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英 | 进士军阀的思想与实践——段金生《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评介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1期

许建英

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段金生博士所著的《调适与冲突——杨增新思想与治新实践研究》一书，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5月出版。正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该书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研究的较系统的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对于近代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地方主义的勃兴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20世纪上半叶，地方主义急剧发展，逐步形成了割据各省的军阀政治格局。杨增新就是众多军阀中的一员，并且是唯一的一个进士出身的军阀，又以其“认庙不认神”及弱兵等思想，在民国军阀中独具风格。加之新疆重要的地缘战略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因素，使得杨增新在新疆的施政颇为学界关注。

该书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阶段，就对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的研究现状做了较充分的梳理，并对如何更深入地研究杨增新提出了较深刻的见解；[1]其硕士论文有的放矢，针对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探索。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加以补充、完善，最终形成此书。笔者以为，该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近代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是一个“政治社会”，在“政治社会”的背景下，对像杨增新这样曾任一省行政长官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新疆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的研究，大都着力于其事功，尚无全面分析杨氏思想理念的成果；此外，已有研究成果对杨增新“无为而治”思想等方面的论述不够精准。该书作者认识到，杨增新的思想与其事功二者间联系密切，一方面他的事功可清晰体现出其思想认识之轨迹，另一方面其思想认识则深刻影响着他事功之进程，因此系统考察杨增新的思想至为必要。

该书对杨增新的政治理念进行了全面考察。书中指出，杨增新具有“天下定于一”的政治理念，他主张国家统一，积极抵制外部势力对新疆的干涉。在统治方略上，主张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霸王道杂之”的治理理念。他认为“共和与专制无优劣”，反映出他对西方学理认识的局限性。书中还指出，杨增新对民族与宗教的认识，是他对如何改变中国命运问题的一种探索，可谓近代以来中央权威衰落之际思想领域争鸣的一个表现。研究杨增新的政治思想，对于理解其统治新疆的各项政策，甚有裨益。杨增新思想认识的传统性，折射出近代西北边疆地区传统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

在经济思想方面，杨增新主张“人生天地间，莫贵于自养”，认为应打破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角色格局，提倡实业，倡导实学。杨增新之经济思想表明他实际上受到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影响，这正是其执政新疆时期经济政策相对保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杨增新具有发展新疆社会经济的认识；另一方面其发展思路虽受近代西方学理影响，但思想深处却仍是中国传统的烙印。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普遍的社会心态，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变迁的艰巨与复杂。

该书详细考察了杨增新道治主义哲学中的治民之道思想。杨增新思想中的无为而治，是“上无为，而下有为”，然后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旨。该书明确指出杨增新的无为而治并非是无所作为，纠正了以往对杨氏无为而治思想认识的误解。杨增新“常使民无知无欲”的认识，一方面是其对民国社会政治混乱不满情绪的宣泄，另一方面也是来为实现其道治主义政治目标学说服务的。这些新观点深化了对杨增新思想的认识，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

该书作者认识到，杨增新的思想与其事功二者之间联系密切。要深刻认识杨氏思想，须紧密地与他在新疆的事功结合起来。基于这一认识，该书对杨增新治新实践也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杨增新治新实践的研究成果颇丰，任何一点进步都十分难能可贵。作者关于杨增新治新实践方面的研究，显示了较为扎实的史料梳理能力，并有所进步。

在“新伊议和及伊犁革命党势力的逐步消解”一节中，作者通过爬梳史料，细致考察了新伊议和的背景与过程，对杨增新瓦解革命党势力的谋略与手段进行了详细刻画，指出其主要运用了稳定上层人士、收买下层士兵人心，牢抓新疆军政组织大权，铁血剪除敌对势力等三种手段。书中还指出，以往论者考察新伊议和时，都对伊犁方面的妥协退让持批评态度，但作者认为在当时中国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伊犁方面在短期内迅速与杨增新达成和解，避免了沙俄借新疆问题作难中国的企图，是双方忧国爱民、维护国家利益的选择，从根本上看有利于国家与民族利益。

