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阅读生活（上）

2015年1月10日，丁东接受了孙沛东的采访，回忆知青经历和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以下是交谈的主要内容：

丁：我初中考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北京师大一附中。文革前读书，我挺规矩的，读的课外书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文学作品。父亲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欧阳海之歌》、《红岩》，是我最早读的课外书。父亲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工作，单位的图书管理员是一个老太太，叫杨美真，原来是章乃器夫人。1957年章乃器被打成右派。当时组织动员杨与章乃器离婚，给章施加心理压力，杨就要求跟章乃器离婚。然而离婚之后。杨还是被打成右派。她想跟章乃器复婚，章没有接受，而是找了其他伴侣。杨美真在四十年代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和章乃器在政治舞台上共过患难，也曾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她的经历，但我知道打成“右派”后，她就成了图书管理员。到了七十年代，我们两家成了邻居。我跟邢小群是1977年结婚，给她送了一袋喜糖，她送我们两个玻璃杯，对我们着重其事地说：祝你们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奋勇前进。

文革一开始，大字报披露了高层很多内情。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想多了解一些内情，开始看一些政治性的书籍。《赫鲁晓夫主义》这本书，是我父亲借来的，我当时也看了。书的作者古纳瓦达纳是锡兰共产党的领导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讲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关系，说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在怎么恭维斯大林，歌功颂德，在斯大林死后怎么样否定斯大林，介绍了苏共的两次权力斗争，一次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怎么战胜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有一次是赫鲁晓夫怎么被勃列日涅夫干倒。读这本书，让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国家上层的权力斗争。我有一个同学卢叔宁比较早地怀疑林彪，他也看过这本书。他一点破这件事，我看这本书得到的知识马上就全部被激活了。这本书是我最早读的外国人写的政治读物。

孙：您记不记得具体是那一年读这本书？

丁：应该是在插队以前。我是在1968年底插队的。我在中学时代，看这种政治读物比较晚，但是这本书我看过。文革开始以后，一个是爱看大字报，了解点上情；文革中群众组织可以油印各种动态，如中央首长讲话之类，我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文革中没事干，就搜集毛泽东未发表的讲话，《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各种版本能买的尽量买，买不到的就抄写。我父亲身体很不好，六十年代初，下放山东一年就得了肝炎，以后就是肝硬化。腹水，做手术不成功，在家养病没事干，因此就编校毛主席没有发表的讲话，他整天就干这个事。因此我也就看了很多《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没有的讲话，实际上使我潜移默化地也了解了一些上情。文革中1966年6月初停课，以后1967年复课闹革命也没复成，67、68两年，我就到学校革委会的小报当了编辑，整天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内容应当说是完全跟着主流宣传走的，但是我在那里学了编辑业务，怎么改稿子、怎么划版，怎么写评论等等，等于我学了编辑的第一课，应当说我在十六七岁就是一个熟练的编辑，但是我的知识储备不行。接触的全部都是两报一刊社论之类的东西，写文章也是学戚本禹、姚文元的口气。

1968年底我就下乡插队了，当时我挺主动的，满怀豪情。别的同学都是坐火车去的，我和杨小平、文重萍三个同学组成一个小“长征队”，行李随着火车走了，我们从北京走到山西，走了20多天。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聊。杨小平是老高三，他父亲杨伯箴是驻瑞典大使，文革中杨小平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反对工作组。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得到刘少奇直接支持，杨小平也受到迫害。翻过身来，就做了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对中国高层政治知道得比较多，自己也进入了政治漩涡。我们“长征”一路上就聊中国高层政治怎么回事。学校的氛围和下乡插队的氛围，使我对国家大事、对高层政治关注度比较高。

到了农村下乡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箱子里带着我父亲送我的一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们下乡真是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了山西，我们先参观大寨，还跟陈永贵握了手。后来到了村里，真想按照《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那样大干一番。实际上即使看了那些书，到农村也使不上劲。我们大队的掌权人是县武装部重点扶植的典型，对权力很在意，怕知青夺了他的权，始终保持着警惕性。后来他看我们这些知青也很受县里重视，就赶快给我们一些小职务，什么民兵连副连长、副排长之类。

