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吐谷舍娃（Л. Ю. Тугушева）著，杨富学、张海娟 译 | 新疆探察及早期中古突厥语写本的发现

中世纪的中亚对欧洲人来说，长期处于混沌状态。随着连接西方，尤其是地中海诸国与南亚的海上航线的发现，昔日作为沟通东西方贸易主要通道的丝绸之路渐趋衰落。从印度海岸到非洲东海岸，整个西印度洋都散布着阿拉伯航海者的行迹。他们梯山航海，无远弗届，对印度至中国海上航线的开通做出了杰出贡献。海路的开通，使人们逐渐淡忘了中亚，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由是而风光不再，沦为地方道路。

在13世纪初的前25年，西欧人开始对屯兵于周边的蒙古人引起警觉，并发动了十字军东征，重新觊觎中亚。那时，由基督徒牧师约翰（Presbyter John）统治中亚的传说流播欧洲。为证实这一传说，同时获得有关蒙古的可靠情报，西欧各国，尤其是教皇与法国的路易九世（Louis IX）都派遣了大量赋有外交及宗教双重使命的人等，他们都是十字军战士。为了完成各自目标，他们组织了由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修士组成的探察队，由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带队，于1245年发轫东行。其目的地是蒙古汗国的都城哈拉和林，于二年后返回。时至今日，柏朗嘉宾带回的详尽报告仍然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1249年，修士龙安德（André Longeumeau）再至哈拉和林，遗憾的是，他的探察报告佚失了。收获最丰的当属鲁布鲁克（Willem van Ruysbroeck）使团，于1252～1253年冬出发，1254年12月末抵达蒙哥汗都城哈拉和林，直至1256年才返回修道院。鲁布鲁克的出使报告涉及当地宗教、经济、风俗及各国军事力量，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料价值。

13世纪后半期，马可波罗（Marco Polo）步柏朗嘉宾、鲁布鲁克之后尘，亲赴中亚进行探察。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不同于那些赋予政治、宗教使命的报告，而是马可波罗个人在中亚和中国的多年经历。不同于修士们的阐述，他的著作可充当中亚爱好者的案头书。在此种题材出现于欧洲之前，早已有阿拉伯作家根据过往记录撰写类似著作。相比之下，《马可波罗游记》来源于作者的耳闻目睹。这本可能写成于1296年的著作，内容包括作者由君士坦丁出发，经中亚最终到达中国的这次长途跋涉之最详尽全面的描述。

中世纪早期，亲历过中亚各国首都的探险家们提及他们曾在那里见过俄国工匠、商人和使节。所以，对于受命前往中国的俄国大使之最早且最可信的记载，可以追溯至17世纪。时至1715年，俄国东正教使团抵达中国。1713～1716年，由特鲁西尼科夫（Трушников）率领的俄国第一支探险队远足中亚，越新疆、西藏北部而抵达青海湖，踏足欧洲人从未涉及的广大区域。19世纪早期，俄国科学家开始着手对中亚进行系统研究。谢苗诺夫（П. П. Семенов）赴中亚探察后，又直接帮助普尔热瓦尔斯基（Н. М. Пржевалский）四度率领探险队于1870～1885年间先后前往中亚。同往者有别佐夫（М. В. Певцов）、罗博罗夫斯基（В. И. Роборовский）和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而他们仅是其中少数人。

罗博罗夫斯基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79～1880年第三次中亚探险的第二助手，而在1883～1885年的第四次探险中，他变成了第一助手。作为1889～1890年别佐列夫探察队的成员，他深受信任，被独自派往西藏北部边塞进行探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随向导亲履海拔达5千米的高原。[1]

古代中亚旅行者及征服者途中所遭遇的困难可以用柔克斯（Jean-Paul Roux）著《塔米兰（Тамерлан）》所言作为最佳脚注：“所遇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那些会重复几十遍乃至上千遍的短语，即‘刺骨的霜冻’、‘极端的炎热’。而对地貌的描述，反复用到的词汇是‘难以跋涉’、‘绵延不尽的山峦’和‘永无止尽的阶梯’”。[2]

作为经验最为丰富的中亚探险家之一，罗博罗夫斯基领导了1893～1889年的探险。探险者从哈啦湖（Karakol）出发，沿着裕勒都斯高原、经过天山，到达吐鲁番（鲁克沁），跨越哈密沙漠，到达敦煌后，继续向青海湖迈进。除了一般性考察外，罗博罗夫斯基还给自己制定了记录吐鲁番低地及其城镇、村庄详尽情况的任务。对于高昌故城遗址及高昌王国治下的居民问题，他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对于行程中所遇遗址的考察结果，罗博罗夫斯基是这样记述的：

