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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学、袁炜丨丝路沿线佉卢文铭文钱币考述

新丝路学刊 西北学
2024-09-15

作者简介

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陇东学院教授、硕(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古代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霞浦摩尼教研究》《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敦煌民族史》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袁炜,贵州省博物馆馆员。

内容摘要:佉卢文铭文钱币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产生,基本终止于公元2世纪初,最终终止于公元3世纪末。其流布地域包含西北印度、巴克特里亚以及塔里木盆地。其铸行者包含希腊人、塞种人、帕提亚人、印度人、贵霜人和于阗人。其对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佉卢文源自西亚地区的阿拉美文,公元前5世纪,随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对西北印度的征服,阿拉美文逐渐在巴克特里亚和西北印度流行。近些年,在阿富汗收集和刊布了48件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和希腊统治交界时期的阿拉美文文书,这些文书包含税收、贸易、宗教、商品等内容。在阿富汗东部靠近贾拉拉巴德的格拉曼谷地发现的两处孔雀王朝第三任君主阿育王在位第16年和第17年的石刻铭文,也采用阿拉美文。其逐渐演变为佉卢文,即在阿拉美文的22个辅音的基础上,扩充为5个元音、近30个辅音的文字,其流行于犍陀罗。

现存最早的佉卢文铭文见于阿育王石柱。阿育王在印度各地凿刻石柱,宣扬“正法”。其中遍布于印度各地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婆罗米文,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阿拉美文和希腊文,阿富汗格拉曼和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地区的石柱上的铭文采用阿拉美文,只有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的石柱上的两处铭文采用佉卢文。这说明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佉卢文流行的区域仅是犍陀罗的核心地区白沙瓦,说明当时的印度、中亚统治者选择用不同的语言文字统治具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为佛教宣称的第一位护教法王,阿育王宣扬的“正法”思想包含大量佛教思想。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至贵霜王朝时期,在犍陀罗地区,佛教兴盛。因此,佉卢文在很大程度上与佛教相关联。由于受贵霜文化的影响,佉卢文一度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鄯善国时期非常流行。就现有的材料来看,佉卢文的流行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5世纪。

一、印度—希腊钱币上的佉卢文

将佉卢文用于钱币铭文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90年,德米特里(Demetrios)开始发行其戴象头帽头像的钱币,这可能象征其趁孔雀王朝崩溃时征服印度部分地区(见图1)。公元前190年至公元前180年在位的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和公元前190年至公元前185年在位的潘达雷昂(Pantaleon)的统治区横跨巴克特里亚南北,延伸至塔克西拉的印度河流域。他们开始发行希腊文—婆罗米文双语钱币,且模仿印度印记银币样式,铸造方形银币。其中潘达雷昂钱币正面为君主头像,铭文为婆罗米文Rajane Pamtalevasa(王潘达雷昂),背面为站狮像,铭文为希腊文ΒΑΣΙΑΕΩΣ ΠΑΝΤΑΛΕΟΝΤΟΣ(王潘达雷昂)(见图2)。阿加托克利斯钱币是双语钱币,与之类似。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加托克利斯钱币上,除了君主姓名和王号以外,开始出现ΘΕΟΥ(神圣的)、ΝΙΚΗΦΟΡΟΥ(胜利者)、Jayadharasa(胜利者)等赞语并沿用下去(见图3)。

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60年在位的阿波罗多托斯一世(Apollodotus)首次发行了一面为希腊文铭文ΒΑΣΙΑΛΕΩΣ ΑΠΟΛΛΟΔΟΤΟΥ ΣΩΤΗΡΟΣ(王 阿波罗多托斯 救世主),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Maharajasa Apaladatasa Tradarasa(王阿波罗多托斯 救世主)的双语钱币,这也是第一种有佉卢文铭文的钱币(见图4)。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阿波罗多托斯一世双语钱币上开始出现Tradarasa/ΣΩΤΗΡΟΣ(救世主)一词,此后的中亚地区的钱币铭文中经常出现这一词语,直到贵霜王朝。公元前后,中亚地区的钱币铭文使用“救世主”一词,这与当时欧亚大陆宗教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宗教角度来看,当时的琐罗亚斯德教琐什扬斯、婆罗门教毗湿奴、犹太教弥赛亚、基督教耶稣、佛教弥勒无不宣扬救世的思想。