孙：就是把知青纳入他的统治之下？

丁：也给我封了一个副排长。第一年劳动强度特别大，因为他好大喜功嘛，老要加夜班，搞农田基本建设，所以第一年也没什么看书时间。第二年看书的时间就多了，为什么呢？到了1970年，县里组织“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把我们这些知青抽出来，到另一个村里去当工作队。工作队一般由公社干部、知青、转业军人和教师组成，去整顿另一个村子的领导班子。到那儿，劳动就成了象征性的，因为你在本村劳动，得和农民一样受苦。你要是不出力，人家给你评工分评得很低，你也没面子。但是到了另一个村，你就成了管人的人，一天三出勤，我坚持一出勤就是好干部，因为你不挣它的工分，又下地干活，这样我就有了读书的时间，很愿意读一点书。光读《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也不过瘾，就想再读点别的书。知青之间就互相借书看。我们那个县的三个知青点，都有爱读书的学生，互相串，互相借书看，一个相隔四十里。一个相隔二十里。借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本苏联小说：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和《叶尔绍夫兄弟》，这两本书是文革前，我们翻译过来作为反修用的，柯切托夫是苏联的作家协会领导，是苏共中央委员，是属于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但是他的小说我们看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学作品，在50年代刘宾雁和王蒙写官场的矛盾冲突被打成右派之后，谁也不敢写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柯切托夫写了这些，官场里有一些奸猾小人，权术上搞一些阴谋，搞“假大空”的东西。他虽然在苏联文坛上是一个保守作家，但是小说拿到中国，里面很多东西却让人感到具有批判性，影射性。我们现实生活中各种“假、大、空”，还有部队干部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了，从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参照。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后来柯切托夫的几本小说我国都翻译了，文革中上海翻译了《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文革前还出版过《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曾经由邵燕祥执笔改编成话剧，文革前在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当时演出意在反修。

你提到沙龙的问题，1970年到1971年，我回北京也接触过沙龙，这个沙龙在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和杨健的《文革中的地下文学》里有记载，当时在北京市很有名。主人叫黄以平，是北京101中高中的一名女生，她父亲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黄秉维，1955年的学部委员，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她家比较宽敞，搞沙龙有地方。我在她家见过伊林、涤西、柯云路。张木生也是她们家的客人，不过我当时没见过。那个时候就知道张木生在内蒙古插队，提出反思人民公社，被一些和他观点不同的中学生告密。毕竟张木生父母认识周恩来，所以他没有遭受牢狱之灾。黄以平家的沙龙在北京算层次比较高的，在她家进进出出的人，在后来史上有名的能举出好些。我当时喜欢文学，所以我手抄的东西都是一些诗、剧本之类。

我在1971年底还经历过一件与读书有关的事。1971年国务院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要把文革前的出版物清理一下，能够重印的就重印，要求各地成立“三结合”的审读小组，讨论哪些书可以再版，哪些书不能再版。我插队的沁县分到两本书，一本叫《故乡散记》，是一个沁县人回故乡写的散文，但是那本书没找到，没有样书。还有一本是段杏绵写的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叫《地下小学》。这本书找到了，我们就讨论这本书。我们这些知青思想比较开放，认为这本书没问题，县武装部的干部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是美化了日本兵，他用“三突出”的逻辑来批判。县武装部的干部发表了意见，当地的人不敢提不同意见，审读组里有两个知青，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杨志栓，敢和武装部的干部唱反调。后来这两种意见报上去，上面说这个县的审读水平比较高，因为毕竟有人赞成无条件解放。

就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偷过书。要审查两本书，我们不能只读一本就算了，那本书我们也要求找一找，县里有中学，有师范，图书馆里或许有这本书，我们就去图书馆里找书，穿着大衣进去，顺了几本书出来。我顺了两本诗集，杨志栓顺的是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说明他当时读书层次比我高，他知道史学经典是什么。

