施之一。[2]

至元末年以来，元朝与海都、都哇的争夺重点移至漠北。[3] 这由《史集》所述至元末年双方于边界地区驻守为数众多的诸王、大将即可窥见。[4]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海都犯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出伯率领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察乞儿、合丹对其进行征讨，[5] 以其功，于该年三月“赐诸王术伯银五万两，币帛各一万匹”；[6] 六月“壬戌，赐诸王术伯金银皆二百五十两、币帛纱罗万匹”；“丁卯，又赐诸王术伯银二万五千两、币帛纱罗万匹”。[7] 但叛乱并未平息，海都继续割据和林以西地区，成为元廷的后顾之忧。至元三十年，元廷将海都势力逐出岭北，驻军安台山及称海（又称镇海，今蒙古国哈腊乌斯湖之南）沿边之地，由岭北诸王、安西王阿难答、汪古等部军协防，与阿只吉、出伯所率西北军遥相呼应。又命铁穆尔为最高统领，以便统一指挥诸路大军。至元三十一年，铁穆尔回大都继汗位，是为成宗，以其叔宁远王阔阔出代总边兵。大德二年（1298年），由于阔阔出及其将怠于备防，遭到都哇的突然袭击，大败。[8] 及至大德四年六月，出伯奉命率领驸马蛮子歹、太子海山等人，经由亦集乃路入戈壁石川，征伐海都叛军。最终于大德五年成功平定海都叛乱，出伯、蛮子歹也因功受赏。

然而《元史》对于大德四年出伯率军征讨海都叛乱一事未有记载。及至武宗当政，更将此功多归于其名下，“成宗大德三年，以宁远王阔阔出总兵北边，怠于备御，命帝即军中代之。四年八月，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五年八月朔，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之地，海都军溃。”[9] 显然，这里忽略了出伯、蛮子歹在北征海都之战中所作的巨大贡献。而其他传统史料对此更鲜有述及，使得我们对这次平乱活动所知甚少。幸有《大德四年军粮文卷》的出土，才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诚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552所记：

皇帝圣旨里，亦集乃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六月／，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本路经赴术伯大王位下，为迤北军情声息勾当等事。在仓粮斛数少，旦夕不□。□大王大军经过迤北征进，到于本路支请口粮，委是不敷支遣。又□处人民所种田禾将欲出穗却被蛆虫食践，未见收成□□。特已于五月廿四日、六月十八日两次差人赍解，赴省计禀，攒运粮斛，准备支持，去后，今有廿二日，有使臣帖失兀阿鲁灰、术伯大王位下复回说称，术伯大王军马经由本路入川征进，准备炒米等事。本路／系小麦一色，又兼数少，委是不敷申禀，早为于甘州等／。术伯大王位下使臣也帖立秃思不花赴晋王位下，传奉脱忽帖木儿大王、脱忽答大王令旨，经由本路入川征进，准备炒米面／。[10]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现存文书六件，每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大致记录了亦集乃路、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为出伯大军筹集军粮的过程，同时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伯率领诸王军马征讨海都叛乱的战役。[11] 由文书可证，大德四年奉命率军经亦集乃路出征岭北，平定海都叛乱的正是诸王出伯，而驸马蛮子歹、太子海山、脱忽帖木儿大王、脱忽答大王等均受其统辖，亦集乃路则为出伯为首的诸王大军的集结地与粮草供给地。同时，透过文书我们亦不难窥见出伯之军的出征路线。是时，总领甘肃兵柄的出伯应就近率军借助“专备军情急务”的纳怜道至亦集乃路，然后经由亦集乃路“入川”（即黑水城西北之沙碛，其地为亦集乃路通往和林的必经之路）而达漠北之地，抗击海都。晋王甘麻剌及海山则分别负责和林、称海两个战区的军事活动，二王并立，并成犄角之势，互结为援。时晋王已封藩，镇守和林数载。而出伯大军于此时经由亦集乃路前往漠北，即是要与晋王甘麻剌、海山等人协同作战。因而无论是行军亦或作战，皆与晋王等相呼应。大德四年八月，诸王大军败海都军于阔别列。因其功，九月“赐诸王出伯所部钞万五千四百余锭”。[12] 翌年八月，元军又败海都于迭怯里古。出伯、蛮子歹也因功受赏。大德五年七月，“赐诸王出伯等部钞六万锭，又给市马直三十八万四千锭”；“给诸王出伯军钞四十万锭”。[13]