公元前160年至公元前155年在位的安提玛科斯二世(Antimachus 11)发行的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ΒΑΣΙΑΛΕΩΣ ΝΙΚΗΦΟΡΟΥ ANTIMAXOY(王 胜利的 安提玛科斯)及希腊胜利女神尼姬(Nike)像;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Maharajasa jayadharasa Aptimakasa(王胜利的安提玛科斯)及君主骑马像,可见此处的佉卢文jayadharasa(胜利的)其实代表希腊胜利女神尼姬(见图5)。在这一阶段的印度—希腊双语钱币上,佉卢文是希腊文的准确对译。在19世纪,欧洲学者正是根据印度—希腊双语钱币上希腊君主的希腊文姓名确定佉卢文字母的音值,从而进一步释读出佉卢文。

公元前170年至公元前145年在位的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是最后一位统治横跨兴都库什山南北地域的希腊君主,其发行的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ΒΑΣΙΑΛΕΩΣ MEГAΛOY EYKPATIΔOY(王 伟大的 欧克拉提德);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Maharajasa Evukratidasa(王 欧克拉提德),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希腊文铭文一面与佉卢文铭文一面并不完全对译的钱币(见图6)。

作为佛教宣称的第二位护教法王,希腊君主米南德(Menander)在希腊历史文献、佛教典籍中均“留有事迹”。北传佛教文献《那先比丘经》和南传佛教文献《弥兰陀王问经》记载了米南德与那先比丘进行宗教对话及思辨的内容。古希腊地理学者斯特拉博在《地理学》中指出,“(巴克特里亚希腊君主)征服的部落比亚历山大更多,特别是米南德所征服的部落更多(如果这是真的,他起码渡过海帕尼斯河,向东一直前进到了伊马乌斯山脉),因为有些是他自己征服的,有些是巴克特里亚国王欧西德莫斯之子德米特里征服的。他们不仅占领了帕塔雷纳,还有沿岸的其他地区,其中包括所谓的萨劳斯图斯和西格尔迪斯王国"。在出土文献方面,1979年,在距印度中部马图拉东南350公里,位于恒河流域的贾木纳河右岸的Reh处发现的巴利文碑铭中有米南德的名字及其称号。由此可见,米南德的统治范围囊括了整个西北印度,并且其一度征服了恒河流域。米南德发行的钱币均为希腊文、佉卢文双语钱币,其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ΒΑΣΙΑΛΕΩΣ ΣΩΤΗΡΟΣ MENANΔPOY(王 救世主 米南德);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Maharajasa tratarasa Menandrasa(王 救世主 米南德)(见图7)。有观点认为,米南德钱币上出现的法轮标识表明米南德为了在钱币上突出佛教的地位。但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哈拉帕出土的印度河文明印章中,就有六辐轮形符号。在比佛陀出现的更早的时代,人们就将征服天下的王称为“转轮圣王”。阿育王时期的石刻出现了法轮的形象,桑奇、巴尔胡特佛塔上也均出现了法轮的形象,此后,法轮进一步与佛教相结合,故有必要对米南德钱币上法轮形象的象征意义(代表其征服天下还是对佛教的信仰)进行深入探讨。

