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语教育、外国文学研究。本文原载于《外国语文》2022年第6期，经作者和期刊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 (16ZDA20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世界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多样化或者多元化的客观反映，而具有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恰恰也是各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基础。尽管国内外学界对人类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史仍存在分歧，但技术、考古、历史等领域的实践证明 “人类文明都不是孤立的体系”，世界文化交流互鉴是一种普遍现象。比较文学学科为彰显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互鉴成效提供了重要窗口，让我们能感受到文化和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世界文化多样性既是世界现实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也是互学互鉴所依赖的基础，更是创新进步的关键因素，无论未来的世界如何变化，追求差异性中的共同性应该是我们创造美好世界的基本思维和共同价值趋向。关键词：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历史实践；比较文学
尽管有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战争史、疾病史，但人类文明中向往和平与发展，追求高质量的生命和高品质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成为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持续动力。回顾有关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发现它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斯宾格勒的 “文化 (明) 周期论”，强调从 “文化形态学” 的角度，观察世界文化的兴衰和个性文化的发展。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僵尸一般的存在，继续苟延残喘着，而希腊文化、埃及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业已消亡。这种漠视文化基因传承性的文化观和文明观，无疑有其局限性。汤因比试图从文明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比较各主要文明的演变，探究其兴衰的动因和演变的规律。他强调国家和宗教的作用，将政治、经济、文化视为文明的三大要素，其中文化居于核心地位。这种文明观打破国别史研究的传统模式，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但将 “大一统国家的诞生” 视为文明衰落的标志以及过分强调英雄人物和宗教的作用，凸显其文明论的片面性。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无疑是在宣传和颂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他认为具有民主自由的西方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因为人类有向往自由民主的天性，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尽管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所暴露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使得其思想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他认为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难以避免，并且将一直延续。他对处于上升势头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充满忧虑，提出要依靠北大西洋公约，强化同盟关系，遏制这两种文明影响力的提升。这种充满对抗性的叙事，无疑是想挽救西方文明发展的颓势，同时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从而加剧了世界的动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成果尽管对文明多样性的认知和发展演变规律的揭示有贡献，但也不乏维护西方文明之动机，一元论或者二元对立叙事的立场昭然若揭。本文从世界文化复杂性和差异性的角度，展示历史实践中文化交流的图景，论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交流互鉴和本质，揭示文明与文化多样性演变的规律，总结其特点，从而为尊重和发展文明与文化多样性提供参考。众所周知，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要义是文化的多姿多彩，是文化多样化或者多元化的客观反映，与此同时，文化多样性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具有差异性的文化恰恰也是各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基础。交流互鉴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前提是在差异性中寻找共同性，即探寻可供对话交流的价值观基础。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不以文化差异性作为分裂和对抗的理由，更不能以强势文化打压弱势文化。因为文化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那些不符合自身发展需求和规律的文化，或者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文化才有可能被人类社会所淘汰。
国内外对人类文化的交流史不乏研究，但存在诸多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文明、文化的内涵、标准和阶段性划分存在争议等方面。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视角和立场不同，因此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的认知也不一样，而这恰恰是不同文明、文化交流对话的一部分，应该客观公正、理性地对待这些分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对文明、文化的形塑作用日益显现，于是，巴斯希望把文化限定在技术方面，即 “人对自然的支配”，而文明则用来指社会对人的本能的制约，即 “人对其自身的支配” (菲利普·巴格比，2018：178)。德国学者滕尼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持相反的意见，追随他们的美国学者麦基弗和莫顿将文明定义为 “一个实践的和理智的知识实体和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的总和”，而 “文化” 则被限定为 “价值、规范的原则以及观念的结构” (菲利普·巴格比，2018：178)。斯宾格勒赋予文明 “伟大的文化”，但他特指西方衰落时期僵死的、无生机活力的文明。巴格比将文明和文化作了更为简单的区分，复数的文明是较大、较为复杂的文化，单数的文明指的是一种或多种文化。这些讨论固然有益，但都是西方学者的视角，基本上没有信息时代的意蕴。若从交流互鉴的角度，我们认为文明指能够给人类带来福祉和心灵启迪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信息文化，包括生活方式、观念等。