大德七年，海都亡殁，都哇率军与元王朝求和，西北藩王叛乱皆平，蒙元王朝重现和平。然而皇庆年间元廷与察合台汗国间矛盾始终存在并不断加剧，以至酿成延祐元年（1314年）之战火重燃，十年和平毁于一旦。对此，《句容郡王世绩碑》有如下记载：

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诸王复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按，即床兀儿）方接战，有敌将一人，以戟入阵刺王者，王擗其戟，挥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殒于马首。乘势奋击，大破之。遣使入报，有尚服之赐。[14]

由是可见，延祐元年，时任察合台汗的也先不花率军入侵元境，为元朝大将床兀儿所败，战事甚为惨烈。翌年，仁宗下旨征伐察合台汗国，致使战事进一步扩展。对于仁宗下旨一事，汉文史籍未见记载，仅有波斯文史籍《完者都史》有载，当元仁宗所颁要求“把敌人从自己的禹儿惕驱走，夺其夏营地和冬营地为我所有”的圣旨到达后，脱火赤的军队发动进攻，经过三个月的战斗，终得驱敌于外。而术伯（出伯）诸子所率军队则驱敌四十日程，直至占据了哈迷里。[15]

显然，此次奉命出征察合台汗国的不仅有原驻于金山之西的脱火赤丞相，亦有世守西北之境的豳王出伯诸子。关于此处出伯诸子所指，刘迎胜先生认为乃是以宽彻为主的出伯后裔。[16] 笔者认为延祐初年奉命出征察合台汗国的出伯诸子除了宽彻外，豳王喃忽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大德七年都哇已率军与元廷约和，但是在元王朝与察合台汗国的沿边之地，两军仍持对峙屯戍的态势。对此波斯文史籍《完者都史》有如下记述：

合罕的军队的前锋BHIRKĀ（？）在边界上，如同并联的手指一样相连的驻扎着。与之相对的、相平行的也先不花的军队也有禹儿惕。首先，与占据其禹儿惕阔客·火亦（kūk huī，按应源于蒙古语kok hoi，译言“青林”）的都哇之子也先不花和也不干相峙，属于合罕之军的不花元帅（Būqā Wīnshā）之子脱火赤（Tūghājī）丞相，率十二土绵之绢，有其禹儿惕和居地，其驻夏地市野孙沐涟之畔，而其驻冬地则在火孛（Fūtāq，应为qūbāq之误）。紧接着他的是因征服了蛮子和南家诸国而（成为）伯颜大丞相的那可儿的钦察种的土土哈把阿秃儿之子床兀儿Dāng（？疑为Wāng“王”之误），在其侧率五土绵军队驻于Qūnqūrtu Wālāi Tāq。与之相对，彻彻秃（JJKTū）之子失烈（Shira）斡兀立及其那可儿忽秃忽把秃儿率本部人马相峙而驻。他们的下面是术伯（原文为Chupān，疑误，似应为chūpai）之诸子喃木忽里（LmghūLī，疑误，似应为Namghūlī）和伯颜塔失（Biyāntāsh）以及Qiyān（按，疑拼法误，似应为Qabān，合班）之子宽彻，率领十二土绵之军，驻于从Sīkhū——正是如此——直到感木鲁(Qāmal)和畏兀儿思单之境（Walāyāt）。与他们相对的是都哇之子也先不花的兄弟叶密里·火者（Imilkhhwāja）率二土绵军队驻扎着。这些都是合罕军队的西部和南部侧翼的前锋和前线。[17]。