米南德死后,印度—希腊分裂,在塞种人入侵之前的50年左右,发行钱币的希腊君主就有十余位。他们发行的钱币的铭文中希腊文、佉卢文变化不大,但有一个称号值得注意,即ΔIKAIOY/dhramikasa。在佛教文献中,dhramikasa被音译为“达摩”,意为“法”,代表佛教正法。dhramikasa在印度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此词词根为dhri’,最早出现在《梨俱》中,最早的意思为“支持”“支撑”“维持”“事物的固有秩序”等。此后词义逐渐演化加深,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Shahbazgarhi阿育王石柱上,出现了佉卢文dhramma-ma[ha]ma[tra]一词,意为“主管公正的高级专员”,“公正”是独立于成文法和习惯法,并被法律和正义所依据的原则。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成文的《摩奴法论》中,“达摩”一词已经包含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含义。综合而言,“达摩”有以下几种内涵:一是指事物的本质,二是指道德伦理,三是指法律中的行为规范,四是代指宗教。其中第四点除了代指佛教外,还代指当时流行于印度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信徒将自身宗教称为Arya dharma,Sanatana dharma,Vedic dharma等。可见,印度—希腊的希腊君主在钱币上使用佉卢文dhramikasa一词,表明这些希腊君主对印度文化的认同,但无法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认为这些希腊君主信奉佛教。

二、印度—塞克、印度—帕提亚钱币上的佉卢文

约公元前140年,塞种人入侵巴克特里亚。约公元前130年,被匈奴西逐的月氏占据巴克特里亚。《汉书·西域传》记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据研究,从公元前125年至公元前100年,塞种人的君主毛乌斯(Maues)建立印度—塞克(简称印塞)王国。大约在公元前87年之前不久,乌头劳[我们将其比定为印塞王国君主阿波罗多托斯二世Apollodotus 11]继任罽宾王(印塞国王),与西汉通使,但经常劫杀西汉使臣。乌头劳死后,其子狄俄尼索斯(Dionysus)继位,但不久便被西汉使臣文忠和希腊王子阴末赴[我们将其比定为后印度—希腊王国君主赫帕斯特拉托斯(Hippostratus)]合谋攻杀,印塞王国之王位为后印度—希腊王国阴末赴取代。公元前49年之后,阴末赴与西汉交恶,其位又被塞种人阿则斯(Azes)夺回,印塞王国恢复。学界传统上认为有两位阿则斯,但近20年有钱币学者提出仅有一位阿则斯。除阿则斯外,印塞王国君主还有阿则里西斯(Azilises)、沃洛奈斯(Vonones)、斯帕拉霍雷斯(Spalahores)、斯帕拉雷西斯(Spalarises)等。

作为第一位印度—塞克国王,毛乌斯发行的钱币铭文沿用印度一希腊钱币上的希腊文与佉卢文,其中希腊文铭文为ΒΑΣΙΑΛΕΩΣ ΒΑΣΙΑΛΕΩN MEГAΛOY MΑYOY(王中之王 伟大的 毛乌斯),佉卢文铭文为Rajadirajasa Mahatasa Moasa(王中之王 伟大的 毛乌斯)(见图8),关于印度—希腊、印度—塞克君主使用“王中之王”这一称号,我们另文撰述,在此不多言。钱学者认为毛乌斯与希腊公主Machene联姻,并发行铸有两人肖像的钱币。而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os)发行的一种双语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ΒΑΣΙΑΛΕΩΣ ANTIMAXOY APTEMIΔΩPOY(王 无敌的 阿特米多鲁斯),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Rajatirajasa Moasa putrasa ca Artemidorasa(王中之王 毛乌斯 儿子 阿特米多鲁斯)。前文已指出,早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之时,就用不同的文字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宣扬政治主张。那么在此处,我们可以认为,发行此钱币的阿特米多鲁斯,面向说希腊语的希腊人,宣扬其自身为“王”;面向说犍陀罗语的西北印度地区民众,乃至入侵此地的塞种人,宣扬其自身为塞种人君主王中之王毛乌斯的儿子。至于阿特米多鲁斯是否为毛乌斯的亲生儿子这一问题,是因其仰慕希腊文化,取了一个希腊名字,还是因其本身即希腊人,被毛乌斯收为养子,对此问题的解答有待对今后出土的文物的发现和研究。但对于阿波罗多托斯二世(乌头劳),根据其发行的钱币和《汉书·西域传》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认定其为取有希腊名字的塞种人。