本文所论述的世界文化多样性等同于世界文明多样性，指的是文化中的伟大的部分在交流互鉴中发挥影响力，从而对另一种文化或者文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对于世界文化的交流史，中外学者也存在不同观点，特别是在阶段划分上存在分歧。美国历史学家亨廷顿除了探讨文明的内涵外，还将世界文明分成三个历史阶段。他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一词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 (塞缪尔·亨廷顿，2013：22) 这一解释性的文明定义跟其他历史学家的区分并无太大的区别，但他对文明交流历史的划分明显带有西方学者的立场和观点。他把文明之间的关系视为三个阶段，即 “公元前1500年前的遭遇期、西方兴起的冲击期和一个多文明体系的相互作用期” (塞缪尔·亨廷顿，2013：27-34)。在他看来，“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者根本不存在” (塞缪尔·亨廷顿，2013：5)，这明显忽视了人类文明不断交往的事实。历史学家李利安则将文明交往史分为四个阶段，即 “前丝绸之路时期、丝绸之路时期、后丝绸之路时期和互联网时期” (李利安，2018)。其中前丝绸之路时期的文明交往主要是区域内局部交往，没有将世界上的各大文明连在一起，呈现点状而不是线状；丝绸之路时期，主要是东西向交往；后丝绸之路时期是西方主导的通向世界的通道；互联网时期呈现全球射线状态，可以瞬间将信息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明交往论，实际上反映了东西方的文明交往观，李利安的后丝绸之路时期与亨廷顿的西方兴起的冲击期基本吻合，即都以地理发现为主要标志性事件，所不同的是李利安的阐释中蕴含着文明交流融合的观点，充分肯定了丝绸之路在连接中西文明，包括亚洲和非洲文明的作用，而亨廷顿则采用西方学者一贯的立场，淡化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文明交往事实，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文明早期，东方文明远比西方文明发达，亨廷顿有刻意回避之嫌。事实上，“人类文明都不是孤立的体系。现代文明，如果没有从历史上各种文明以及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的周围文明中大量吸取养分，是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思维模式，也不可能发展现代的基础设备的，历史上每次文化大分化似乎都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刘易斯·芒福德，2009：99)。就人类文明的宗教文化而言，基督教显而易见地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才形成了 “充满创造性热情的欲望、神话、希腊哲学、犹太教中救世主信念、太阳崇拜教以及波斯拜火教等” (刘易斯·芒福德，2009：99)。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又经过玄奘大师西天取经，丰富了中国的佛教经典宝库，并与中国的道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逐步成为形塑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从印度获得了佛教文化，并在实现了中国化之后，与儒道两家并驾齐驱，在互补中圆融一体，终于重构了中华文化的结构，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古代中国所获得的最深厚的外来文化馈赠。” (李利安，2021) 古埃及文明是四大文明之一，对古希腊、古罗马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被其他民族征服的过程中，最终成为一个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些事实说明在近现代文明之前，各种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不同的是范围和程度不同而已。
就技术领域的交流互鉴而言，西方在机器发明上的优势也是文明交往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结果，并非完全是西方人独立的发明创造。“风车则可能是在八世纪的时候从波斯传过来的。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来自中国，其中前两项发明是由阿拉伯人引入的。化学和生理学也是由阿拉伯人传过来的。几何学和力学诞生于基督教出现前的希腊。蒸汽机的最初构想源自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思想家和发明家希罗。16世纪人们重新翻译他的著作的时候注意到了利用这种能量的可能性。” (刘易斯·芒福德，2009：100) 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开始海外扩张，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他文明在此之前所做出的贡献。“在人类历史上，现代机器文明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只有把它置于长期、多元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让人理解，那种认为只需要不多的几个发明家就能够让18世纪的英国机器轰鸣的想法显然是太拙劣了，连小孩子都骗不了。” (刘易斯·芒福德，2009：100)
近年来，在各国申报世界遗产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或者文化遗址的考古中，发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证据或者将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大大提前了。例如，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成功申报的 “丝绸之路” 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馆藏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博物馆中的 “故阙特勤之碑” 的碑面刻有汉文和古代突厥文两种文字语言，背面 (西侧) 为汉文部分，内容为唐玄宗悼念已故突厥可汗阙特勤的悼文，据传为唐玄宗亲笔书写。这块碑刻为哈萨克斯坦在 “丝绸之路” 上的历史作用提供了佐证 (张硕，2022)。再例如，在最新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中，一张薄如蝶翼的金面具宽37.2厘米、高16.5厘米，则成为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出的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该金面具竟与古埃及、古希腊和美洲古代文明中的金面具 “撞脸”。考古学家认为，这个三千多年前的文物，是 “21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也是 “三星堆堪称文明互鉴的绝佳例证” (光华锐评，2022)。尽管目前考古界和学界还在试图揭示三星堆之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互学互鉴的精彩画面将会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曾经被西方话语所遮蔽的互鉴历史必将重见天日。