由是可见，豳王出伯之后喃忽里及宽彻率军戍守于哈密以东至河西走廊一线，而脱火赤丞相则领军驻守于漠北霍博（又作火孛）与野孙沐涟一带。[18] 两者遥相呼应，成为元朝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左膀右臂。大德十年（1306年），察八儿军为元廷挫败后，脱火赤曾受命与喃忽里、把阿秃儿等率军十万，从哈密里出动，与都哇合击察八儿，最终迫使其投降。可见，早年即有喃忽里、宽彻与脱火赤戍守元疆，共御敌寇的交往。

而黑水城出土的F116:W561文书极可能与出伯之子喃忽里于延祐二年（1315年）奉命出征察合台汗国一事相关。该文书记述道：

皇帝圣旨里，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据畏兀儿字译读行□火者文字里说有。在先,暖忽里入川去呵，炒／面这／今奉／入川去的时分，／里根底，依在先与来的体例／嗦有。怎生？行与亦火□者。得此，照得，延祐二年六月初一日，据肃州路申，忽都伯／暖忽里豳王入川炒米面，依术伯豳王入川炒米面两石面／本处税粮并仓屯／豳王入川炒米面，照依／行劄付，肃州路亦只失／本位下收管去讫。[19]

其中的暖忽里即出伯之子喃忽里。出伯亡故后，他承袭了豳王之位，此后该王号一直由其后裔承袭。喃忽里在位期间，秉承父志，坚守在西北边防第一线。史载成宗大德年间，他曾与兄弟那木达失、宽彻统领十二土绵之军与察合台汗都哇之军对峙西陲。[20]

尽管仅有袁桷《拜往元帅出使事实》、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等少数元代汉文史料对皇庆、延祐年间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之兵锋再起有所涉及，但再结合波斯文文献所述，我们仍可窥见此事之一二。延祐年间奉命率军分两路合击察合台汗国的一路即为原驻金山之西的脱火赤、床兀儿之军，另一路则为镇守河西、哈密之地的出伯之后喃忽里、宽彻之师。据考，此次暖忽里之“入川”，当是自沙州前线就近进入哈密附近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一带的戈壁石川，向西攻击的目标正是察合台汗国。[21] 对于延祐二年喃忽里率军出征察合台汗国一事，《元史》无载，盖与仁宗一朝不重用武宗时期的宗王显贵有关。

由是观之，世守西陲之地的蒙古豳王家族曾分别于大德四年、延祐二年经由亦集乃路征行漠北及察合台汗国之地，而亦集乃路也以其“置在极边，连接川口，紧靠迤北”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了诸王大军的集结地与军粮供应地（详见下文）。黑水城出土《大德四年军粮文卷》及F116:W561文书为我们探讨大德四年出伯率领驸马蛮子歹、太子海山等人北征海都叛军，延祐二年喃忽里率军出征察合台汗国之事提供了佐证。

关于亦集乃路与豳王家族的行政关系，因亦集乃路在行政上隶属于甘肃行省，因此要论及于此便首先要对甘肃行省与出伯家族的关系做一交代。

甘肃行中书省的设置可追溯至世祖忽必烈时期。是时，为了削弱宗藩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元廷于中统二年（1261年）在西夏故地设立中兴等路行中书省，即甘肃行省的前身。治甘州路，统有七路二州，[22] 分别为亦集乃路、甘州路、永昌路、肃州路、沙州路、宁夏府路、兀剌海路、山丹州及西宁州。[23] 甘肃行省地处西北边隅，长期以来即为军事重地，且宗王分封制、出镇制常行已久，其辖区及周边地区，活跃着众多分封、出镇宗王，特别是自察合台汗国归附元廷的豳王出伯家族，成为了抵御西域诸王叛乱的中流砥柱。出伯在边十余年，河西编氓耕牧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24] 由于驻于西北之地的诸王驸马贵戚盘根错节，政治、军事形势颇为繁复，这也就造成了较之它地，元廷行省西北的特殊形态，即推行行省与诸王并行分治，共同管理着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宜。因此，甘肃行省的设置可谓是河西地区行省化与内地化过程中的产物。[25]