我们由南门进入高昌故城，我们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被广袤小米田环绕的古代遗址。这个城镇建在宽约3俄丈译注一，高约5俄丈，长约6俄里的土坯城墙内。所有的建筑都已毁坏，房子原有拱顶，大多为两层，墙内外墙都绘有佛教壁画，今已风化或被有意刮除了……我们经过有很多大佛像的遗迹，以及被损坏的寺院和庙宇。由此可见，佛教曾在这一地区盛极一时。由于当地人及周边城镇的居民将这些已倾汜的城墙捣毁、挖掘，作为种地的肥料，因此这些遗址快速地坍塌。可以想见，不久以后所有这些极其有趣的、具有考古发掘价值的神秘古代遗迹将会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在挖掘遗址的过程中，不时发现当地维吾尔人使用的各种家用器具，例如陶瓷容器、旧迹斑驳的饰品、银铜钱币以及各种写本。我想方设法搜求到这些遗物的样品。购买而来的卷轴装书籍有一英尺宽，达四阿尔申译注二长，在离门不远的西城墙附近，我看见了一个巨大的佛塔，内有阶梯可盘旋登顶。塔壁及顶部均有绘画。城东墙外有两座塔状墓群。此处还有金字塔状的墓，另有一六角形墓，上有通道可达顶部。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整个低地都是趣味无穷的，无论你到哪，满目都是当地古老文化的陈迹。[3]

在吐鲁番，探察队成功获取了大量古代物品，有钱币、陶制器物、泥塑神像等，特别具有价值的是那些写本样品。他们被即刻运往圣彼得堡，引起了部分学术团体的热切关注，进而引起了1898年由克列门茨带领的以获取相似材料为目的新疆探察。这次探察携回了价值连城的早期中古突厥语官文书，不久由拉德洛夫（W. Radloff）刊布，陆续收入了他集大成著作之中。[4]

罗博罗夫斯基是敦促尽快开展新疆古代文明世界研究的学者之一。同时，通过调查，他对当地的人口构成、经济、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文化和其他方面都进行了论述。他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堪称突破。作为一位富有天赋的艺术家，他对当地的自然地貌、风景等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同时，他足涉吐鲁番低地及周边，如鲁克沁（Lukchun）、Bogar、鄯善（Pichang）、连木沁（Lamjin）、Chuvanker、七克台（Chyktym）、吐峪沟（Toyuq）、胜金口（Sängim）、高昌故城（Idiqutshari）等地，对当地居民及古代遗址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堪为第一人。

这一地区非同凡响的考古发现，尤其是罗博罗夫斯基于所率1893～1895年探险队所获之物，由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学分会得考古学家们进行了研究，著为《塔里木盆地考古探察札记》一书。[5] 1903年，在俄国学会所遣中亚及东亚探察队成行后，新疆探察队定期报告了所获突厥语写本的情况。由贝热佐夫斯基（М. М. Березовский）率领的探察队及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俄国第一次新疆考察也运回了一些早期中国突厥语官文书，随后由马洛夫（С. Е. Малов）刊布。[6]（图1）

图1 奥登堡于新疆携归14-15世纪佛教绘画

（编号SI 06，面积17×13.5cm）

即使在对该地区进行研究的早期阶段，科学家便深信自古时起，由于新疆城市及农村人口的外迁，导致了河床的提升。奥登堡写道：“现在我们不能期望在这一地区找到任何与庞培所获相类似的东西了，因为这里的生活水平正逐步下降，或者已经逐渐改变了。”[7] 尽管事实已经明了，但那里曾流出这样一个古老传说：一个城镇顷刻间被埋葬于黄沙之下，无一人幸免于难。这一故事被记录在古代的编年史中，由新疆人代代口口相传，直至20世纪。[8]

奇迹故事并非随时可创造出来。例如，16世纪的编年史著作《史集（Tarih-i-Rashidi）》的作者米尔咱·海达尔（Mirza Haidar）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疆杜格拉特部（Dughlat）成员。该书讲到，作为当地统治者，米尔咱·阿巴·帕乞儿（Mirza Aba-Bakr）曾命令囚徒挖掘名为哈齐克（Kazik）的古城：

他命令囚犯挖掘某些古城，并淘洗挖出来的泥土。如果有大的东西，就会挖出来；如果有[诸如宝石之类的]小东西，在洗[土]过程中就会发现。这样一来，发现了无数的珍宝、金银等财物。我曾听他的一些亲信说，在于阗城堡内曾发现一个宝藏。共有二十七瓮，瓮的容量很大，一个人带着箭袋无须弯腰就能进去了，[甚至不用碰到瓮的四周]。每一个瓮中都有一个铜罐，其中有一只便落在我的手中。这是一种颈长而窄的瓶子，瓶上安有粗糙的铁柄。罐中央有铜壶嘴，壶嘴的孔与罐口齐平。据估计，它的高度在一加兹半以上。[9] 盛满水的时候，两个人很难把它抬起，更无法移动它。每一瓮中都装有一个罐，罐中装满金沙；[罐的]外面放置银锭（balish）。在诸如《世界征服者史（the Jahan-Kushai）》、《史集（the Jami-ut-Tavarikh）》等史书中，对银锭是这样描述的：“一银锭相当于500[银]密思克耳（mithkal）译注三，制成中间有凹槽的长砖形。”[当时]我只闻其名，但从未见过实物，只是在这些书中读到关于它的描述。这些银锭被置于瓮与罐之间的夹缝中。因其珍贵，[当苏檀·赛德汗（Sa’id-khan）[10] 征服鸭尔看（Yarkänd）时]，很多银锭被当做珍宝买走，落入可汗军队之手。我也买了其中的一瓮，因此得亲睹银锭。[11]