阿则斯在恢复印塞王国后,发行的钱币的铭文与之前相比,没有太多变化。但到沃洛奈斯、斯帕拉霍雷斯、斯帕拉雷西斯执政时,他们发行的钱币中出现了不少联合铸币,这反映出印塞王国数位君主联合执政的情形。其中,沃洛奈斯和斯帕拉霍雷斯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ΒΑΣΙΑΛΕΩΣ ΒΑΣΙΑΛΕΩN MEГAΛOY ONΩNOY(王中之王 伟大的 沃洛奈斯),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Maharajabhrat Dhramikasa Spalahorasa(大王后裔 正法的 斯帕拉霍雷斯)(见图9)。

除印度—塞克君主发行的钱币外,1978年,阿富汗北部席巴尔干黄金之丘M4出土的一枚印度金币(徽章)上的佉卢文也值得关注。此金币一面的图案为走狮,走狮左侧有一个三宝标徽记(Triratana),走狮右上方有佉卢文铭文Sih(o)vigatabhay(o)(如狮子般果敢);另一面的图案为一人推一法轮,其旁边有佉卢文铭文Dharmacakra Pravata(ko)(转法轮者)(见图10)。由图像风格与铭文可知,此金币的打制时间在公元元年前后,打制地点在西北印度地区。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佉卢文钱币已经逐渐流布到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地区。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翖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当前学界一般认为《汉书·西域传》中作为五翖侯之一的高附翎侯与《后汉书·西域传》中的高附国并非一地,《汉书》中的高附翎侯可能在阿姆河以北的今克里弗(Kelif),而《后汉书》中的高附国则是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喀布尔河谷,安息是帕提亚,月氏是贵霜,罽宾是印度—塞克王国。由此可见,上文中《后汉书·西域传》中描述的即为原属于印度一塞克王国的喀布尔河谷,其在公元后被帕提亚人占据,他们建立了印度一帕提亚王国。在公元60年前后,贵霜丘就却击败帕提亚人,将喀布尔河谷纳入贵霜版图。从钱币学角度来看,在印度—塞克钱币出现后,接着出现印度—帕提亚钱币,帕提亚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安息。公元前250年左右,摆脱了希腊人统治的游牧民族帕提亚,起初在伊朗高原发行希腊文—阿拉美文帕提亚语双语钱币,但此后帕提亚人偏好希腊文化,不但其发行的钱币在很长时间恢复了希腊文单文字,而且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其发行的钱币上的涉及君主称号的铭文中出现了ΦΙΛΕΛΛNOΣ(爱希腊)一词。在公元元年至公元60年,印度一帕提亚钱币上的铭文继承了西北印度地区印度一塞克钱币的希腊文—佉卢文双铭文样式,如贡多法雷斯钱币,一面为希腊文铭文BACIΛEΩC CΩTHPOC VNΔOФEPPOV(王 救世主 贡多法雷斯),另一面为佉卢文铭文Maharajasa Gudaphamasa tratarasa(王 贡多法雷斯 救世主)(见图11),此外,在一些贡多法雷斯钱币上还出现了佉卢文devavrata(天誓)这一称号。

三、佉卢文在贵霜帝国、鄯善国及巴克特里亚钱币中的行用

公元30年至64年,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翻越兴都库什山,占据犍陀罗等地,建立贵霜王国。贵霜丘就却仿照印度—希腊君主赫玛攸斯钱币(见图12)、印塞王国阿则斯钱币(见图13)、罗马帝国钱币(见图14)和印塞总督泽奥尼塞斯钱币(见图15)发行了多种带有佉卢文铭文的钱币。学界研究表明,丘就却发行的佉卢文钱币的流行区域都在兴都库什山以南,其中丘就却仿印度一希腊君主赫玛攸斯钱币流行区域在贝格拉姆和塔克西拉,大王样式钱币流行区域在贝格拉姆、喀布尔和塔克西拉,戴头盔武士样式钱币流行区域在贝格拉姆和塔克西拉,盘腿坐君主样式钱币流行区域在塔克西拉。在这些钱币中,出现了希腊文ZAOOY、佉卢文yavugasa/yavugsya/yaiasa/yaüsa,学界将其比定为中文“翖侯”一词。牛与骆驼样式钱币流行区域在克什米尔,此样式钱币也是第一种出现源自汉文化的“天子”(佉卢文为devaputrasa)一词的钱币。由此可见,在丘就却统治贵霜王国时,虽说贵霜王国将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两地统一于一个政治实体中并广泛发行和使用佉卢文钱币,但佉卢文钱币的流布范围依旧仅限于西北印度地区。