元代诸地行省主要掌国庶务，“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26] 而甘肃行省作为元廷诸行省之一，亦不例外。在钱粮方面，中央所拨发的钱钞等，基本都由甘肃行省支配，这些钞币多用于和中或入籴粮食及赈济所属地区的饥民等事宜。[27] 在屯种方面，民屯、军屯或军民混屯兼有，且分布很广，包括瓜州、沙州、甘州、亦集乃路等地。在漕运方面，由于甘肃距京师及中原地区辽远，物资运输具有诸多不便，因此疏通运道为甘肃行省又一要务。大德七年曾修阿合潭、曲尤壕，以通漕运。[28] 豳王家族作为出镇西北宗王之善战者，不仅拥有直属军队，而且更统辖诸王协力军、当地军阀、蒙古千户集团、探马赤军及红袄军，[29] 且在至元二十五年至武宗初期“总领兵柄”。[30] 豳王家族还曾受命管理驿站、屯田、仓库、采玉诸事，权势之炽，显而易见。如此一来，甘肃行省与豳王家族在统领军权、军需财赋等方面便形成了分权，从而达到了元廷令诸王与行省间相互协调、相互掣肘的目的。甘肃行省辖下的亦集乃路因其为“专备军情急务”甘肃纳怜道的中心枢纽，且“置在极边，连接川口，紧靠迤北”，遂成为征行漠北、西域之地的诸王军马的集结地，承担着向过往的蒙古大军、北庭元帅府、蒙古元帅府、征西元帅府及驻守西北的诸王军马供应口粮杂色的任务。上述两件黑水城出土文书即反应了甘肃行省令亦集乃路为经行其地的出伯大军、喃忽里大军筹措军粮之史实。亦集乃路既为甘肃行省所辖之下路，为征行漠北、西域之地的出伯家族大军提供粮草转运与支持即为该路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亦集乃路与豳王家族之物资供给

按照元廷的规定，出镇宗王的军需，主要依赖朝廷、行省、宣慰司之供给，屯田可作为补充。军粮岁赐数量有常，“非奉旨不得擅支贷”。[31] 豳王家族作为元朝出镇宗王之一，亦不例外。其军队及属民所需物资，一方面主要来自于朝廷的岁赐、赏赐、赈济以及甘肃行省的供给，一方面来自于其在镇戍地的屯垦所获。亦集乃路作为甘肃行省之下路，为包括豳王在内的边防戍军及征行诸王提供粮草支持便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

亦集乃路为包括豳王家族在内的边防戍军及经行此地的诸王大军所提供的军粮主要由甘肃行省提供，兼以本地屯田所获作为补充。关于亦集乃路的屯田，史籍记载十分有限，论及者仅限于以下诸事：至元十六年（1279年）调归附军人于甘州；至元十八年，以充屯田军；[32]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分甘州屯田新附军三百人，田于亦集乃之地。至元二十三年，立总管府。是时，亦集乃总管忽都鲁言：“所部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并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得到批准，计有屯田九十顷五十亩。[33] 在此之外，关于亦集乃路的屯田亩数及变动，几未见记载。及至至元二十五年，元中央政府又命令甘肃行省发新附军三百人屯田亦集乃路。[34] 是证，亦集乃路的屯田主要为军屯，同时亦兼及民屯。