我们村知青有文学社团，五、六个人喜欢文学，我们村叫长胜村，组成的文学小组就叫“常青文”，长胜知青文学小组的意思。的爱写诗，有的爱写小说。韩旺辰专门学浩然，《艳阳天》都快背下来了。我那时候读小说也是这么一个水平，什么《创业史》、《青春之歌》，读柯切托夫就是层次高一点的了。当时喜欢写点诗，学郭小川、贺敬之。我学这个得到了实际的收益，我当时写的诗在《山西日报》登出来了。当时媒体特别少，全省公开媒体就那么一两个，除了《山西日报》，还有内部通讯员业务培训的一个刊物，我也登了一次。我的诗在这两个媒体上各登一首，在县里就不得了了，为这个县作了大贡献。因为那时是军队干部掌权，军队很在意宣传。是评比的一个要素，所以要求通讯组在省和地区的报纸上露脸，我在报上发表东西也算是政绩的一部分。县通讯组长郭同德对我特别好。我就把自己的作品抄了一份放在他那里，这无意间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当时大学要恢复招生了，招工农兵学员，大家都想当工农兵学员。第一年还算相对正规，有一些表现好的、各行业的标兵的可以得到推荐。当然也有不少是领导干部的亲戚。我什么都不是，过完春节也想回到县里争取上学，他们说不用争取了，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要借调你了。当时山西省委书记曹中南让省委政策研究室从知青中挑人，他们兵分三路到各地去选人，到我们县，县委通讯组长郭同德就把我推荐上去了。当时我不在沁县，也没有面谈，就决定要我了。我们县一共选了两个北京知青，王川在村里已经入了党，他有行政能力，后来做到金融界高管。我没有求人，送礼，就靠笔杆子从插队的地方跳了出来，真是天上掉馅饼。进了研究室，就开始了读书生活。

文革前省委、省人委、省中苏友协等几个单位的书全收集在研究室，省委大院里就这个单位书最多。我们刚去不久，单位就要搬家，因此需要把那些书籍归类、打包、整理。我本来就有读书的爱好，所以在整理的时候，这些书心里就有了数。什么书找不到，我就可以找到。到了1973年，我试用一年合格，就回去转关系，正式调动。调进去以后，他们又让我到绛县中阳公社挂职锻炼一年，吃“百家饭”。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我被传染了甲型肝炎，回北京养了三个月，我各项指标正常了，就让我管理图书。

我在中国人没有书读的时代，得到了一个最好的读书环境，想看什么书随便挑，灰皮书、黄皮书都有，就看你想不想读。当时内部图书恢复出版，包括《摘译》什么的，内部图书分为省军级、县团级，政策研究室可以买省军级的书。那些内部出版物我都看了。文革前的灰皮书、黄皮书不全了，经历过文革，失散了一些。《人·岁月·生活》原有三卷，当时只剩一卷，《解冻》我看了，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我看了一卷，不全。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当时特别想看，但是没找见。《新阶级》在政策研究室没有，但是省委办公厅有，王川调到省委秘办，他从省委办公厅借出来，让我看了。

那段时间我读了几种书：一类是毛泽东要求干部读的六本马列的著作。我也跟着去省委读书班当工作人员，学习《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我也看了；灰皮书、黄皮书虽然看得不全，但是也看了一些。《带星星的火车票》《愤怒的回顾》等等。文革前翻译出版的苏联、法国的一些小说，如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看过一些；那时候出版的内部书，我都能看到，印象深的有几本：一本叫《人世间》，作者巴巴耶夫斯基，它讲述了一个落魄的老干部看到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开头引了涅克拉索夫的诗，很苍凉，“人世间为什么不在我们这一代告终......”。它在中国的效果和在苏联是相反的。它在那边是保守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有启蒙意义。还有像《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传》、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也是那个时候看的。

