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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柏林墙上有多少根稻草？
文：熊培云
此前，从1949年起至1961年8月13日止，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有近300万。由于农业集体化、压制私营贸易、粮食供应短缺、政治不自由等原因，再加上西德这一镜子国家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选择了离开。据说，仅是从1961年1月到8月初柏林墙修筑前这段时间，就有16万人离开了社会主义东德，逃向西方自由国家。
人生而自由，自由可以称得出一个国家的重量。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知道什么是“强扭的瓜不甜”。然而，几十年前，面对政治上的力不从心，早已经失去民意支持的东德政府不但没有闭门思过，反而用一堆砖头将民众堵在屋里，自己在外乐得逍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这样，8月13日，当东德人从睡梦中爬起来，发现自己很快跌入了一场现实的噩梦——他们被自称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公然剥夺了用脚投票的权利。遥想古罗马时代，当平民不满贵族的统治，端着锅碗瓢盆、牵着牲口弃罗马而去，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时，罗马贵族害怕这个国家倒闭，也只能是追上去和平民低声下气地谈判，以提高后者的权利，而不是修一道罗马墙，将平民围住，逼着他们发明热气球——“gonewiththewind”。
任何苦难的年代，人类都没有丢掉幽默的本性。柏林墙时代的翻墙传说，像悲喜剧，又更像黑色幽默。有意思的是，尽管柏林墙将东德围成一个“山洞里的国家”，然而事实上，这道名义上的“反法西斯防卫墙”并没有阻挡东德人的逃亡。当高高在上的政治道德再也不能动员民众，使他们安居洞穴，甘于奉献，剩下的日常反抗就只是试图出逃者以技术对抗技术了。
背对主义，面向自由。主义之争从此让位于技术之争。墙可以越筑越高，但是大地与天空还在。渴望自由的东德人可以在地底挖隧道，也可以通过热气球、跳楼或者弹射等方式出逃。东德人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柏林墙的去留，在这里自由显然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作用。正是无数人想方设法的争个体的自由，使这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及其象征变得千疮百孔。
我曾经在网上设问“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当许多人习惯性地“站在统治者一边”思考问题，回答集中营是用来监禁异已、虐杀人民的时候，我却坚持认为“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集中营是用来挖地道的”。简单说，在艰难困苦时，我更愿意站在弱者的角度想问题，而不是恶的一边想问题——内心坚定的人，应该对恶视而不见。同样的道理，对于被围困其中的东德人来说，柏林墙的意义亦在于翻越，在于挖地道，舍此实无其他意义。
至于当年有多少人参加了这场零星而日常的“长尾行动”，在反映柏林墙时代的影片《隧道》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六十年代中期，有很多条地下通道穿过柏林墙。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具体数目至今无从知晓。”据说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前，仅是在边界上执勤时逃到西柏林的边界士兵便有2000余名逃到了西柏林。
时隔二十年，我们想起了柏林墙倒塌的纪念日，事实上，从那位东德士兵逃向西柏林的第一天开始，柏林墙便已经坍塌了。而且，在那近30年的时间里，它每天都在坍塌。若干年前，我从巴黎到柏林采访，有机会在柏林墙下逡巡。其时，这个国家已经开放国界，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当生活也早已恢复了常态，最让我心动的是离墙不远的河岸上，大地繁花四起。境过时迁，柏林墙终于还原了它物理上的厚度，抚手而测，实不过两手掌宽。
柏林墙上曾经有多少根稻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没有人能回答有多少人逃出东德。柏林墙倒塌后，美国政府和特工吹嘘自己如何建功立业。然而，在我看来，真正推倒柏林墙的人，正是上述那些日以继夜争个体自由的逃跑者，那些挖地道者，那些宁可花两年时间试制热气球逃跑的人。对于今世界上流行的各种主义他们或许知之甚少，然而他们的络绎出逃，他们坚定而自由的意志注定会让这堵表面上密不透风的围墙名存实亡，方生方死。至于美国政府，或者那些夸夸而谈的特工，实不过是压垮柏林墙的无数稻草中的一根稻草而已。
“柏拉图要理想国，熊培云要思想国”，这是熊培云老师写作的初衷。
在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国中，人人都是国家的战士，奉行专制主义；后者则属于一个开放的gong民社会，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思想的共和国。
熊培云老师是南开大学副教授，具备历史学、法学和传播学三重知识背景，又曾任《南风窗》记者与《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坚持20多年，在学界的思想资源与社会舆论之间架设桥梁。
记者的敏锐视角、时事评论家的犀利洞见、思想者的清明理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普shi情怀，共同铸就了熊培云老师自由、明辨、慈悲、温暖的文字风格。 有读者这样评价：“路见一熊，倾心而从。人们爱用“醍醐灌顶”，我不大清楚这四个复杂汉字的意思，于我而言，就是头顶上痒痒的，眼前很明爽。”
力荐熊培云老师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
《重新发现社会》致力于捕捉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辨析思想与主义的多重纠葛，重建国家伦理底线，扶正gong民的权益与价值，捍卫常识的尊严。本书曾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与《新周刊》年度图书奖。
《自由在高出》出版以来加印三十余次。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本书被誉为“一部让年轻人成为自己的启蒙书”。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熊培云老师沉潜数年的心血之作。以小见大，通过一个村庄的历史，反映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与兴衰。
《慈悲与玫瑰》“致敬所有孤军奋战的灵魂”，在审视自我的同时，谈人如何与社会和他者共洽？如何获得幸福感以及生之意义？如何在逆境中自处自救并成功突围？
秦晖老师：思想自由的国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恰恰恰是值得理想主义者去追求的，也只有理想主义才能突破“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建成这种“思想国”。另一方面，以实现“尽善尽美的理想”为理由去扼杀思想自由，结果只能是：只准我想，不准你想；既无“思想”，何谈“理想”？—— 熊培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熊培云老师无疑是这个时代清醒而明亮的声音之一。他写作，让思想既不悬浮于空，大而无当，也不让其沉没，而是让其成为每个人重新思考，找到自己的力量。先知书店有幸获得熊培云老师少量签名书，数量有限，感兴趣书友可尽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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