然而，尽管亦集乃路采取开渠、移民屯田等措施以促进农业发展，但是由于亦集乃路为戈壁、大漠所围，境内戈壁、大泽、绿洲兼而有之，深受自然条件恶劣，耕地牧地面积有限等不利因素的困扰，其地的屯田收益十分有限，且不时遭受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如大德三年（1299年）亦集乃路遭受旱灾，元廷特予以赈粮以解决其缺粮问题[35]；另外，大德四年亦集乃路也曾申文甘肃行省，请求“省府借付给散布种在地所种田禾，欲出穗却被蛆虫食践未见收成”[36]，可见大德四年亦集乃路屯田遭受了虫害。囿于各种不良自然地理因素，亦集乃路的屯田收获数量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向西北边地驻军支付口粮，又要满足经行诸王大军所需，仅靠当地存粮不免捉襟见肘，困难尤大，因此，黑城文书中常常可见到亦集乃向甘肃行省催运军粮的呈文，所缺军粮主要依赖外地调运。就目前所见黑水城出土的元代文书来看，亦集乃路主要从甘州、兰州、宁夏等地调运粮草。亦集乃路为甘肃行省所辖下路，而甘州不仅为甘肃行省治所所在，且与兰州为甘肃行省的产粮区。史载“甘肃岁籴粮于兰州，多至二万石”[37]，黑水城F125:W13文书中亦有“甘州攒运粮数”，“以备申省府及关甘州路总管府照验”等字样[38]，因此甘州、兰州为亦集乃路外调粮草的来源之一。由于兰州距宁夏各千余里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余里始达亦集乃路，而宁夏据亦集乃路仅千里，是故，英宗时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乃蛮台量情而改变以往的运输路线，改由宁夏运粮至亦集乃路，岁省费六十万缗。[39]

由上述文书所记不难发现，从甘州、宁夏等地调来的粮食主要是通过攒运、和籴方式而来。攒运为筹措粮食的方法之一，据《通制条格》所载：“车户，明立脚契，编立牌甲，递相保管，然后许令攒运”。[40] 可见，攒运系官府运作。和籴法始自北魏孝明帝，宋辽金皆行此法，蒙元承袭之，尤以岭北、西北行用和籴最盛。元代和籴粮食一般由商人将粮食运送到指定的边境地区或军事活动地点，供应困乏，官府再给付钱钞或盐引。[41] 官府不参与运送，由商人负责。

除了从甘肃行省及其它地区直接获得粮草支持外，亦集乃路所需的钱钞，也往往仰给于甘肃行省的下拨，而甘肃行省下辖的丰备库即是亦集乃路之钱钞的主要来源，揆诸黑水城出土的相关文书，不难见其一二。[42] 由是以观，亦集乃所需粮饷，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甘肃行省乃至其他地区的支持，在筹措转输军粮、供应北边大军补给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兵站角色。[43]

有元一代，豳王出伯家族之军粮供应亦由亦集乃路负责运输供给，而关于亦集乃路所提供军粮的来源、运输及其它具体事宜，透过大德四年的粮草事件即可窥见一斑。是年，亦集乃路田禾遭受虫害，鲜有收成，而该路屯粮又仅有小麦两千担，远远不敷过往征行大军之用，于是，在五月廿四日申文请求甘肃行省为其攒运，以备支遣。正值此时，出伯受命率领驸马蛮子歹、太子海山等经由亦集乃路，北征海都叛军，先行派遣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本往亦集乃路急调军粮。形势紧急，亦集乃路又于六月十八日再赴申文请求甘肃行省尽快检计军粮，供其支遣[44]，但甘肃行省回复称其亦无军粮可运。忽剌术大王令调运一万军粮[45]，甘肃行省以为“蒙拨钞和籴决然失误”，请求先运亦集乃路所屯之粮，以解燃眉之急。[46] 六月廿二日帖失兀、阿鲁灰又至亦集乃路，称术伯已派使臣往晋王处禀明此事，晋王命亦集乃路尽快提供术伯军所需军粮，嗣后，亦集乃路又于六月廿九日申文请甘肃行省以钞和籴军粮。[47] 后经甘肃行省核实并给钞购粮，军粮由河西陇北道尾缝司张天福运至亦集乃路。[48]