《后汉书·西域传》根据班勇的记载,描述了两位贵霜王国君主,一位是贵霜王国开国君主丘就却,学界将其视作佉卢文贵霜王国君主Kajula Kadphises的对译;另一位是丘就却之子阎膏珍,学界传统上将其视作佉卢文贵霜王国君主Vima Kadphises的对译。随着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罗巴塔克碑被发现和释读,这一结论被彻底推翻。从罗巴塔克碑中可以发现,贵霜王国前四代世系父子相承,按丘就却、Vima Takto,Vima Kadphises和迦腻色迦的顺序排列。对于《后汉书·西域传》中的阎膏珍指的无论是Vima Takto还是Vima Kadphises,抑或是将两人的事迹误认为一人的事迹,学界都有极大的争议。在此,我们在研究Vima Takto和Vima Kadphises佉卢文钱币时尽量不涉及此争议。

Vima Takto仿照丘就却,继续发行牛与骆驼样式希腊文—佉卢文双语钱币(见图16)。在同一时期,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也发行仿照这一样式的钱币,即马样式或骆驼样式的汉文—佉卢文双语钱币(简称汉佉二体钱),在此笔者将其铭文逐一罗列。

印塞王国泽奥尼塞斯发行一面为牛、另一面为狮子样式的钱币,其上佉卢文铭文为Manigulasaputrasa Chartapasa Jihuniasa,意为“Manigula之子Chukhsa州的泽奥尼塞斯”。贵霜王国君主丘就却继承了此钱币样式,发行一面为牛、一面为马样式的钱币,其上佉卢文铭文有四种,分别为: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Kuyula Kaphasa(大王 王中之王 丘就却)

maharajasa mahatasa Kushana Kuyula Kaphasa(大王 伟大的 贵霜 丘就却)

maharayasa rayarayasa devaputrasa Kuyula Kara Kaphsasa(大王 王中之王

天子 丘就却)

maharayasa rayatirayasa Kuyula Kara Kapasa(大王 王中之王 丘就却)

据考证,devaputrasa一词当为“天子”,这也是中亚希腊化钱币第一次出现汉文化因素。此外,从这些铭文中也可以看出丘就却发行的钱币仅样式继承了泽奥尼塞斯钱币的特点,铭文与印塞王国完全无关。

丘就却之子Vima Takto继任贵霜王国君主后,继承了丘就却仿印塞王国泽奥尼塞斯样式钱币,佉卢文铭文为maharajasa rajatirajasa devaputrasa Vema Takho(大王  王中之王 天子 威玛 塔克图)。

汉佉二体钱(见图17)上的佉卢文铭文有11种,分别为:

maharaja Yidiraja Gurgadamasa 

maharaja Yitiraja Gurgasa 

maharajass Yidirajasa Gurgamoasa 

maharaja Yitiraja Gurgamoasa 

maharaya Yidiraya Gurgamoya

maharaja Yitiraja Gurgamayasa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Yidirajasa Gurgamoyasa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Yidirajasa Inabasa

maharajasa rajati口口口dogasa

maharaja口口口sa Panadosana

maha口口口dosana

由汉佉二体钱上的佉卢文铭文可知,汉佉二体钱上有rajatirajasa(王中之王),无devaputrasa(天子),故认为该钱币发行时,于阗国从属于汉而非贵霜王国。这里的“王中之王”同前文所言,最早为波斯帕提亚国王,希腊文写作βασιλεωζ βασιλεων,佉卢文的rajatiraja虽为国王称号,但与其在波斯、印度指代的内容不同,“意为一国之内王者中力量最大的一个,与疆土面积大小无关”。据《后汉书》和《后汉纪》的记载,公元90年,月氏(副)王谢亲领的军队与班超率领的东汉联军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汉佉二体钱是那一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最早的含有佉卢文铭文的钱币,表明佉卢文流布到塔里木盆地或许与此事有关,但还缺乏相关的直接证据。除钱币外,从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地区出土的Dasht-e Nawur三语铭文可以发现,在公元104年Vima Takto统治时,佉卢文就已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官方碑铭中使用。