不仅陆地上的 “丝绸之路” 呈现交流互鉴的景象，海上丝绸之路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十分频繁，只不过这些往来并不是以欧美为中心，而是以亚洲为中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区域性的全球化是从亚洲开始。“中国第一次真正尝试全球化的时间比哥伦比亚发现美洲大陆还要早1500年……开辟了途经甘肃走廊、帕米尔山脉，后来被称为 ‘丝绸之路’ 的贸易路线。此后，随着贸易和权力的消长，丝绸之路的吸引力——以及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新世界建立前全球经济的主导部分……15世纪初，全世界都热衷于中国产品——从最高级的丝绸 (从罗马时代开始在西方受到尊崇) 到最精致的瓷器。” (简世勋，2019：155)除了中国人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外，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非洲人都通过海上航线进行了较为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例如，中国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在沿岸地区留下的各种传说和文化遗产都表明了中国与亚非欧之间的密切交往。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海外探险早了近百年，所用的航海船只达到了当时造船技术最先进的水平，规模堪称世界之最，达到200多艘，在世界航海史和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航海时代之后走上殖民扩张之路，而是坚持经贸往来的原则，这从侧面也证明了中国没有入侵他国的文化基因。
哥伦布、麦哲伦、库克、达·伽马等航海家的探险，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尝到了甜头，纷纷开始在亚非拉抢占殖民地。西班牙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英国在亚洲、美洲和大洋洲，法国在非洲和亚洲各显神通，以牧师和枪炮为软硬两手，大肆掠夺殖民地的各种资源，一艘艘满载而归的金银财宝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整个西方社会都为之疯狂。西方海外殖民扩张所表现出来的贪婪、野蛮和残忍与他们口中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个过程中兴起的贩卖黑奴的贸易更是让他们的罪恶难以在历史中抹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文明发展史是充满罪恶的历史，也是殖民地人民遭受剥削和压榨的民族苦难史，为其资本的原始积累创造了物质条件。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就是征服、奴役、掠夺、杀戮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西方在海外扩张中客观上 “促进” 了文明的交流互鉴，甚至让 “封闭的文化实体” 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但这种从根本上就不平等的交往，也为今天的世界留下了很多难题，甚至是众多世界难题的根源。例如，在欧美国家依然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与他们当初屠杀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加勒比的原住民的历史密切相关。
欧洲国家殖民扩张的另一个结果是移民的增加和欧洲文化的传播。在航海大发现之前，人口的流动基本上仅限于欧洲国家内部，其主要原因是宗教和战争，文化的交流具有区域性特征。工业革命之后，殖民扩张导致移民人口迅速增加，甚至开启了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人口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第一要素，其关键作用毋庸置疑，人员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决定着新经济体的增长和文化的聚集。“19世纪，全球化的最大驱动因素既不是贸易，也不是资本流动，而是人口流动。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这些人大多是奴隶：1820年之前，有1130万人来到新世界，其中870万是来自非洲的非自愿移民。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及交通成本的降低，自愿移民的数量迅速增长。” (简世勋，2019：187) 这里的新世界指的是美洲大陆，一个屠杀了印第安人之后建立起的新兴移民国家。在这些移民中，有不少是来自欧洲的富有国家。“19世纪中期，每年大约有30万移民离开欧洲，多数人来到了大 (西) 洋彼岸。早些年，很大比例的移民都来自富裕国家，主要是英格兰和德国，这样一来，他们增强了移民接收国的企业家人才储备。” (简世勋，2019：188) 类似的情况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它们当初都是英国的罪犯流放地，但最终都是通过屠杀和掠夺当地原住民的土地，建立起了移民国家。在此期间的淘金热，也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探险和定居。人具有经济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人口的流动大大提升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力，客观上增加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机会。
移民文化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世界文化多样性或者多元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但在新世纪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二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不仅怀抱发财梦的普通人想方设法移民美国，而且知识精英也利用美国移民的优惠政策，纷纷举家迁徙，去美国发展。一时间，美国成为不同肤色、不同民族向往的乐园。在此期间，也不乏寻求政治避难的异见人士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矛盾，趁机移民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到了21世纪初期，移民美国的人口主要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海地、牙买加等，以及南美洲和非洲地区” (简世勋，2019：192)。大量的移民一方面给美国文化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在美国政客的渲染下，社会分裂现象日趋严重。与此同时，欧洲的移民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二战结束后，欧洲主要国家面临着人力资源短缺的矛盾，并通过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移民来欧洲工作和定居。如，英国通过《英国国籍法案》之后，大批英联邦公民自由入境英国；德国凭借 “客籍工人” 项目也吸引了不少土耳其人。欧盟成立后，不断通过优化集体性移民政策，促进区域内部的人员流动。1997年《申根协定》正式成为法律文件，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从而保证了劳动力资源的稳定和优化配置。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叙利亚战争的展开，大批难民通过希腊和土耳其涌入欧洲，给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并引发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甚至造成了政权的更替。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右翼势力的崛起，反映了欧洲社会对移民问题的转向。对待难民的态度，往往成为竞选的核心议题，对候选人是否能够当选产生重大影响。无怪乎2012年前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宣布多元文化政策失败。现如今，尽管移民文化成为多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文化互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鉴于欧洲社会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多元文化健康发展的可能性依然渺茫。