延祐二年，豳王暖忽里（喃忽里）率军经由亦集乃路“入川”，其军队的粮草供给亦依仗亦集乃路。甘肃行中书省特此申文，命亦集乃路为其筹措。关于其供应标准，悉按照豳王出伯时的标准予以。此事，先由豳王所驻肃州之肃州路申文甘肃行中书省，再由甘肃行中书省命亦集乃路为喃忽里之军提供军粮。[49]

概而言之，经行亦集乃路的豳王家族大军所需粮草由该路负责提供，且供给有一定的标准，需经甘肃行省的核查给付。粮草来源为该路屯田所获及甘肃行省的调拨，筹措方式则以和籴、攒运为主。另外，甘肃行省还对亦集乃路提供钱钞支持，以解决该路钱粮不足之困。亦集乃路对于豳王家族的军粮供给情况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亦集乃路作为军事物资供给中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进一步探讨亦集乃路作为军队集结地与物质供应中心的角色地位不无裨益。

亦集乃路位处甘肃纳怜道的中心枢纽。吾人固知，甘肃行省境内的驿道主要由甘肃行省所辖的长行站道、诸王乌鲁斯站道、纳怜站道组成，[50] 而其中又以纳怜站道最为特殊。《元史》卷58《地理志》载：“北方立站：帖里木、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处。”帖里木是蒙古语“车”的意思，显然，帖里木道可通行大车，是大都经上都通往和林地区的主干路。木怜为蒙古语“马”之意，是由上都西行入和林之道。[51] 纳怜，蒙古语意为“小”，通常“专备军情急务”使用，由蒙古军人应役，只允许“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事使臣”经行。[52] 由于以上两道均通往和林，所以纳怜道也应该能通往和林。史籍所载纳怜道共47站，因大部分在甘肃行省境内，故称甘肃纳怜道。[53] 纳怜道以亦集乃路为中心枢纽，由此北行即可入岭北行省而至和林；南连甘州；西出沙州路，抵察合台汗国边境；东经中兴府，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而至大都。

按照规定，驿道沿线设有站赤，由为往来使臣提供食宿、车马等，同时还按照时间顺序将往来人员的来历、人数、使命、住宿天数、供应食物等具体情况记录在案，习称站赤登记簿。[54] 亦集乃路同其它站赤一样依例行事。黑水城出土的两件站赤文书，即TK204、TK248文书便记录了亦集乃路对豳王家族使臣的祗应。

这两件站赤文书约成于至正到宣光年间，比较清晰地记录了往来亦集乃路人员的具体情况。文书涉及豳王家族成员数人，如豳王嵬力、西宁为速来蛮、怯癿肃王，且其活动也多与军事有关。元廷规定，亦集乃路站赤要为往来符合承办“军情急务”的人员提供住宿，米、面、酒、肉等食物及钞定，对站赤的祗应标准也有相应的规定。按照至元二十一年（1284）的规定，正使米一斤、面一斤、肉一斤、酒一升，此外还有柴一束、油盐杂支钞三分，从人则米一升、柴一束、杂钞一分，[55] 但是，通过对这两件文书的录文可见，TK204对往来人员的祗应是符合元廷标准的，而TK248的饮食供应量比规定标准高出了一倍，所支杂钞数也比规定高出十余倍。推而论之，TK204与TK248并非同时期的文书，前者要早于后者；元代站赤的祗应标准曾发生很大的变化，元代纸币（钞）不断贬值。

豳王出伯家族世代驻守于西域东部哈密至河西走廊一带，借助亦集乃路驿道，与驻守漠北、金山一线的宗王及元廷戍边大臣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因此，往来于亦集乃路诸驿站的豳王家族使臣颇多，就目前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即有术伯使臣也帖立秃思不花[56]、怯癿肃王使臣也赤帖木儿与答立赤[57]。这些豳王家族投下使臣在经由亦集乃路前往漠北、西域的过程中所需马匹、食宿等皆有亦集乃路提供。