书中关于杨增新治新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科布多事件与阿尔泰并新的研究上。作者通过对《补过斋文牍》的认真梳理，对杨增新在科布多事件及阿尔泰并新过程中的态度及实践行为进行了详细刻画，突破了以往研究大而化之的情况。作者认为，经过杨氏的努力经营，虽然科布多最终沦陷，但是阿尔泰地区未被沙俄、外蒙所侵吞，保障了北疆地区的战略安全，对整个国家的西北边防战略意义重大。杨氏的这一作为，与他富有经国之志，秉持国家“大一统”的理念息息相关。通过对杨增新思想与实践的较全面分析，作者认为杨氏思想及其实践，是近代中国特殊时代的产物，既有传统影响，又烙有近代印记。他的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不是当时社会唯一的个案，而是一个群体在近代特殊时代的体现，费正清先生“静态的和谐，而非动态的发展，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2]之论断也许正切合他们心灵深处的思维。

人物研究是一个相对具体的对象，但意义重大。正如该书作者借用“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句古诗所表达的那样，历史人物背后折射的是复杂的时代大背景。该书并未就人物谈人物，而是将杨增新放在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书中对近代新疆的社会政治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近代新疆的社会政治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近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逐步弱化，尤其是清末后，中国政局杌陧不安，中央权威失落，而新疆僻处边塞，中央政府对其之控制更是鞭长莫及。其次，由于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弱化，外国势力对新疆的渗透则进一步加剧。近代俄、英、日、德等列强争相角逐于新疆，企图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再次，本已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关系出现了新情况，“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分裂势力产生，这些都加剧了新疆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性。可以说，该书作者的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的，也是较全面的。

清代中后期西北边疆史地学派兴起，国人对西北边疆颇为关注，所议颇多。作为西北边疆的重要区域，新疆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该书作者通过认真查阅相关史料，对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战略地位、民族与宗教关系、新疆开发等层面的认识进行了详细考察；进而指出，近代国人的上述认识，是民族先驱自强不息的重要体现，是近代救亡图存历史主题的一个体现。这些认识对于我们反思边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指出，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这一“非常态”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对杨增新的思想及其治新实践的研究，既属于中国近代史及人物思想的研究范畴，也属于西北军阀史的研究范围。作者对西北军阀的研究范围进行了阐述，认为西北军阀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宁马、青马和新疆的三个军阀统治集团。但三者各有特点，最根本体现西北军阀特色暨西北地方社会、政治特点的是宁马与青马军阀；而对新疆军阀的考察，除了考察西北社会、民族、宗教等因素外，不能忽视对新疆特殊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审视。此论表明作者对近代西北边疆问题较为熟悉，也表明其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的设想。

作者对杨增新的研究扎实，恪守学术规范。阅读全书可知，作者对杨增新的相关论著十分熟悉，《补过斋文牍》（一编、二编、三编）主要是记述杨氏政治行为的史料，《补过斋日记》等主要是记述杨氏思想认识的资料。这些史料均无标注，但纵观全书，作者引用论著注释规范，断句正确，减免了读者翻检之劳，可见作者史料功夫用力尤勤。学术著作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作者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时，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凡引用他人作品均一一注明；论及杨增新思想与具体行为时，转引较少，即使涉及也都注明转引出处。这表现了作者严谨的学风。这些细节符合曾业英先生所言的该书“利用杨增新的文牍、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对杨增新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及其实践展开了全面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文章资料丰富，布局合理，文字通达，符合学术规范”之评价。

当然，该书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关于杨增新思想的考察较全面，但关于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实践研究方面仍有开拓空间。文中在论述杨增新思想和治新实践内在联系上还可以结合得更精熟，文字表述上还应更洗练、明快。但是，作为一名八零后的年轻学者，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属难能可贵，虽然存在着上述不足，但是瑕不掩瑜，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正如马大正先生及王劲先生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该书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杨增新研究的较系统的学术著作，对杨增新思想方面的系统研究具有创新的性质。相信作者会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在杨增新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