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足球政治之联盟破裂
【本文写于2004年，当时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此为该系列第二篇】
这次足球革命无疑是由资本发动的。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这场革命将区别于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任何变革，中国足球“革命”成功要依赖资本，也唯有资本才能颠覆现状。不错，在当今的中国，资本是唯一能够向权力叫板的力量。而且，资本能够如此张扬地向权力叫板，在中国，足球可能也是唯一的领域。
然而，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是，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在1998年的一篇报告中，我们曾经指出，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形成一种结盟关系，这种结盟关系不仅左右了社会中的利益格局，而且成为定型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其实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大体都是这样一种格局。足球就更不例外。由此形成的潜规则是，在这种联盟中轻易不能翻盘，尤其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地翻盘。然而，这样被忌讳的翻盘却在球场上发生了。
在我国，资本对足球的介入始于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的广东。在80年代中期，广州白云制药厂出资16万元取得了广州队的冠名权。之后，太阳神公司以200万取得了广州队的控股权。随着足球市场化、职业化的呼声日高，不少企业在足球上不惜掷下重金。但客观地说，那还算不上对足球的经营，企业看重的是冠名的广告价值。如果与中央电视台动辄上亿的“标王”广告相比，一个大企业在足球上几百万几千万的投入，也不算奢侈了。
而且，企业介入足球还有利于获得政治资本。一些城市的官员把足球看作是自己的脸面，如果一个企业肯把这个脸面给打扮漂亮了，就等于与当地的领导攀上了关系。在一个权钱密切结合的社会中，这种收益是难以计算的，仅仅是批地皮和减税就是可观的回报。就这样，虽然人们很难说清哪个企业在足球上获得了高于投入的收益，但对足球的投入仍然是乐此不疲。而这些介入足球的资本，明明也知道中国的足球短期内是难有起色的，甚至也明白中国足球体制的种种弊端，但能忍则忍，反正功夫在诗外，基本的默契一直维持着。
而这次的翻盘，实际上意味着联盟的底线已经被打破。这就涉及到其中的两个因素。
第一，是资本的期望值变了，有人不满足于玩票了，而是要真正把足球当作一个可以赢利的买卖来经营了。有人这样来描述徐明的生意经：2002年，徐明以区区400万的代价买下了四川全兴俱乐部的全部股权，这个价格甚至还不及队中马明宇、黎兵等球星的个人身价。1年后，被公认为降级大热门的川军取得了末代甲A第8名的好成绩，保住了参加来年首届中超联赛的资格。有人说，光这张牌照就不下4000万，何况队中还有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若干年轻国脚。徐明的实践似乎证明，投资足球不仅不是天然赔钱的，更是可以赚大钱的。首战告捷后，徐明酝酿实施更大的足球帝国计划：一方面，他盯上了球员资产优良、却受制于体制缺位和资金拮据的辽宁、八一两大俱乐部；另一方面，他着手进行内部重组，将原来作为梯队培养的实德二队、三队注册成独立的法人俱乐部，参加二、三级联赛。在徐明的如意算盘中，只需要两、三年，他就将拥有约6支顶级球队，这不仅是一笔巨大的资产，也将是他左右中超命脉的重磅筹码。
第二，是球场变了。经过对职业化的一番鼓吹，水平没变的球员的报酬直线上升，一个稍微像点样子的球队，一年就得上千万地烧钱。投资大连万达七年的王健林沉痛地说，“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投资人完全变成了提款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愿做傻瓜的资本就开始萌生退意。所以有人说，这次资本悍然发动向权力挑战的“革命”，说到底只是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行径。
关键的问题是联盟，这是另一个联盟，即足球场上资本的联盟。当现代高调罢赛的声音发出之后，中国足协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这还是当今中国行政权威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尴尬。处理轻了，足协的脸面全无，此例一开，以后俱乐部一不高兴就罢赛，局面就不可收拾。但如果处理重了，后果就更是难以预测。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有人说的国安的背景以及中国的足球联赛能不能缺了首都的球队。实际上，足协最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如果资本纷纷撤资，俱乐部纷纷退出，结局就将是毁灭性的。而足协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要求成立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要求中国足协公布历年财务状况报表”“停止今年中超降级”……等今年中国足球比“国安罢赛”更为刺激的字眼今晚如暴风骤雨般的袭向中国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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