1973年，我到山西绛县挂职当了一年公社干部，下基层工作，锻炼锻炼。正好碰到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下发了中央文件，让解决知青工作当中的问题。公社领导说，既然你是知青出身，这个公社的知青工作就归你管。全公社里有三个知青点，我就去转悠。他们有什么问题，我尽量解决，能呼吁就呼吁，能办就办。知青梅天的父亲梅益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文革前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文革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书记。他跟我那时候认识，后来我挂职一年回来了，他也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外语系，学英语。他和我成了朋友。他和《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作者卡玛是101中的同学，卡玛已经回美国，给他寄来了原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我跟他说，《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省军级限购，缺第十八章，讲的是赫鲁晓夫与中国的交往，我们最想看这一章。他说：“我有卡玛寄过来的原版书。”我说：“你能不能给翻译一下。”他很快就翻译过来了，翻译的文本给了我。政策研究室我和一块调回来的知青有9个，我们就悄悄传着看。主任吴象的儿子和女儿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经常和我们走动，他们也想看，就把十八章的翻译稿借走了，结果让吴象看到了。他很紧张。有一次，他和副主任张恩慈一块儿找我们谈话。他们说，这件事有点出格了，一旦出事就是政治问题，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再不能干这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对我们真不错。他们也是名人。吴象在后来是万里的左膀右臂，参与起草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农村改革有独特贡献。张恩慈原来在北大哲学系教书，聂元梓写大字报与他有关系。他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对我不错，不光是这件事保护了我们。平常在业务上对我也有帮助，我在当编辑，如何写稿子、改稿子，都得到过他的指导，他改几个字，我还是很受启发。他的口才好，到县里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到毛泽东，把历史脉络讲得简明扼要、通俗清晰。看书和听人讲一遍是不一样的。

当时张恩慈是研究室副主任兼山西省委写作组负责人。全国“批林批孔”，各省都要成立写作组，张恩慈毕竟在中央机构里干过，见过大世面，所以山西写作组让他负责。调来一些老五届毕业生中的笔杆子。虽然当时舆论是一个调子，但是写作水平有高下之分。他们选拔的，笔杆子都很好。一些人后来也留在政策研究室，我们曾在一块儿工作。现在有一些是国内的学界名家，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刘树成，都是写作组从基层抽调上来的大学生。我在研究室的氛围里熏陶了几年，觉得比我后来到山西大学念书时知识层次高。有人见过大世面，参加过国家队。

我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历史系在在地方院校中水平是比较高的，江地、乔志强、程人乾在全国史学界都有一席之地，但比起我在政策研究室接触的领导，境界上还是逊色一些。我这段读书生活从1972年抽调到研究室，到1977年考大学结束。山西的两派斗争、政坛角逐相当惨烈，粉碎四人帮以后，政策研究室就被王谦、陈永贵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此前有一个“三上桃峰事件”，把原来的一把手谢振华打下去了，陈永贵就提名前省长王谦当了一把手，政坛两派翻了一次烙饼，军队支持的这一派就不吃香了，陈永贵支持的那一派就上去了，而政策研究室原来是军队干部用起来的，所以谢振华下台后，就受到陈永贵的猜疑。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就被当做“四人帮”的帮派进行清洗。省委派工作组整吴象等人，我当时发了几句牢骚，对工作组表示了一些不满，所以他们把我划进了“裴多菲俱乐部”，要解散这个单位。王谦批示，11个人不能留在省委工作，第一名是吴象，第十一名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参加高考。他们说，你参加高考可以，但是，必须到交城参加农村工作队。我要是在太原复习，还能找同学请教一下。我文革前上到初二，数学里没学过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临到高考前五天才让我回来，所以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我只学了四天。我考大学，其他三门都考得挺好，数学我只考了44分，只能上地方院校，就选择了山西大学。

孙：这是1977年还是1978年？

丁：77级是78年春季入学。上学之后，感到多数老师在旧教条的禁锢之下跳不出来，学生思想活跃，老师讲的东西学生不爱听。我大学上了四年，只有程人乾教授的头三堂课留下较深印象。他教世界现代史，就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史。前三节课，他就讲这个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每个问题有哪些不同的观点，这使我受到启发，这是一种学术方法的训练。你进入一个领域，首先要知道别人在讨论什么问题，每个问题有哪几种不同的观点，从这儿入手，就可以进入学术领域。程人乾是有水平的，他毕竟北大毕业，又到波兰留学。他说，波兰培养研究生，就是这样讲课，我就给你们这么讲课。除此之外，那四年没有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江地知道我能写两笔，对我说，你是我的学生。告诉我，我治学是黄花鱼溜边儿，捻军当时没人搞，我就成了。作为一个地方院校的教授，靠这种方法，占住一块自留地，也算是有成就的人。但黄花鱼溜边儿毕竟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

我上学这四年，从课堂上学到的不多。我是北京知青，一放假就回北京，那时候北京有民主墙，有民办刊物，信息比较多。北岛与我住一个院子，他那里有一些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