反映多元文化困境的移民文学并未受到文化思潮的影响，并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移民文学是人类社会跨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彰显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互鉴成效的重要窗口。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与移民生活相关。进入20世纪以来，移民文学逐渐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饮誉国际文坛的作家。他们以独特的跨文化视角、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现实世界，如被称之 “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的奈保尔、石黑一雄、拉什迪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奈保尔是出生于印度的英籍作家，他的作品多以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人和事为题材，描写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复杂人性，使读者感受到他对历史与现实、殖民与被殖民的独特洞见。“奈保尔的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诺奖评语) 石黑一雄是近年来被人热捧的作家之一，日裔英籍的身份往往使人们多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待他作品的意义。尽管他并没有像奈保尔那样探寻英国文化与亚非拉文化的关系，企图超越母国文化而更加国际化，但其作品中依然保留了东方文化的底色，从而使读者放飞自己的想象。也许正由于此，“他的作品中传递了强大的情感力量，并挖掘出人类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之下的黑洞。” 印度裔英籍作家拉什迪因《午夜的孩子》而成名，但却因《撒旦诗篇》流露出的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和《古兰经》的不恭而遭到伊朗政府的 “追杀”。尽管学界对他褒贬不一，但《午夜的孩子》借撒奈伊的故事，反映了后殖民时代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除了上述三位作家之外，两位来自东非和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和库切也是移民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主题不同、风格各异，但在描写殖民者的暴行和罪恶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有学者对上述作家的作品归属于移民文学持不同的观点，但他们的文学作品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恰恰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文学表征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移民文学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中的一个缩影，展现的是文化张力和矛盾的一面，那么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则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的另一面镜子，折射出差异性中的共同性和共同性中的差异性。比较文学是连接国别文学的桥梁，自学科诞生以来，就一直承载了跨文明、跨文化对话交流的任务。16世纪之后，民族国家成为普遍接受的概念，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就是民族文学或者国别文学。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鼓舞，再加上浪漫主义的兴起，欧洲内部文化交流日盛。为了突破民族文学的孤立性和狭隘性，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基亚等一批法国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举办讲座、成立学术共同体，推动比较文学在欧洲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建立了以 “事实联系” 和 “实证研究” 为主要特色的 “影响研究” 法国学派。法国学派并非封闭的团体，来自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学者相互借鉴，不断地开疆拓土，纷纷在大学里成立比较文学专业，培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才。由于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认知产生差异，欧美学者经常发生争论，其中1962年在布达佩斯会上的争论最为激烈，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方向的全面调整，研究中心也从欧洲转移至美国，韦勒克、亨利·雷马克大力倡导平行研究，并确定了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和合法性，比较文学进入了跨学科平行研究的时代。尽管比较文学依然存在争议，甚至有 “比较文学学科已死” 的论调，但随着比较文学将更多眼光投向亚洲，比较文学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史表明，民族文化只有在交流对话中才能丰富自身的内涵，世界文化多样性只有在互学互鉴中才能保持活力。民族文学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影响研究有其合理性。平行研究也不是没有交集的平行线，而会汇通于人类精神和情感的链接，这也说明了饱受争议的平行研究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提出的跨文化、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结构，使得不同文化谱系之间能够展开对话，共同克服文化隔膜和文化偏见带来的种种问题。“在文化领域内，外在性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异种文化只有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 (然而并不是全部，因为还有其他文化的到来，它们将会看到和理解更多的东西)……在两种文化发生对话和相遇的情况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丰富起来。” (杨乃乔，2002：44) 巴赫金的观点虽然有些保守，但至少认为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历史与实践已经证明，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是保持活力的法宝，不同文化之间对话交流得越充分，越能够从他国文化中汲取营养，也越能够强健自身，并惠及他人。在西方民粹主义日益盛行的背景下，特别是东西方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的时候，尊重文化多样性并保持对话显得更加重要。