四、简短的结语

豳王出伯一族系察合台后裔，自投归元廷麾下，始终处于抵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都哇等西北诸王叛乱的第一线。因其功，先后受封豳王、肃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等王号，驻于酒泉、敦煌、瓜州、和哈密之地，世守西北边陲。元代之亦集乃路“置在极边，连接川口，紧靠迤北”，堪称通往岭北、和林等地的咽喉所在，同时又是“专备军情急务”使用的纳怜驿道之的中心枢纽，是征伐漠北、西域诸王叛乱的元朝大军的集结地和军事物资的供给地。豳王出伯家族前往漠北、西域平定诸王叛乱，沟通军情即藉由亦集乃路，而其所需物资亦由该路负责筹措供给。由是可见，豳王出伯家族一直与亦集乃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军事集结亦或物资供给皆仰仗之，从而为成功戍守西北之地提供了保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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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史》卷36《文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02页。[2]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8页。[3]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4] W. M. Thackston, Rashiduddin Fazlullah's Jami u 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2,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p. 447；[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等译《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7～338页。[5]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08页。[6]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10页。[7]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13页。[8] W. M. Thackston, Rashiduddin Fazlullah's Jami u 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2, p. 467；《史集》第2卷《铁穆耳合罕纪》，第382～383页。[9] 《元史》卷22《武宗一》，第477页。[10]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以下简称《黑城出土文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11] 同上，第27页。[12] 《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32页。[13] 《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36页。[14] [元]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15] 沙哈尼《完者都史》，第208页。（转引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393页。）[16] 上引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393页。[17] 罕伯里校勘本《完者都史》，1969年，第202～203页。转引刘迎胜《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49页。[18] 上引刘迎胜《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第18～19页。[19] 上引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第136页。[20] 上引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第29页。[21] 李治安《元中叶西北军队“入川”“过川”考》，《新疆通史》编委会编《“元明清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乌鲁木齐，2011年7月17～18日），第43页。[22] 《元史》卷91《百官志七·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第2307页。[23] 《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49～1452页。[24] [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337页。[25] 胡小鹏《元代河西诸王与甘肃行省关系论述》，《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26] 《元史》卷91《百官志七》，第2305页。[27] 《元史》卷10《世祖纪七》，第201页；《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32页；《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31页；《元史》卷19《成宗纪二》，第405页。[28]《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53页。[29]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313页。[30]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78页。[31]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60页。[32] 《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第2569页。[33] 《元史》卷13《世祖纪十》，第278页；卷100《兵志三》，第2569条；卷14《世祖纪十一》，第285页；《元文类》卷41《屯田》，第69页。[34]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12页。[35] 《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29页。[36]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552，《黑城出土文书》，第139页。[37] 《元史》卷139《乃蛮台传》，第3351～3352页。[38] 上引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第113页。[39] 《元史》卷139《乃蛮台传》，第3351～3352页。[40]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卷18《关市·和雇和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30页。[41]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89页。[42] 上引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第15页。[43] 丛海平《〈黑城出土文书〉所见海都之乱时期亦集乃路的军粮供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35页。[44]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553，《黑城出土文书》，第139页。[45]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581，《黑城出土文书》，第138～139页。[46]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565，《黑城出土文书》，第139页。[47]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552，《黑城出土文书》，第139页。[48]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390，《黑城出土文书》，第139页。[49] 《仁宗朝文献》F116:W561，《黑城出土文书》，第136页。[50] 胡小鹏《元甘肃省诸驿道考》，《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3页。[51]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52] 《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32页。[53] 上引胡小鹏《元甘肃省诸驿道考》，第228页。[54] 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53页。[55] 《永乐大典》卷19418《站赤三》，第7205页。[56]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552，《黑城出土文书》，第139页。[57] TK248《甘肃行省宁夏路支面米肉酒钞文书》，《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13页。

编按：本文原刊《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57—164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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