需要指出的是，米尔咱·海达尔提到的这些银锭，在新疆时曾作为价值尺度——货币使用。[12] 由此看来，米尔咱·海达尔的陈述似乎可以印证上面提及的那则让人着迷的传说，即因遇到了灭顶之灾，迫使其主人匆忙离开家园，未能带走自己的物品、财产或有价值的东西。

俄罗斯中东东亚探察委员会于1909～1911年及1913～1915年二度派遣马洛夫赴新疆考察。他探察的主旨在于人种学和语言学而非考古学，注重于写本收集。他通过传统路线经由中亚到达乌鲁木齐，再到哈密，然后穿越哈密沙漠后到达了甘肃。保存最为完，内容也最丰富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就是他第一次探察时在甘肃肃州附近文殊沟发现的。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官文书，随后予以刊布。[13]

在马洛夫着力收集人种学资料的旅程中，对现存的突厥语及其方言进行了研究，正是他开辟了研究鲜为人知的语言及方言——例如裕固语、撒拉语、哈密语、罗布泊语、和田语以及现代维吾尔语某些方言——的先河。由于浩瀚沙漠的隔离，绿洲居民仍旧保留着自身的方言，各不相同，有些明显区别于现代维吾尔语书面语。马洛夫第一个指出，绿洲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方言不能归类为现代维吾尔语的方言，而应该根据其自身特性，通过与突厥语族的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进行分类，尤其对于罗布方言、和田方言和裕固语，更应如此。马洛夫写道：“裕固语很难被认定为维吾尔语……它或为古时候已经柯尔克孜化了的维吾尔语，要不就完全是另一种语言”。[14] 马洛夫对新疆现存方言及语言进行分类，以反映各自的显著特征。然而这种特征在现代维吾尔语的同化下消失很快。实践表明，一些独特语言、方言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主要得益于流布区的独立性。这对书面文献的研究有启发意义。

马洛夫获取了大量的人种学材料，涉及裕固族、撒拉族、罗布人、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土著民族。其收集品包括多组结婚礼服、妇女用装饰品、男用物品及孩子的衣服，还有乐器、神像及其他崇拜物、家庭用具、狩猎工具、农具及其他器械、铜镜、锁子甲残片等，而且，他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俄国探险者将中古早期突厥语写卷携归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归于中亚特藏，依其出土地而分为十组。中古早期突厥语写本总数达4000件。主要发现于遗址中，为沙和残物所掩埋，呈半腐烂状，只有保存相对较好的少量写本可以复原。其中大多都被当作圣物供养于寺庙或藏书室。

对于早期古突厥语写本，可依其内容分作二类。第一类为宗教典籍和哲学著作，第二类为各种日常所用文本（医学、天文学和占卜书）、书信和种类繁多的契约。就数量言，以第一类居多，只是完整、无残缺者鲜少。著名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q）》属于晚期写本，最完整的本子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系由高昌回鹘王国著名学者胜光法师（Sïngqu Säli Tutung）所译出，写本为贝叶装，存374页，面积22cm×58cm。从尾跋知，抄写年代在17世纪，但其语言却了无被现代维吾尔语同化的迹象。

在胜光法师的其他译作中，《玄奘传》最引人注目。（图2）该书前五卷由弟子慧立撰写，记录了玄奘于7世纪前往印度求法的历程。语言优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图2 回鹘文《玄奘传》，10-11世纪写本

（编号SI 3156，面积42×17cm）

俄罗斯科学院保存相对完好的属于同一时期的回鹘语文献还有《十方平安经（Tišastvustik）》（写本，面积14cm×13cm，存43大张）、《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普门品》的突厥语译本（写本，卷轴装，存文字236行）、《摩尼教徒忏悔词（Xuāstvānīft）》（写本，卷轴装，存160行）。此外还有《十业道譬喻鬘经（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佛说无量寿经（Amitayus）》、《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säkiz yükmäk）》、《白莲社经》（图3）等。世俗文书以契约居多，主要集中于奥登堡、马洛夫和科洛特科夫（В. С. Колоклова）收集品中。（图4）

图3 回鹘文《白莲社经》，10-11世纪写本

（编号SI Uig. 4，面积13×17cm）

早期中古突厥语写本的最初收集缺乏系统性，故同一著作的残片会在不同的收集品中出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收藏的古文献使用的文字种类繁多，有突厥卢尼文、摩尼文、福音体文字、婆罗迷文（或中亚变体）、吐蕃文、回鹘文等。从材料的分布情况判断，回鹘文在宋元时代是新疆最流行的文字。它的流行可能与其简洁明了息息相关。在早期回鹘文中，字母数仅有16个，用以表达36种左右突厥音位及其变化。后来字母有所增加，但也不超过20个，应声代用之字甚多。回鹘文字的这些特征，有时会造成回鹘文文献的破读显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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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原刊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03—310页，原文图3、图4顺序有误，微信版已作订正，如若引用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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