在Vima Kadphises统治时期,佉文钱币的打制范围向北扩展,巴克特里亚开始打制希腊文一佉卢文双语金币,贝格拉姆开始打制希腊文一佉卢文双语铜币,其上的佉卢文铭文为Maharayasa Rayatirayasa Sarvaloga Isvarasa Mahisvrasa Vima Kadphisa Tratarasa(王 王中之王 世界之主 伟大的主 威玛 伽德菲塞斯 救世主)(见图18),由以上内容可知,佉卢文在巴克特里亚地区流行的时间是Vima Takto和Vima Kadphises统治时期,这与佉卢文在于阗国流行的时间基本相同。

继丘就却之后,Vima Takto和Vima Kadphises进一步向印度扩张,《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后汉书·西域传》所描述的这些印度“别国”,既有塞种人、帕提亚人在印度次大陆的残存小政权,也有印度本土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发行佉卢文钱币,如印度—塞克政权残余塞种人在今阿富汗南部塞斯坦和印度中索拉什特拉等地建立的西部州政权(Western Kshatrapas),其统治者纳哈帕那(Nahapana)发行了一面为希腊文(讹写),另一面左为佉卢文、右为婆罗米文的三语钱币;印度一帕提亚政权残余势力帕柯雷斯(Pakores)在塞斯坦发行了一面为希腊文,另一面为佉卢文的双语钱币;位于旁遮普地区的印度本土国家Audumbaras发行了一面为婆罗米文,另一面为佉卢文的双语钱币;靠近Audumbaras的另一印度本土国家Kunindas也发行了一面为婆罗米文,另一面为佉卢文的双语钱币。

公元127-128年,贵霜王国迦腻色迦即位,迦腻色迦不再在钱币上打制佉卢文铭文,而仅打制希腊文铭文,并最终转为仅打制巴克特里亚文铭文。由此,佉卢文铭文钱币的铸行终止。此后,佉卢文对贵霜王国钱币仍有一些影响,如1908年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迦腻色迦大塔遗址发掘出土迦腻色迦銮金青铜圣物盒(见图19),其上有四行佉卢文铭文、四组神祇塑像,其中一组神祇塑像为贵霜王国君主居中,伊朗系神祇日神Mirro和月神Mao左右护持贵霜王国君主,有学者认为此圣物盒上贵霜王国君主、日神Mirro和月神Mao与胡维色迦钱币上的相关造型极为相似。这可以说明此圣物盒与贵霜王国钱币之间存在技术、艺术交流,可见,在迦腻色迦至胡维色迦时期,贵霜王国钱币打制工匠依旧与佉卢文密切接触。在贵霜王国后期,一些钱币上出现了单个的佉卢文字母,如迦腻色迦二世发行的一些钱币上有佉卢文字母vi、瓦西色迦发行的一些钱币上有佉卢文字母pa、波调二世发行的一些钱币上有佉卢文字母tra,这些钱币的发行时代在公元3世纪30年代至公元3世纪末,与佉卢文在西北印度流行的最后时代相同。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佉卢文铭文钱币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产生,基本终止于公元2世纪初,最终终止于公元3世纪末。其流布地域包含西北印度、巴克特里亚以及塔里木盆地,其铸行者包含希腊人、塞种人、帕提亚人、印度人、贵霜人和于阗人。这反映了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在中亚及中国新疆地区的交汇与融合情况。





文章来源  
原刊于《新丝路学刊》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1-141页。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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