世界文化多样性不仅包括强调文学性的高雅文化，也包括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在内的大众文化，而后者往往随着网络时代的进步，彰显出其群体性和影响力。“唯有大规模的人类事件才具有较大的重要性。正是众人的所为，才是历史学家首先关切的。” (菲利普·巴格比，2018：139) 近年来，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成为年轻读者的新宠，不仅创作群体数量大，而且读者群达到惊人的地步。根据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20年阅文集团已有890万作者，2021年阅文新增作家95后占比超80%，截至2021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用户总规模达到5.02亿，较去年同期增加4145万，占网民总数的48.6%，读者数量达到了史上最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2022)。网络文学的快速扩张，反映了年轻一代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已经与传统文学存在巨大差异。网络文学 “以天马行空、汪洋恣意的想象为审美根基，表现出一种超脱于现实语境的自由” (吉云飞，2021：146-147)。不仅能满足读者对于 “浅阅读” 的需求，而且能帮助他们在另类幻想世界中 “暂时脱离现实的羁绊与生存的困顿” (王青，2019：110)。年轻读者的网文审美更加多元，既对都市、仙侠、历史情有独钟，又对科幻、现实钟爱有加。其中科幻题材读者95后占比达六成，现实题材读者Z世代占比超四成。与2020年相比，科幻题材付费人数增长率位于全站第一。这种 “事件级” 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少国际买家争相购买网络文学著作，并通过翻译介绍给本国读者。“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传播作品10000余部。其中，实体书授权超4000部，上线翻译作品3000余部;网站订阅和阅读APP用户1亿多。截至2021年底，起点国际上线约2100部中国网络文学的翻译作品，培育海外原创作品约37万部。疫情期间，海外网文作家数量增长超三倍，其中00后占比接近六成。在国内备受欢迎的优秀作品，如《诡秘之主》《天道图书馆》《许你万丈光芒好》《大医凌然》《全职高手》等，在海外亦影响巨大。” (中国作协发布蓝皮书，2021) 中国网络文学的繁荣，吸引着美国、韩国的资本纷纷介入，企图在网络文学的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例如，2021年，亚马逊推出英语原创网文创作和阅读业务Kindle Vella，同年，韩国互联网巨头企业Kakao收购了知名连载小说应用Radish Media和总部设在美国的网络漫画出版商Tapas Media。这些国际资本的介入必将对网络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说明网络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人人都是文化制造者的新阶段。在全球网络互联互通的背景下，当今世界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无法回避传统文学研究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如同强调边缘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样，网络文学与文化也是借助现代网络传媒向传统经典文学发起挑战，并通过文字、图像、视频、声音、动漫、H5等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吸引年轻读者参与其中。过去传统经典文学所推崇的主题价值、意义和审美在一些年轻读者心中的地位下降了，取而代之是网络文学和快餐文化给读者所带来的愉悦感、满足感、成就感。这种短时的感官满足也许是传统文学所鄙视的，甚至是厌恶的，但它确实为承受压力的一代带来了某种解脱和释放。“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 (杨乃乔，2002：54) 威廉斯强调文化生产要放在跟其他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和历史结构中考察其意义和价值。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网络文学与年轻读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关系都是我们看待网络文学兴起和发展的重要观测点。在传统文学生产的过程中，传统经典作家基本上占据统治地位，网络文学基本是可以不计的，但网络时代赋予了年轻人成为话语中心的机遇，使其有机会颠覆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并使自己从边缘走向中心，至少是让传统文学不能漠视网络文学的庞大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的存在。因此，中国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故事不仅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审美标准，而且也颠覆了其传播的机制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文学的崛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诚然，这种快餐式的网络文学到底能够有多少生命力尚需要时间的检验，但网络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值得我们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内涵进行深入思考。一方面，我们防止沉浸于网络文学所暴露的虚拟主义、短时主义，甚至走向历史与现实的虚无主义和麻醉主义，抵制其糟粕中的 “三俗” 现象，弘扬风清气正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时代需求，给网络文学以健康发展的空间和权力，不能简单化地将网络文学贴上 “色情文化” 和 “无病呻吟文学” 的标签，促进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推动弘扬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文学与文化的向善发展，向好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拥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冲突史和战争史，但渴望建立多彩文化世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民意和人心所向。这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互学互鉴的经验中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从反映个体、群体和国家在跨文化交流中挣扎、徘徊的移民文学中，还是描写国别文学相互对话、相互影响的比较文学中，抑或是从反映青年一代审美情趣和生活体验的网络文学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文化和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社会实践，也可以是情感共鸣，还可以超越自我、超越国家和民族狭隘性的共同价值观。世界文化多样性既是世界现实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也是互学互鉴所依赖的基础，更是创新进步的关键因素，无论未来的世界如何变化，追求差异性中的共同性应该是我们创造美好世界的基本思维和共同价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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